文学评论与一般的思想评论是不同的。文学评论的对象是文学作品(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绘画、影视等)。所以关于文学评论的毕业论文我们应该怎样写呢?以下我们来看看。
范文一：刘斌中篇小说《父亲的土地》读后感
摘要：本文是作者阅读青年作家刘斌的中篇小说《父亲的土地》的读后感。文章系统地分析了《父亲的土地》这部小说的语言、结构、形象，还阐述了作品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刘斌 读后感《父亲的土地》
读完青年作家刘斌的中篇小说《父亲的土地》(载于《文学教育》2014年第11期)，心情很沉重。小说讲述了一位江汉平原的老农，为了保卫一块自己耕种多年的宅基地而历尽波折、心机用尽，最终却鸡飞蛋打人财两空的悲凉故事。
小说以现实主义的笔触，刻画了洪湖岸边一位热爱土地、勤劳倔强、精明世故、强悍冥顽、封建积习甚深的老农形象。“我”的父亲，眷恋故乡，热爱泥土，桑梓情深。面对十年九水、恶劣的自然耕作条件与一度居高不下的农村税费的重压，在全村父老迫不得已纷纷弃田抛荒外出打工的时刻，父亲却毅然做出了独自留守的选择，“出于对祖业故土与生俱来的感激，父亲终于没有出走。眼见得屋前屋后大片的良田抛荒，杂草疯长，父亲心疼不已。如家大口阔不堪重负的好心妇人不忍弃婴抛掷荒郊一般，将河套内荒芜的近四十亩良田承接下来。”作者在描述父亲这一异于常人的举动后，不忘交代这位老农所面临的时代背景，为以后一连串接踵而至的麻烦乃至不公与苦难人生埋下伏笔：“需要特别加以说明的是：其时，抛田抛荒现象在家乡农村极其普遍。田地可以荒芜无主，但谁要承包耕种，又必须缴纳高昂的公粮水费。”――偏远乡村土地政策的变形走样、不合时宜与脱离实际的弊端由此可见一斑。
但显然，作者的叙述重点并不在此。在简要交代父亲所处的农村自然环境与乡村政治生态之后，作家接着用深沉的笔触，冷峻地、几乎是轻描淡写地书写了父亲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漫漫历程。低洼的湖田，不适宜农作物的生长，貌似精明的父亲，开始尝试多种养殖，希望发家致富，却总是事与愿违，梦想落空：养鸭子，被嫉妒的邻居毒死;花了五年的时间，种植小白杨，却因小镇上的造纸厂环保不达标，小白杨无人收购，沦为废材一堆，充作灶膛柴火;转而养殖黄鳝，又因摸不准市场行情，前后两年，面临滞销，亏本甩卖，丰产并未丰收;――这位本分老实的老农，面对年年空空如也、劳而无获的严峻现实，他并不气馁消沉、怨天尤人，而是年复一年，永远怀揣着希望与梦想，在贫瘠的土地上，弯腰弓背，意志笃定地耕刨着他“本该如此”的时光。
笔锋一转，掩饰不住无边的喜悦，作者深情地歌颂了乡村土地命运所迎来的重大转机：进入新世纪以来，党中央对“三农”问题高度重视，吹响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角。随着工业反哺农业、三峡大坝建成并发挥蓄峰调洪作用、水患威胁一劳永逸得以解除、荒废多年的农田水利灌溉设施整修、疏浚一新、免除千年农业税、种粮有补贴、收购有保护价、公路“村村通”、农民有低保、大病有医保等一连串的重大利好，凤凰涅槃，时雨遍洒，春风又绿，贫穷的乡村，一夜之间，进入到鸟语花香、犁耙水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期。但是，新的问题随之而来：过去抛田抛荒、外出打工的农民纷纷返回家园，曾经弃之抛之的土地，转眼成了“香饽饽”，新一轮的土地确权工作又明显滞后于偏远湖区乡镇新形势下的农村现实，瞬时之间，“抛田”变成了“抢田”，无序的热闹替代了曾经的冷清，“无人种地”一下子就变成了“无田可种”，土地资源的相对有限与日益增长的乡村人口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由此，又为父亲带来了新的麻烦与紧张：父亲在抛田抛荒时期“捡”下的40多亩荒芜的田亩，在缴纳高昂的公粮水费、收支勉强持平之后，很快又被人分走;更有甚者，他花了无数心血、投入巨资改造的、一块紧傍村级公路的、打算用作子孙宅基地的低洼湖田，又被人觊觎，打算哄抢私分。父亲于是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在宅基地被人抢走之前，怂恿激将“我”这个“最为孝顺听话的儿子”，抢在分地之前，紧急拖砖置瓦，抢占宅基地。由此，引发了与村人紧张关系的矛盾升级，“我”因防卫过当，失手伤人，辛辛苦苦擦皮鞋捡破烂攒下的20多万元的建房费用，最后因为赔偿伤者医药费与误工费，全部打了水飘，“最可气的是：鱼池上的地，最终还是被鳡鱼的儿子以及墩台上的人瓜分殆尽，而且，据说母亲的墓地，也要在来年的清明节前移到祖坟里去。”――热爱土地，却被土地所抛弃;守望家乡，却为乡邻所不容。常怀希望，守着祖祖辈辈耕种稼穑的土地，即便是在最为艰难的时候，也是不离不弃，与贫瘠的土地相偎相依。然而，朴素的初衷，深沉的情感，执着的信念，最终还是被无序的乡村秩序所淹没，善良的愿望，终是不敌世俗遮蔽、物欲裹挟的乡村现实――这样，小说就将一位普通农夫沉浮挣扎、始终不得吐气扬眉的个人命运与沉重苦涩的现实遭际，置于中国乡村社会转型时期的宏大背景，以一个普通农民风雨奋斗的真实经历与个体视角，试图理清“农业、农村、农民”这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交织关联，从而为党和国家“三农”政策的适时调整与渐趋完善提供一个现实的参照与鲜活的标本。
在我看来，“父亲”既是一个个体，也是千千万万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父亲的集合体。很显然地，在作家的笔下，土地是一个意向，是一个隐喻。她的深沉、厚重、沉默、隐忍、贫瘠，抑或是瞬时的繁华与表面的喧闹，都不改其“厚朴苍凉、默默承受”的底片与本色。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父亲即土地，土地即父亲;父亲是血肉之躯的土地，土地是沉默无语的父亲。”――作者在深情赞颂父亲的坚韧、勤劳、顽强的可贵品质之余，也写出了父亲的倔强：“一村的人都弃田抛荒，南下深圳广州，打工擦皮鞋去了”，父亲就是不走，他“实在是舍不得走”;写他的精明：养鸭、种小白杨、养殖黄鳝，跟着市场打转转;写他的虚荣：眼看着左邻右舍新式楼房接二连三，“父亲坐不住了”，多次怂恿已在城里安家的儿子，在乡下修建高楼，“也好光宗耀祖”;写父亲的勇武与霸蛮：年过六旬，仍是力大过人，与前来哄闹滋事、阻其建房的乡邻据理力争，予以果断回击;写父亲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冥顽不化，不会审时度势，好耍“家长制”威风，最终自咽苦果，为自己的愚昧固执与死不回头付出沉重的代价，落得个心力交瘁、焦头烂额、竹篮打水、人财两空。――这样，小说就以史家的笔触，对准现实，秉笔直书，不避短，不遮丑，不美化，说真话，吐真言，冒着“大逆不道”的伦理风险，为我们写出了一个游走于城市与乡村、挣扎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承载了封建与现代、集合了美德与劣根、杂糅了善念与刁顽的丰富立体的农民父亲的形象来。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这样一位农夫，不正是我们这个背负了千年传统包袱、有着沉重历史负担的、处于新旧之交的现实农村中万千农民的一个典型与代表吗?事实上，洞庭湖畔、洪湖岸边的这个水乡农村，不正是中国广袤乡村社会的一个真实缩影么。双脚已经踏入了新的世纪，脑袋却还停留在旧的时代;机械化的现代耕作方式，已悄然取代了肩扛手提、荷锄手刃的传统农业劳作，但是，脱离了繁重体力劳动的身躯，却似乎还未在新农村的土地上站稳脚跟，显得是无所适从，――这样，作者就以乡村思想建设者的姿态，为我们提出了转型之际世俗乡村社会何去何从的命题，引发了人们对“如何改造我们的国民性”这一沉重话题的长久思考。
评论家樊星曾说过：“好的地域小说，一定离不开对乡风民俗的生动描写”。这个中篇小说，当然也不例外。篇中多个章节，对浪漫的、热烈的、奔放的、瑰丽的楚文化多有浓墨重彩的传神描写，如写楚人崇凤、楚国尚巫，农村建新房时的种种风俗禁忌，“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新房绝对不会建在同一条中轴线上，“邻里之间，后建房的，地基定会超过先建的，家家如此。这样一来，柳家墩的房舍朝向，无形之中，就显出犬牙交错的参差之美来”;还写了道家文化的深入人心，世代相传：“我”家小弟，耳濡目染，五六岁的时候，就会“从门前树上折来柳条，用报纸扎了高帽，套上装过了化肥的空塑料袋，用提杵(捣衣棒)敲打着破脸盆，在逼仄的堂屋转着圆圈，哼唱着含混不清的经文，为疲惫不堪、劳累了一天的母亲表演道士做法事，引得母亲哈哈大笑，疲劳顿消”的情节，就写得生动传神、机趣盎然。透过字里行间，农人劳作的艰辛以及闭塞乡村物质文化生活的平淡单调、索然乏味，由此也可见一斑，读来令人心酸;还有对土地、神树、神龛的书写，以及质朴热烈的大量的楚方言、楚俚语、楚掌故的运用，都是信手拈来，驾轻就熟，为本书增添了俏皮与活泼，充满了水乡特色，又映出了湖区人民的率真与灵动。
我注意到，作为一位醉心于家乡泥土的青年人，从刘斌初学写作起，江汉平原、洞庭湖畔、洪湖岸边这个叫做“薛刘高”的乡村，一直是作家念念不忘、不辍书写、乐此不疲、驰骋文学才情、寄托生活理想的重要战场。在他的笔下，以薛刘高为背景，书写家乡的土地、风物、人情、掌故的作品，我已在杂志报端读过多篇，如《叫声父亲，我泪落如雨》、《父亲进城》、《父亲的鱼塘》、《为农人的母亲》、《怀念青椒炒肉》、《故乡的神树》等等，都是书写土地、赞颂农人、感念亲恩的抒情之作，每每读罢，总觉喉头哽咽，有泪盈眶。乡土中国，一直是乡土文学的富矿。而刘斌则似乎对生他养他的家乡情有独钟，诚如他在一首小诗中所咏叹的那样：“为着衣食父母的土地/做着不眠不歇的歌唱/哪怕漆黑的湖岸/无人听我嘶哑的歌儿/一任我的草房雨骤风狂//”
当然，倘以纯文学的眼光来看，作为一位跋涉在文学道路上的年轻人，他的这个中篇小说作品，在情节的处理、矛盾的冲突、叙事节奏的把握、语言的精练等方面，似乎瑕疵、硬伤还不少，还存在着较多的值得改进与进一步提高的地方。我曾经不止一次地、语重心长地、有些着急地、非常直白地当面给他提出写作上的意见与建议：“不要进行‘新闻式的’、‘照相式的’写作，不要‘野棉花一扯一大堆’，要多学习些小说技法，懂得取舍，学会合情合理地编造情节”。他也曾认真点头，表示接受我的建议，下不为例。但，每次新的作品出来，似乎又总是在“重蹈覆辙”，他也着急，我也感到有些遗憾。如果总也改不掉这个“自说自话”的“老毛病”，那他的写作，似乎就总是驴子推磨“兜圈子”，在原地打转转。
那怎么办呢?恨铁不成钢。不妨就把他的这些个作品，当做是对那块叫做“薛刘高”的湖区水乡的一篇篇的《地方志》吧。――昔日泥泞不堪、贫穷闭塞的刘家墩台，如今已是水泥路面通到庄户人家的房前屋后，高速公路穿田而过，已经征收了墩台上本已少得可怜的耕地。照这样的速度下去，用不了多少年，现代化的浪潮，迟早要让这个闭塞的湖边小村变成无所事事、高楼林立、黑烟滚滚、雾霾蔽日、再也不知耕种稼穑、犁耙撒种为何物的“城中村”的了。――到了那个时候，人们就只有从刘斌的作品中，去寻觅薛刘高曾经白水淼淼、浪逐天高的水的踪迹;或许，也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们才能读出刘斌作品的意义之所在吧。
范文二：浅论门罗小说的开放式结尾及其成因
摘要：艾丽丝·门罗是当代国际文坛上最负盛名的加拿大女作家之一，以短篇小说见长，被誉为“加拿大的契诃夫”。本文主要分析了门罗小说开放式结尾的特征，并进而剖析了造成这种结尾形式背后的深刻根源。
关键词：开放性 自我根源 历史性
英国作家弗兰克·克默德在《结尾的意义：虚构理论研究》中认为，“结尾就像基督教中的世界末日‘启示’，给小说之前的那些行动赋予意义和阐释”①，这表明了结尾对短篇小说而言非常重要。简言之，小说的结尾好与不好，直接影响到小说的情节是否完整、小说的结构是否完美。2013年加拿大作家艾丽丝·门罗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学院给出的颁奖词：“当代短篇小说大师”“以其精致的讲故事的方式著称，清晰与心理现实主义是门罗的写作特色”②。她对小说结尾艺术的处理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本文主要从门罗的短篇小说出发，分析小说开放式结尾的特征并探究造成这种开放性特征背后的根源。
一、小说的开放式结尾
开放式结尾也称空白式结尾，是指“结尾的作用不单是作者替读者总结全文，而是调动读者自己的思维力和想象力共同挖掘小说文本的宗旨和意旨，以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开放式结尾是把一种可能性变为多种可能性，把确定变为不确定”③。门罗小说的结局多为开放式结尾，叙述者并不会主动为主人公的困境和如何抉择指出明路。相当多的故事结局是将女性主人公置于不利或悲情的境地，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存在的问题尚未解决，故事随即戛然而止或已接近尾声。
如门罗在1973年写的小说集《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它是由有着同一个主人公、同一个故事背景、内容相互关联的八个短篇组成。在这部作品中，主人公黛尔“现在终于摆脱了幻想和自欺，摆脱了过去的错误和迷惘，严肃而简单……我想我会开始真正的生活”④。我们知道她要当作家，但无法知道她究竟会走什么样的人生道路，对于她是否找到了自我，是否树立了正确的女性意识等问题，读者都没有太大的把握。当谢里夫对已成作家的黛尔说“相信我，祝你好运”时，黛尔只简单地回答“好的”。⑤我们永远无法知道黛尔是否离开了小镇居碧里，她和博比的谈话又是如何结束的。同样的《好女人的爱情》和《逃离》这两部小说在结尾处也呈现出一种开放性。《好女人的爱情》中读者到最后都不知道鲁佩特是否杀了人，也不知道伊内德最后的结局怎样，是被鲁佩特杀了呢，还是最终和鲁佩特一起幸福地生活下去?在小说《逃离》的结尾部分，西尔维娅和卡拉这两个人物的结局都未最终确定，只是随着叙事的结束而中断。读者不知道卡拉以后的生活到底怎么样，以及不知道西尔维娅为什么要搬家，答案是不确定的。她到底是为了逃避和她共同生活的地方以逃脱她丈夫的影子呢，还是因为害怕卡拉的丈夫而逃离，又或者是因为愧对卡拉而离开?
门罗虽然撰写了不少关于女性的小说，但她们的故事往往没有结局，她们的探索似乎都没有答案。门罗以一篇又一篇的故事诉说了生活中难以言明的苦恼和惆怅，但她从来不给读者以明确的答案。引用门罗所说的一段话来总结：“我们过日子，活下去，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们以为我们把一切事情都琢磨透了，可它们偏跟我们想的不一样。没有一种想法是永恒的，只有细节才有意思。”⑥
二、开放式结尾的成因
在加拿大文学尚不繁荣的年代，门罗以一个大学辍学的家庭妇女的身份开始小说创作，她近六十年的创作生涯几乎都立足于其熟悉的加拿大土地，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她最亲切的安大略小镇中生活、写作。以下主要从两个方面来分析门罗小说中设置开放式结尾的根源。
1、加拿大的历史文化处境
作为2013年诺奖获得者，门罗的一个重要的身份标签便是“加拿大作家”。门罗的获奖对于整个加拿大文学可谓意义重大，而加拿大的历史文化环境对她的创作也产生了影响。加拿大是年轻的移民国家，它的历史非常特殊。和美国情况不同，加拿大更北、更遥远、更荒凉，更易让人感到孤立无援的胆怯和恐惧;最早的加拿大人亦不像美国移民那样抱着一个具体的目的来到新大陆，而只是简单地为了逃离某些灾难。这块广袤的北美土地最早属于当地的原住民，当地的土著文明为加拿大的文化源头。但是从殖民地时期起，这些主要来自欧洲的移民带来了欧洲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都深深地影响着加拿大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思想意识，并且加拿大最终建立自治完全是因为当时南部的原英属的十三个殖民地已经宣布独立并建立了美国，是被动的行为结果，因此，加拿大从建国伊始就感受到了美国文化的强烈冲击。埃尼斯曾在《美国化：70年代问题研究》一书中指出：“我们对邻居大人的存在和权势的认识是如此清醒，以至于加拿大人民的爱国主义与其说是亲加拿大的倒不如说是反美国的更为确切。”⑦对比源远流长的欧洲文学与发展迅猛的美国文学，这个国家的文学几乎是在夹缝中艰难生存，并且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长期分裂为英语和法语两大分支，孤独地发展着各自的文学传统。
门罗自小就意识到加拿大这种与生俱来的边缘性，要想使加拿大从边缘走向中心，进行加拿大民族性的建构，就必须进行多种可能的设想，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小说的创作，设置了一些开放式的结局。因此，可以说门罗开放式结尾的设置实际上是加拿大身份的不确定性在文学上的某种象征。
2、门罗自身生活经历
门罗是地地道道的安大略本地人，出身于平民家庭，是典型的普通加拿大家庭的女儿。她出生于一个人口不足三千人的小镇，父亲是一个破产的农场主，母亲婚前是个小学教师。门罗的家庭经济一度非常拮据，她在高中期间还曾到别人家里做过女佣，就读的大学也是非常地区性的西安大略大学，中途选择了结婚而辍学，婚后成为了加拿大再寻常不过的家庭主妇。门罗处于一个既不属于中心城镇亦不属于外围乡村的尴尬地带，她曾在访谈中坦言“那是一个社会弃儿的社区，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感觉”⑧。尽管居住的小镇威汉姆镇已经地处偏远，但门罗家的住宅则更为边缘。每天门罗经过小桥穿越在威汉姆与西威汉姆之间的时候，能够感受到不同环境对于心境的变化。而且在门罗不到十二岁时，母亲安娜就出现帕金森综合症的早期症状。⑨母亲的患病，使门罗从小就有强烈的宿命论和危机感。她曾在访谈中谈道：“我的母亲仍然是我生活中的一个主要人物，她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却生活在悲哀且不公平中。”⑩由于“二战”的影响，皮草的价格暴跌，门罗家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父亲的狐狸养殖场最终破产。1944年至1949年是家庭最贫困的一段日子，在她日后的回忆中，“就现金流动而言，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穷”。 亲人健康状况以及家庭经济的变化使得门罗从小就有一种“改变”的哲学观，她曾在一次访谈中表述：“感受事情永恒的变化，是我在写作中，以及在日常对人们的观察中极为着迷的事情之一。曾经珍视的信仰会变。对待生活的方式会变。生命中所认为重要的事也会变。”{11}正是基于这种“变化”观念，门罗的作品展现出了一种空白的开放之美。
三、结语
门罗本人的哲学观强调生活的碎片性与含混性，而不是什么整体性和绝对性。她曾在访谈里谈道：“在我自己的生活中就有所有这些互不关联的现实，我在其他人的生活中也看到了。这就是其中的一个问题――我为什么写不出长篇小说来，我从来不会把事情连缀在一起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12}门罗小说开放式结局的设置蕴含了作家自己对生活的独特见解和人生观，并且这种开放式结局的背后有着历史和作家自我的根源。生活是复杂的，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现象无处不在，她的职责是表现生活的各个层次、各个方面，让读者自己做结论。她的没有结论的故事给我们以启示，也促使我们深思。
参考文献：
① 转引自唐伟胜：《体验终结：雷蒙·卡佛短篇小说的结尾研究》，《北京语言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
② 转引自张艺：《理想的小说究竟离日常生活有多远――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花落加拿大女作家艾丽丝·门罗》，《译林》2014年第1期。
③ 李洁平、张福勇：《〈宠儿〉开放式结尾之艺术魅力》，《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④⑤ [加拿大]艾丽丝·门罗：《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马永波、杨于军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273页，第287-288页。
⑥ 陶洁：《灯下西窗――美国文学与美国文化》(北大欧美文学研究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23页。
⑦⑧⑨{11} 转引自周怡：《艾丽丝·门罗：其人·其作·其思》，花城出版社2014年版，第111页，第100页，第8页，第150页。
⑩ http：//www.bundpic.com/2013/10/23899.shtml。
{12} [加拿大]艾丽丝·门罗、珍妮·麦卡洛克、莫娜·辛普森：《小说的艺术――艾丽丝·门罗访谈录》，杨振同译，《当代作家评论》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