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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去年下半年开始的美国次债危机逐渐引发升级扩大成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并直接导致美国多家大型企业破产直至全球性的金融大震荡。在此情景之下，各国相继采取了具有针对性的救市措施和经济振兴计划。作为国家协调和干预经济的经济法理应在经济危机的大环境下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本文拟从加强金融监管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以期有所启迪。
一、论文关键词：次贷危机,经济法,金融监管
众所周知，所谓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 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其特征是人们基于经济未来将更加悲观的预期，整个区域内货币币值出现幅度较大的贬值，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的损失，经济增长受到打击。往往伴随着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提高，社会普遍的经济萧条，甚至有些时候伴随着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层面的动荡。此次的经济危机主要是从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而来。正如有的学者所言，美国经济最大的特点是虚拟经济，即高度依赖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美国金融危机是其经济过度虚拟化和自由化后果的集中反映。从危机的演变过程看，其直接源于美国房地产市场中资产证券化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所引发的金融衍生品的膨胀与泛滥。次贷危机(subprime lending crisis)又称次级房贷危机，它是指一场发生在美国，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引起的风暴。它致使全球主要金融市场隐约出现流动性不足危机。此次 “次贷危机”是从2006年春季开始逐步显现的。2007年8月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可以做这样的概括：此次金融危机是由不良的房贷引发，使得商业银行负担起债权，经过不恰当的金融衍生工具炒作之后呈现一种不正常的放大炒作后，形成的货币泡沫危机。进行比较详细的分析是：房地产的发展产生了次级贷款，使得商业银行负担上债权;商业银行又将其债权转移给美国两大住房贷款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两方机构通过发行各种次级债券，从而再将债权转嫁给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等投资者。投资银行之后发行了大量的金融衍生工具，比如各种信贷违约产品等具有调节杠杆作用的衍生产品，仍旧将风险转嫁给各种投资人。美国的对冲基金和对冲交易作为其中一种重要的调节工具，本身是一种低风险、高收益的产品，它基本可以保证持仓模型的平衡，同时具有很大的规避风险的能力。但是，许多对冲基金的操作人员为了追求凌驾于中高收益至上的暴利，想要通过各种谋取利益，这种现实状况极大地增加了这种工具的风险，并逐步将本来可以在很小范围内、很小代价下即可控制的次贷危机迅速升级为全球性的金融风暴。
金融风暴会引起信贷危机，信贷问题则会直接影响实体经济，信贷危机会导致银行与金融机构破产，经济产生持续性的衰退，并直接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和就业状况，直至出现经济复苏。在此过程中，各国投资者损失将不得不自行消化危机产生的各种经济问题，并可能出现其他重大社会问题。一方面，从企业层面讲，企业内部的经营状况出现问题，造成减产甚至破产，企业会出现大量裁员状况。另一方面，从社会层面讲，发达经济体的消费陡然下降，新兴经济体的信贷出现危机，对外出口的增速大幅下降;失业人员大量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同时，国家被迫增加社会公共投入，以稳定经济、平复社会问题。再一方面，从国际层面讲，首先，各国的经济政策主要以针对本国的经济状况制定，但是却会很大可能上损害其他国家的经济利益，例如，可能会造成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其次，许多国家为了转移国内民众对于经济危机的关注，而通过其他手段转嫁经济危机，如刻意制造国际、地区争端，甚至会形成国际局势的动荡。
二、金融法视角下美国次贷危机的原因
金融市场上的金融经济关系主要是由金融组织、交易、调控以及监管关系构成。一国通过建立完整的金融体系来实现对整个金融经济关系的合法性确认，并且在规定权利、义务的前提下，将金融经济关系纳入到符合整个社会经济利益的正常轨道上。结合事前的预防机制，事后的权利保护机制和法律责任措施将已经确认的金融法律关系加以完整的保护，维护正常的金融法律秩序。金融法律关系兼具有保护性和调整性的功能，在金融市场上实现信息反馈、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的作用，并直接推动整个宏观经济的发展和繁荣。笔者认为，在现代经济社会运行状态下，虚拟经济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际运行中，虚拟经济应当也必须和实体经济发展紧密结合，才能建构一个相对良性竞争、合理发展和稳定运作的金融宏观体系。但是美国经济的现实状况是：美国的金融政策调控能力不足，实体经济无法承载虚拟经济的运行;金融监管的制度性缺陷导致了次贷危机的必然发生;此外，最重要的是美国的对外战争构成了金融危机爆炸性扩大的重要根源。笔者将分述如下：
(一)美国金融政策调控能力弱，经济实体的承载力不能负荷完全市场化的金融交易
美国的金融体系是世界上最典型的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其最大的特征就是：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的交易比重远大于信贷市场的交易比重。一方面，它基本上对银行的信贷扩张不进行任何干预;另一方面主要是采取利率等价格型工具手段进行调节控制，并且作用几乎仅限于微观金融层面。这种金融体系在自由程度、自发倾向、运行惯性、风险发散等方面都更加自由且难以调控，这对于美国当局的经济调控能力提出的要求极高。但现实情况是美国的货币政策制定权力和执行权力都仅限于美联储，后者仅仅是通过利率手段进行市场的调控而行政性干预很少，这样直接导致了国家经济调控的虚无和货币政策上的高度市场化，但是市场的自发调整能力毕 竟有限且滞后。最终的结果就是经济实体的承载能力偏弱，而完全市场化的金融交易施加于经济实体的压力过重，在追求经济效率远大于经济安全的目标指导下，必然的发展趋势就是经济实体不堪重负而爆发经济危机。
(二)美国金融监管的制度性缺陷导致次贷危机发生成为必然
美国金融监管的制度性缺陷是导致次贷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美国现行的金融监管体系是在解除了银行进入证券业和保险业的基础上，银行、证券公司等可以联合经营并谨慎管理的体制，并且同时允许各主体通过建立金融控股公司从事各类金融业务。笔者认为，在这种复杂监管的表象下存在着许多深层次、制度性缺陷：首先，监管层次上多存在重叠、错位和缺位现象。美国的金融机构经常存在同时接受多家监管机构监管的现象;美国证监会和美国期货交易委员会的冲突也是备受指责。最令人诧异的是：1998年大规模参与外汇市场、期货市场、货币市场和证券市场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突然破产，竟然无一家监管机构对其实施过监管。其次，监管过程多存在恶性竞争。监管竞争的过程本身应当是中性、合理的，但是为了争夺更多的监管权、获取更多的监管资源，监管机构之间也往往会出现明争暗斗的情形。通常情况下良性竞争会促进整个监管行业的健康发展，但是一旦“择劣竞争”出现，那么“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就会直接在监管行业中蔓延开来，其造成的无形损失也将是不可估量的。
再次，监管信息交流不畅、监管成本高昂也是现在的困境。各州之间多借商业秘密之名拒绝公开监管信息，形成无形的监管信息条块分割;同时，美国庞杂的监管机构也直接造成了高额监管费用的层级累加。
(三)全球为美国对伊战争是金融危机的真正原因
笔者认为，美国对伊战争是金融危机爆发的真正原因。布什政府执政八年期间，发动的对伊战争消耗了大量的财力和物力。理论上说应该给美国的现实生活和经济状况造成不小的影响，但是反观其国内情况却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原因何在?结论就是美国直接操纵了以其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美国通过以其为首的国际货币体系技术性的从其他国家转嫁了战争的花费。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正值美国货币大幅贬值，许多国家便认为美国不能通过美元的贬值将危机和赤字输送想全世界，由全世界为美国承担经济危机。现在的状况是，美国通过其金融霸权让全世界为其对伊战争买单。美国之所以能够得逞，是因为现行的世界金融体系存在深层次的矛盾：美元霸主地位在金融国际化过程中不断巩固并且其逐步迈入金融资本主义，并使其他“伙伴”落入工业资本主义。只有美国显示出自由创建和重组全球性的国际机构的意愿，以适应其金融需求，因为从超级债权人地位变为超级债务人地位使这些需求已经改变。而欧洲和亚洲国家似乎缺少某种为其经济演进而进行制度规划的基因，就像一个跳舞的人跟随着舞伴的领舞一样，简直如同美国的镜像。
三、金融监管视角的对策性分析
(一)监管原则的落实和监管模式的嬗变
1、风险监管原则。监管者对于风险的监管是最基本、最前置性的问题。一方面，需要制定详细的市场准入制度，从源头上强化对风险的管控;另一方面，对于金融衍生产品的品种风险和人为原因风险也应当进行适当地评估和监控。同时，应当配以相应的风险超标处罚措施，以增强风险监管的威慑性和惩戒性。
2、强化信息披露机制。金融监管者有权要求银行或申请人就其金融创新产品进行信息披露。笔者认为，首先这其中应当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明确创新产品的审计评级条件;具体评价级别;相应的上市规则以及上市过程的具体监管信息。最重要的是，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可靠，不可出现弄虚作假的状况。同时，需要明确对于信息的真实性进行审核。其次，应当对于评级本身进行具体化，不能够简单的定性为3A或者2A，因为评级本身就涉及到信息披露和风险定位等诸多敏感性问题。所以完善、细化整个评级标准、评级过程，突出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性评价尤为重要。
3、强化金融法的安全流动效益原则。其着眼于资金和其他金融资产利用上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一方面，要保障金融资产安全，高度重视金融资产安全的事前防御，防范区域性、结构性金融风险和化解金融危机，并维护整个金融业的稳健发展，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金融业脆弱性;另一方面，以保证金融安全为前提，以加快金融资产的周转速度，提高金融资产的使用效率为目标。两方面结合正确处理金融安全和金融效率的关系。只有如此，才能保证整个金融业的健康、有序、合理发展。
4、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我国实行的是一种政府机构监管、投资银行进行谨慎跟从的监管模式。政府机构的监管部门主要是指证监会、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监管。但是问题在于我们的态度问题:产品可以推出，基本上无限制，并且没有审批原则。笔者以为，这种目前的监管模式于我国并无问题，但是关键问题在于现行监管模式下监管力度不到位。对于产品的推出必须依据前两个基本原则进行严格的控制，不仅是对于信息的披露和产品的评级问题;而且应当需要强调整个的审批过程，从审批的条件、标准到整个审批程序的严格执行和时间限制，都是我们金融法规和相关监管部门必须进行体系化、制度化的对象。在综合考虑立法宗旨、社会整体利益和经济风险三者的前提下，完善、强化现行监管模式的保障性作用。
(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重构
基于国际金融体系的深层矛盾和经济危机的现实状况，郑永年教授认为，美国所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已成为美国从其他国家转移财富的机制，中国不能一味、盲目地帮助美国恢复其经济地位，而应在美国和欧洲之间寻求平衡，这才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中国应该完善现代国家制度、社会保障体系、金融体系，使人民币成为基础货币，最终建立金融多极化世界。笔者认为，使人民币成为世界的基础货币是符合我国利益的，也是我国成为金融多极化世界中拥有重要话语权的良好方式。但是，我们不应当高估自己的实力，或者至少不应当盲目的乐观。我们不应当仅仅从欧洲和美国两个经济体之间做出选择，而是应当基于地缘政治和新兴经济体的角色在即将转变的世界金融体系中占据有力地位。因此，笔者非常认同周小川先生提出的超主权储备货币政策。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应当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可以克服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风险，也可以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可能。由一个全球性机构管理的国际储备货币将使全球流动性的创造和调控成为可能，当一国主权货币不再做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些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他认为应当由一个值得信任的国际组织将全球的储备资金集中起来进行管理。笔者认为，从近期利益讲，可以很大程度上弱化金融危机对于我国的影响;从长远利益来讲，这是我国获取国际金融话语权的良好机会，在推动此进程中，中国可以作为新兴经济体发挥相当重要的推动作用和领导作用，并进而提高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
战胜金融危机不仅需要我们切实从加强国内金融监管的角度来保障，同时，旧的国际金融体系的打破和新的金融秩序的建立也是必须和可行的。
参考文献：
1、赵静梅：《美国金融监管结构的转型及对我国的启示》，载于《国际金融研究》2007年第12期
2、郑永年 《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秩序的建立以及中国的选择》
3、周小川 《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
4、董安生 演讲《美国金融危机的原因教训与影响》
5、董安生 演讲《金融风暴的法律前瞻》
6、葛敏、席月民：《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统一监管模式选择》，载于《法学杂志》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