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学是研究思维规律的学问。逻辑和逻辑学的发展，经过了具象逻辑—抽象逻辑—具象逻辑与抽象逻辑相统一的对称逻辑三大阶段。以下是关于大学生逻辑学的毕业论文范文精选，一起来看看吧。
篇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学管窥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以下简称“原理”)是高等学校向大学生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公共必修课，它通过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使大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1](P.5)而论述其关涉的哲学基本问题后的逻辑，可以使人们更为透彻地理解相关学理，因而是一个不得不讨论的问题。
一、折断的逻辑
在第一章“世界观与哲学基本问题”这一节中，“原理”阐述了哲学基本问题并引用提到“恩格斯……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1](P.29)为此，在教学中诸多“在场者”都认为既然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1](P.29)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哲学也必然有同样的基本问题。
其实，这种表面看来似乎合理的逻辑推演实际上却是无效的。在“原理”教材中，自始至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都没有被提及。因此，人们从哲学基本问题走向断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有同样的基本问题就不是依据教材本身的结论，而只是基于自己的逻辑推理，具体推理形式如下：哲学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1](P.29)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哲学;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1](P.29)这个三段论的小前提出自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不过，在这篇著作中恩格斯一开始就提到：“1845年我们两人(马克思、恩格斯)在布鲁塞尔着手‘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 [2](P.211)既然恩格斯要清算自己“从前的哲学信仰” ，[2](P.211)说明早在1845年他就已经站在批判哲学的立场上。
与恩格斯一样，从1845年开始，马克思也在着手清算自己“从前的哲学信仰”。 [2](P.211)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就指出：“德国的批判，直到最近所作的种种努力，都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3](P.64)即使到了晚年，马克思在《 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也说米海洛夫斯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4](P.130)
综上所述，不论是恩格斯还是马克思，他们在1845年之后都在批判哲学。而正是在这一年，《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文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已经跃迁到了“新唯物主义”[3](P.57)或“现代唯物主义”。 [5](P.481)这就意味着作为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离开了“哲学的基地”。[3](P.64)所以，尽管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1](P.29)然而人们并不能就此推出“新唯物主义”[3](P.57)或“现代唯物主义”[5](P.481)也有同样的基本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就是唯物主义”。[6](P.310)从列宁的划分来看，他视阈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际上就相当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新唯物主义”[3](P.57)或“现代唯物主义”。[5](P.481)所以，列宁和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际上就是“新唯物主义”[3](P.57)或“现代唯物主义”，[5](P.481)而不是马克思、恩格斯“从前的哲学信仰”。 [2](P.211)因此，根据哲学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1](P.29)并不能走向断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有同样的基本问题。
二、辩证的否定
在批判杜林时，恩格斯说现代唯物主义“只是世界观……，因此，哲学在这里被‘扬弃’了”。 [5](P.481)由此可知，“现代唯物主义”[5](P.481)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哲学的否定是辩证的否定即扬弃。它克服了“从前的哲学” [2](P.211)的消极方面，保留了其世界观方面的积极内容，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 [1](P.28)而作为一种世界观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不涉及人的意识与其对象世界的关系问题。“这两者的关系问题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不能回避的最基本问题” [1](P.27)，同时也就必然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回避的基本问题。不过，这个基本问题已经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前的哲学” [2](P.211)中的基本问题，而是以此为阶梯，对之进行了辩证否定的结论。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批判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 [3](P.54) 这一方面说明在旧唯物主义者看来，一切对象都只是先在的自然存在，只“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 [3](P.76)另一方面，与旧唯物主义者不同，马克思认为要把对象“当作实践去理解”， [3](P.54)这也就是说意识的对象不再是纯粹的自然物，而是人的实践生成的属人的存在或社会存在。
至于意识或思维，当然也不是疏离了人实践活动的某种“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3](P.56)而“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 [3](P.56)是社会的意识。为此，“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 [3](P.54)与唯心主义哲学视阈中的基本问题——与人无关的纯粹的存在和思维的关系问题立即发生了跃迁也即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已经被扬弃，表征为属人的世界的问题即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
三、探讨哲学基本问题后的逻辑对“原理”教学的启示
追问哲学基本问题后的逻辑对“原理”教学提供了重要启示：第一，“原理”教学应当有思想史的视阈。在《费尔巴哈论》中，虽然恩格斯论述了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什么的问题，但是只要进入思想史的视阈，就会发现恩格斯此处提及的“全部哲学”[1](P.29)其实只是恩格斯已经清算过的“从前的哲学信仰”， [2](P.211)并不是当下人们通常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但厘清了这些问题，那么所有的“在场者”肯定不会依据恩格斯关于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1](P.29)而走向断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有同样的基本问题。
第二，必须坚持辩证的思维方式。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思辨因其“都是在纯粹的思想领域中发生的”[3](P.62)确实应该被否定，不过它们却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阶梯，马克思、恩格斯正是站在这个阶梯上发动了一场哲学革命，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对它们既存在断裂的一面，也同时具有连续的一面。因此，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也必须遵循这种辩证否定的逻辑，否则，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诸多范畴、原理等就会由于割裂出了自己的发展史而变得神秘莫测，从而让我们追寻彻底的理论掌握群众成为“意识的空话”。[3](P.73)
第三，必须坚持实践的观点。黑格尔那种“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 [7](P.220)因此，他关于“与人分隔开来的”存在和思维关系的追问表面上尽管“喧嚣吵嚷”，然而其“真正业绩和关于这些业绩的幻想之间”[3](P.63)却存在着“令人啼笑皆非的显著差异” 。[3](P.63)费尔巴哈也“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 [3](P.54)这使他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上只注意到了人对自然的依赖，而没有关注到人能动的实践活动对自然的改造，所以他探讨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也是与现实的历史的人相疏离的逻辑。
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不同，马克思、恩格斯 “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 [3](P.92)这就克服了“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 [3](P.54)和唯心主义的缺点从而跃迁到了“新唯物主义”。[3](P.57)而通过这种跃迁，“与人分隔开来的” [7](P.220)存在与思维的关系问题也从此离开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视阈，成了往昔时代的余晖。可见，对“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2](P.225)因此，“原理”教学要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意义也必须始终站“在现实生活面前”， [3](P.73)坚持实践的观点，这样才能以真正彻底的理论推动马克思主义走进广大学生的生活。
篇二：从后期维特根斯坦看《逻辑哲学论》的基本脉络与架构
《逻辑哲学论》在西方哲学思想史上称得上是一本奇书，全书内容不足三万字，英文版文本至多八九十页，但是其对于西方哲学界的影响极其深远。我们一般将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划分为前后两期，正是这前后期分别启发了英美世界两个相互对照且影响力最大的两股思潮：逻辑实证学派与日常语言学派。并且，维特根斯坦思想之影响事实上早就超出了英美哲学，甚至遍及欧洲大陆及后现代哲学。因此，将维特根斯坦称作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是名至实归的。
起初，维特根斯坦认为既然日常语言容易出错，那么终结一切哲学问题的争论，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一套精确的人工语言，来纠正这些错误。1918年，维特根斯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服役期间完成了《逻辑哲学论》，文本的前言和结论反应出全书的核心要点。全书按照数学的方式写作，共有七个大方面的命题、论点。除了最后一个命题，前六个命题下面都有不同层次的解释说明。一层一层的展开，使其构成了一个严密的多维体系。维特根斯坦在前言中将《逻辑哲学论》的意义概括为：“凡是可以说的东西都可以说清楚;对于不能谈论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1]反过来理解就是，能说清楚的东西是可说的，对于不可说的东西，则须保持沉默，这是在给可说与不可说之物划界，是在给语言和思想划界。对能说的要清楚地说清楚，对不能说的部分不要用语言说，要保持沉默。通过研究语言，我们可以给语言划界，把可说的、能说清楚的东西搞清楚，讲清楚，那么在它之外的、不能说的东西也就能显示出来，这部分是语言的误用，是无意义的;而非站在语言和非语言之间划界。这部分不可说的东西不是说我们不能及，而是指没有认知和思想的意义。这是维特根斯坦前期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
《逻辑哲学论》中至今仍为学者、追捧者所津津乐道地是“图式论”的观点。即语言是世界的图式或图像，这是一种反映论。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超出语言表达的范围就是不可说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语言的结构就是经验世界的结构。“语言是世界的图像。语言由命题构成。命题是事实的图式。语言是命题的总和。命题是基本命题的逻辑函项。”[1]“有基本命题的真假决定命题的真假，基本命题是简单命题的排列。”[1]基本命题相互间是独立的，独立事态间的描述，彼此不矛盾。逻辑空间，现实世界，可能世界。这些命题构成我们的思想界限，讨论世界的界限，就要进入的逻辑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有真和假。真构成了科学谈论的对象，这一部分是有意义的，可以加以谈论的。正负两类命题构成思想，整个思想的空间同逻辑的空间一致。基本命题的真假是由科学活动和日常观察直接得出的，哲学关注的是能否导出命题的真。因此以往的哲学要提供形而上的根据，这是一种语言的误用，是无意义的，我们须保持沉默。至于不可说的，诸如伦理的、审美的、形而上的，甚至关乎情感的种种，都是神秘的体验，是跟事实无关的领域，但这部分是更为重要的。而语言所及的世界，在广袤的世界里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在这个界限之外，是不可见的黑暗，是语言所无法描述的东西，但是真正动人心弦，充满魅力的恰恰也是这些东西。
后期的维特根斯坦重返剑桥，在《哲学研究》中，我们读得出他对前期思想的批判意味。然而，如果纵观他的前后期思想，我们会发现一种贯之的脉络。人生活在语言中，但并不仅仅依靠语言，维特根斯坦在后期“语言游戏”中表达的观点其实就是他在前期那些不能向我们说出的东西。它向我们表明所有语言活动都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显示生活形式。这预示着一种新的发展转向，西方哲学的实践转向，以往很少有学者把它与西方哲学的脉络加和起来考察。在后期，他深入分析日常语言，将《逻辑哲学论》中能够说清楚的东西，做了更详尽的阐释与补充。他认为语言的意义不在于外在的对象，而是在于语言的使用。语言表面的相同掩盖了实际的差异，要让语言动起来。语言的实践，使用在先，只有在使用中语言才有意义，这使用是在语言游戏中完成的。[2]任何一个语词的使用只能在一个语言系统中才能实现，单个概念是没有意义的。语言不是一个静止的逻辑构造的产物，它是我们生活的一种活动，不仅包括语词语句，而且包括人们的行为、操作等等，这样一种语言与行动的结合被称作“语言游戏”。将语言比作游戏是强调的意义在游戏之中，而不在游戏之外。[3]只是在这个范围之内看语词应用恰当与否。首先，在一个语言游戏之中不存在外在对象。其次，语言是不需要用其他的目的或标准来证明的。因为语言的规则不来源于外部的实在世界，它像游戏规则一样，是任意的，这个所谓任意是说在日常生活的使用中，它带有任意性，就一个语词概念可以在不同的场合使用。
语言的教育，不在于说明，而在于训练。语言层出不穷，不是只有一种规则，语言的规则是内在的，但是表现却是任意的，这完全要看语词在语言游戏中的使用来决定。语言的变迁是如此之迅速，网络语言、潮语言……人类的语言与日俱增。交往的范围不同，游戏规则就不同。语言游戏是生活形式的一部分，只有在儿童最初学习语言的那个阶段才能被我们看的更加清楚。“语言游戏是使用符号的方式。”词的意义就在于它的用法，而非本质主义的论断，在事物背后没有统一的共相、本质，所谓共相不过是“家族相似”。[2]语言有没有一个共有的特征，我们看到只是它们之间的交叉相似性。界限不过是根据我们的实践、目的划分出来的。划界是客观的，不是随意的。界限既清楚，又不清楚;既确定，又不确定。心理主义的问题使得“反私人语言论”的提出顺理成章，维特根斯坦认为一种语言的使用一定要遵守一个规则，而这个规则应该是公共的。私人语言实际上是把奥古斯丁的那种对应论从外在移到了内心。没有标准，就没有真假。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前后期维特根斯坦事实上是一个层层递进，日渐丰富的思想体系。前期提出了问题的框架与形式，后期卓力使其变得丰腴，富有生机。一如它的发展由人工语言主义进入日常语言主义，并由此并开启了下一个伟大的哲学时刻，现象学随之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