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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浅析童年经验对萧红文学创作的影响
摘要：文章分析了童年经验对作家萧红文学创作的影响。童年经验包括“不愉快”和“愉快”两大类，认为“不愉快”的童年使萧红作品出现“父辈缺失”：“愉快”的童年使萧红作品中反复出现祖孙书写的特点。
关键词：童年经验;文学创作;萧红
“童年经验是指从儿童时期的生活经历中所获得的体验。”[1]作家一般将童年经验以回忆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加入文本之中。然而，作家的文学作品中记载的童年经验已经不是它原本的经历和最初的状态，而是作家在经历世事、体会人生之后，加入自身的体验、记忆和感触的重构与再创造。正如弗洛伊德所言：“在所谓的最早童年记忆中，我们所保留的并不是真正的记忆痕迹而却是后来对它的修改。”[2]这种修改受到了各种心理力量的影响。
一、“不愉快”的童年经验――父辈缺失
“不愉快”的童年经验对一个人的影响很大，它将会形成一种难以抹去的心理阴影，在之后的人生中会形成一种心理定势，甚至会给主体造成心理暗示。在萧红“不愉快”的童年记忆中：祖母不喜欢她，甚至用针刺过她的手。亲生母亲姜玉兰对她总是漠不关心，继母对她更是十分恶劣。而她的父亲张廷举作为封建家长的代表，更是以严厉、不近人情形象出现。萧红童年时期曾经被脾气暴躁的父亲呵斥、狠踹过。当然，这些童年记忆也多次作为生活原型被写到作品中。
萧红作为大家族里的头生女，平时大人们对她是万般骄纵溺爱，才养成了她任性与顽淘的性格。在萧红六岁那年，祖母去世了。她独自游离于在全家异常悲伤的情绪之外，沉浸在自己的游戏之中。“祖母已经死了，人们都到龙王庙上去报过庙回来了。而我还在后园里边玩着。”[3]小说《呼兰河传》是通过儿童视角叙述的一部童年回忆录。在萧红对童年经验记述时以“我”的想象、记忆为中心来宣泄情感。在对童年的回忆和追溯时，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提取与再现，而是在“选择性记忆”的基础之上加以重组。对于一个封建地主兼官僚知识分子的父亲来讲，在如此情形下看见了自己的女儿头顶缸帽大喊大叫地闯进屋来，肯定会怒不可遏地将其踢翻。“父亲一脚把我踢翻了，差点没把我踢到灶口的火堆上去，缸帽子也在地上滚着。”[4]这次事件作为“不愉快”的童年经验影响萧红对其父亲的态度。之后由于父亲张廷举工作繁忙常常离家在外地供职，与父亲相处的时间也非常有限，父女之间的感情很空洞，没有温度。萧红长大之后，因为抗婚使得家族蒙羞，父亲一气之下将其开除族籍。这意味着萧红与封建家庭的“被脱离”与“被决裂”，进一步加剧了萧红与其父亲的之间关系的恶化。
对于萧红而言从小缺失父爱的现实状态或多或少地折射到其文学创作中。她在作品中对“父亲”形象的极力回避和强烈躲闪。从这种言说忌讳中可以看出萧红对她父亲的惧怕与憎恨。在《哑老人》、《汾河的圆月》、《莲花池》等作品中“父亲死了”;在《夜风》、《离去》、《山下》等作品中“父亲缺位”。在萧红作品中父亲形象几乎都属于一个简单的形象化符号，进而表现为家庭结构建构模式为“父辈的缺失”。
海明威曾说过：“不愉快的童年”是一个作家最好的早期训练。对萧红而言这种“不愉快”的童年经验的确对她的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影响――童年时期“不愉快”的经验作为文学创作原型，影响了萧红在文学创作中形成了父辈缺失模式。
二、“愉快”的童年经验――祖孙书写
“愉快”的童年经验伴随作家的成长，随着阅历的增加，他们会将这种愉快和美好重组与延展，进而形成文学作品中的亮点。萧红初到香港面对恬静和优美，有山、有树，有漫山漫野的鲜花和婉声的鸟语的写作佳境时，可她却只看到寂寞与忧郁。漂泊异乡的心灵无处安居，乡愁郁积心头形成了一种眷恋故乡的心理定向，回忆“愉快”的童年成为萧红在生命尽头聊以自慰的一种方式。
萧红出生在一个生活优裕的地主兼官僚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就得到家族长辈的喜爱与娇惯。祖父母为其取名为荣华，希望她日后能荣华富贵。祖父张维帧将她视为掌上明珠，对她无限的娇惯与溺爱。在《呼兰河传》中，萧红写出了她与祖父相处的点滴记忆。“我生的时候，祖父已六十多岁，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八十岁，祖父就死了。”[5]这段细腻的重复式语言并不是简单地对年龄的交代，而是反复叙说着自己的情感与思恋，体现了祖父在萧红生命中的重要性，并且成为她“愉快”的童年经验里的中心人物。“愉快”的童年经验除了源于祖父对她的宠爱还有自家那座童话般的后花园。这座后花园面积大约有二百来平方米，里面不仅有杨树、柳树、樱桃树、榆树、李子树;还种着蔬菜、瓜果、向日葵和玫瑰等。这座贮存童年愉快经验和记忆的城堡，被萧红津津乐道反复描绘，从她的笔尖透露出童年无限乐趣以及字里行间那一老一小的祖孙情深。“祖父一天都在后园里边，我也跟着祖父在后园里边。祖父带一个大草帽，我戴一个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我走不动的时候，祖父就抱着我;我走动了，祖父就拉着我。一天到晚，门里门外，寸步不离，而祖父多半是在后园里，于是我也在后园里。”[6]萧红对祖父的依恋与祖父对萧红的宠爱使得祖孙互为对方愉快的源泉。孤独的老人与失落的孩子在被人遗忘的角落里互相取暖。
在20世纪40年代的大背景下，外在环境与知识分子内心的状态都发生着剧烈的碰撞。人们从“铁屋子”中觉醒之后，开始重新审视传统的大家族文化，对封建宗法制的批判态度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童年时期关于亲情的温暖记忆又让他们难以与其决裂。在面对大家族的“束缚”与“囚禁”时，受到新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唯一的选择就是“逃离家”。在离“家”之后，孤独的体验远远超过了“家”对其现实的束缚，寻找精神慰藉与灵魂寄托成了知识分子们无意识的行为。在日落西山的大家族之下，在父辈强权之下体会不到半点温情，但却在祖辈那里寻找到大家庭的温暖与依恋。正是这来自祖辈的“愉快”童年经验使得萧红在离家思念故乡的时候，不仅仅对空间地域的回忆，更是从心理上难以忘怀的人和情。从心理层面来讲萧红采用“祖孙书写”的叙述手法体现出了她的情感归宿与寄托。
童年经验对于作家的创作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宝库，通过对其不断地重组和修改，进而得到新的内容。这些“不愉快”抑或是“愉快”的童年经验都会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文学创作。萧红的作品弱化父子关系，凸显的祖孙之情。这种“父辈缺失”与“祖孙书写”模式深刻地再现了萧红的精神世界的复杂与丰富，也呈现出独特的情感性特征。
参考文献：
[1] 童庆炳.作家的童年经验及其对创作的影响[J].文学评论，1993(3).
[2] 弗洛伊德.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弗洛伊德主义原著选辑(上卷)[M].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3][4][5][6] 萧红.呼兰河传[M].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
篇二：莫言小说《蛙》中“姑姑”的人物形象分析
摘要：《蛙》是中国当代作家莫言的作品，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小说由剧作家蝌蚪写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四封长信和一部话剧构成，讲述了“姑姑”传奇的一生，展示了乡土中国六十年波澜起伏的生育史。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复杂多义的乡村女医生形象 “姑姑”，对人性进行了拷问。
关键词：莫言 《蛙》 计划生育 人性 姑姑
一、背景和创作基础
小说以乡土中国六十年波澜起伏的生育史为背景，讲述了“姑姑”万心这个山东高密地区妇产科医生传奇而复杂的一生，揭示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尴尬与矛盾，闪烁着对生命强烈的人道关怀和敬意。如果没看小说，也许会对莫言将小说取名“蛙”感到莫名其妙。小说之所以取名叫“蛙”，作者也有阐述，蛙，又谐音娃，蛙和“娃”读音相同，而主人公“姑姑”的一生都在和娃娃打交道，她的生活和工作，都离不开孩子;另外，蛙的叫声类似小孩子呱呱的哭声，这也是后期的“姑姑”一听到蛙声就备受煎熬、如临大敌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蛙”也音同“娲”，女娲的故事大都耳熟能详，女娲造人，文中的主人公“姑姑”也是一位妇产医生，送子娘娘。
历史往往是只看结果不论过程的。很多东西也一样。抗战的胜利，国家的解放，发展进步改革开放，无一不是历史最好的注脚。不过在胜利和成功背后的无数先烈和鲜血却是永远埋葬在历史长河中的泥沙。小说重点剖析了计划生育这一历史事件，将历史的功过通过“姑姑”这一乡村医生的角色展现得充分而立体。不过与当代文学惯常的历史书写方式不同的是，这部小说并没有采用“现实主义”式的叙事成规，而是具有鲜明的后现代主义写作的特征。
二、“姑姑”的人物形象和性格
“姑姑”的父亲是当年八路军跟随白求恩的从军军医，在当地小有名气。“姑姑”继承衣钵，卫校毕业后在高密东北乡当起了妇产科医生。她推行新法接生，很快取代了“老娘婆”在妇女们心中的地位，用新法接生了一个又一个婴儿，被当地人奉为“送子娘娘”。但是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后，“姑姑”也从万人敬仰的“送子娘娘”变成人人唾弃的“杀人妖魔”。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姑姑是有着一种为计划生育事业奋斗终身的决心和信心。她手段极其强硬，变得六亲不认。步入晚年后，姑姑意识到自己罪孽深重，开始寻求自我救赎之路。她对青蛙的恐惧、对泥娃娃的吊唁直到最后上吊自杀，都是对过往的一种忏悔，对自身的一种救赎。
1、“姑姑”的最初时期
姑姑作为老军医的子女，性格坚强刚烈，当被日本人控制在城里时也是毫无惧色，胆识过人。姑姑从卫校毕业后，继承父辈的衣钵，成为了一名乡村妇产医生。她坚信科学，鄙视老接生婆对科学的蔑视、对人命的草率。年轻时就能对自己厌恶的接生婆大打出手。这时的姑姑是年轻有活力的。她医术高明，很多情况危急的产妇都在她手里转危为安。每个经她接生的产妇都对她赞赏有加、心生敬意，渐渐的“姑姑”也小有名气，取代了传统的接生婆成为了东北乡远近闻名的“送子娘娘”。她是勤奋善良的。为了救人，她可以冒雨骑山路赶去接生;就连家里面母牛难产，她也竭尽全力。“姑姑”既是党员，也是烈士遗孤。她的优秀让人望而却步。飞行员王小倜的出现让“姑姑”对爱情和家庭充满希望。但是随着他开飞机叛逃到台湾，一切的梦想因此破灭，她的爱情也因此夭折，在我看来这也是“姑姑”性格变化的起点。虽然后来有很多条件优越的追求者，但是姑姑始终放不下这一块心病。
2、“姑姑”的第二时期
计划生育政策出台后，在党和国家的号召下，姑姑带着自己的助手“小狮子”，成为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忠实支持者和坚定执行者。为了实行计划生育，她和张拳一家弄的不可开交，最后逼得张拳老婆溺死在了河里一尸两命。自己的侄子媳妇王仁美性格直率而可爱，从不接受流产到逼的不得不接受安排，最后难产大出血死在病床上。她的执着也让懦弱的“我”束手无策。她对政策的执行近乎疯狂，得知王胆的身孕后，和王胆一家子玩起了捉迷藏，不惜时间和代价一定要达到目的，最后王胆路上早产虽然生下了女儿陈眉但也死在了逃跑的路上……在那样一个疯狂的时期，曾经泼辣的万心还在，但已经不是那个懂得善待和感恩的“姑姑”了。她在自己的家乡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计划生育政策，雷厉风行，大义灭亲。这个时期的姑姑，完全没有了自我意识和辨别是非的能力，变成了一个为了计划生育事业无视一切、无视生命的人。
3、“姑姑”的最后时期
“姑姑”一辈子相信科学，坚信无神论和唯物主义。但是在她晚年的时候，虽然在家庭里表现的风轻云淡甚至有些随性泼辣。其实她不断地经受着来自自己经历的拷问、灵魂的煎熬和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痛苦。在作品的最后话剧阶段，那些在姑姑手下流走的无数小生命幻化成青蛙妖精不断地对姑姑进行着拷问和鞭笞。脑海中的那些蛙声，在姑姑的耳朵里就像孩子们的哭叫，都是来向她讨债的无数冤魂。姑姑的晚年也一直生活在这样的恐怖气氛中，这是灵魂里的痛苦。姑姑最后嫁给了村里的泥人匠，她让丈夫用泥巴将那些因为计划生育政策被打掉的孩子一个个捏出来。姑姑将他们供奉在小黑屋子里，每每上香也振振有词，这是她对自己前半生罪恶的忏悔，也是对生灵的告慰。话剧中最后一幕，姑姑在“我”的注视下上吊自尽，被救下后的姑姑得到了心灵的救赎和轻松。“我就是死过一次的人了”，死过的人这是赎罪，也是对自己的交代。这是一种死而复生和“姑姑”对自己的新生。
三、对“姑姑”的评价和解析
“姑姑”这样一个角色在小说中的出现，我们不能用单纯的善恶来评价她。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一个热血的时期。每个人都更像是机器的一部分而并非活生生的人。作者莫言借“姑姑”这个人物，表现出了作为亲历者对当时社会状态的分享和思考，对传统和愚昧的抗拒、抵抗。对“姑姑”这个人物，我们不能一味的厌恶和鄙视。作为一个计划生育的前线执行者和妇产科医生，我相信她也并非冷血无情，她也是对自己有过拷问和无数次的纠结。她对生命的态度是认真负责的，就像她在文中的一句“我有什么办法呢。”。一位受人敬爱的“送子娘娘”，在原则和时代的推搡下，逐步放下了自己善良的包袱，成为了王仁美口中“忠实的走狗”。人性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也变得相对扭曲。
“姑姑”同时也是一个可怜可爱的人。她一只手托起生命，另一只手沾满了鲜血，为国家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她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她对家人的爱、对生命的尊重在她生命的末期得以宣泄。用她自己特殊的方式，书写了那一代人的无奈和悲哀。
参考文献：
[1]张勐. 生命在民间──莫言《蛙》剖析. 南方文坛. 2010年第3期
[2]张彦. 蛙、娃、娲――论莫言《蛙》中姑姑形象转变的三个阶段. 广州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3年第1期
[3]冯能锋. 生命的剥夺与救赎者--莫言《蛙》中“姑姑”形象的分析. 南风. 2014年第36期
篇三:浅谈丰子恺《渐》及“大人格”的内涵
摘要：丰子恺的《渐》是散文名篇，但作者谈“渐”究竟要表达什么意思?这个“渐”与后面的“大人格”又是什么关系?这是值得探讨的。通过文本细读并对丰子恺一贯思想的分析，笔者认为丰子恺写《渐》，应该是希望世人能够从“渐”中把握好时间并把握好自己的生命，成为一个拥有“大人生”和“大人格”的人，而所谓的“大人生”、“大人格”则是那种看透社会人生又懂得舍己为人的一种价值取向。
关键词：《渐》;内涵;大人格
丰子恺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其作品《渐》是散文名篇。这篇文章不仅被选人丰子恺的各种散文集，也被粤教版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二收录其中。但作者谈“渐”究竟要表达什么意思?这个“渐”与后面的“大人格”又是什么关系?这是值得探讨的。
在对“渐”的理解上，不同教材及书籍有不同的解读，为此节录以下三种代表性观点：1.粤教版配套练习《名师金典》认为“作者写作此文的目的”是：“唤醒人们的时间意识，激励人们要把握好时间，把握好人生。”2.认为“本文所阐述的人生哲理”是：“人生是一个过程，它在年复一年地渐渐地变，这过程是那样短又那样长，是那样单调乏味、相似重复，又那样充满新奇、五彩缤纷、变化莫测。我们总是不停地在走这单调而又平凡、新奇而又多姿的人生之路，总是在不断地去把握这变化莫测的人生。”3.粤教版配套教师教学用书中的基本解读则是：“《渐》由浅入深，通过对人的生命历程中渐变规律的描述和分析，唤醒人们的时间意识，激励人们要把握好时间，把握好生命，做一个有‘大人格’、‘大人生’的人。”以上三种观点，简言之就是劝人珍惜时间、劝人珍惜时间把握人生、劝人把握时间做一个“大人格”价值倾向的人。
对于《渐》这样的议论性散文，因为它“主要是体现作者的自我见识，阐释自己对于社会人生的感悟和看法，具有鲜明的个人色彩”，所以可以先理清文章思路，把握文章层次，再从作者角度进行分析。
首先，“渐”在生活中有以下表现：“孩子变老头子，从极缓又长远山坡走下，人生如风琴键板进行，少女变老婆子。”(这是讲的人生阶段，强调人天真烂漫的本性在变坏);“巨富的纨绔子弟变贫者、佣工、奴隶、无赖、乞丐、偷儿……”(这是讲人生境遇，渐变的不仅仅是身份地位，还有人的思想道德品质);还有第三段的事例：四季轮换，白昼变夜，儿女长成，除夕守候水仙花开。(四项事例分别对应该段第二句提到的“春秋代序，阴阳潜移和物类的衰荣生杀”)。
明白了“渐”的表现，再看一看“渐”的本质和作用是什么?文章第6段指出，“渐”的本质是时间。第4段则指明：“渐的作用，就是用每步相差极微极缓的方法来隐蔽时间的过去与事物的变迁的痕迹，使人误认其为恒久不变。”同时，作者先是举了一个比喻的故事：农夫抱犊过沟。通过这个故事说明自己误以为是不变的，其实每日都在增加其苦劳，用这种误以为，证明时间的隐蔽性。接着，作者又拿时辰钟作为人生的象征，因为时辰钟的针平常一看总觉得是不动的，但是它时时刻刻都在动，也使人受“渐”的欺骗，这也是“渐”的隐蔽性。在文章第三段，文章还指出：“往年除夕，我们曾在红蜡烛底下守候水仙花的开放，真是痴态。倘若水仙花果真当面开放给我们看，便是大自然的原则的破坏，宇宙的根本的摇动，世界人类的末日到了!”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渐”是无所不在的，是大自然的基本规则，是造物主的微妙功夫。阴阳潜移，春秋代序，以及物类的衰荣生杀无不暗合于这个法则。如果水仙花当面开放，就是破坏了自然的基本原则。这也说明：“渐”对自然，对社会，对人生都是必不可少的，是一种必要存在。
综上而言，“渐”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具有隐蔽性使人受尽其欺骗，二是自然社会的基本法则，不可避免。所以说，作者写《渐》的本意不可能简单的是希望人们珍惜时间，否则，文章从第五段往后就没有多少存在的必要了。因此，作者写“渐”显然是为了引出后面的人生道理，是从时间问题出发来谈人生的。所以，可以排除第一种观点。至于《渐》是第二种观点侧重谈人生，还是第三种侧重谈价值观念，这还要探讨“大人格”、“大人生”的内涵。
“大人格”及“大人生”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呢?各种选本的散文集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粤教版教材、教参等辅导资料也没有给出明确答案。比如说，很多人认为只要是个著名的名人都可以看做是‘大人生’‘大人格’，像庄子、孟子、孔子、老子、范仲淹、屈原、邓小平、毛泽东、林觉民等等。很容易发现，类似陶渊明、苏轼、庄子、老子等人表现出一种淡泊之志，与世无争。但孔子、范仲淹、鲁迅、林觉民之类，都是积极入世的，积极反抗黑暗社会，为天下人谋永福。按照传统的观点，第一类人属于“出世之人”，第二类人属于“人世之人”。两种不同的人为什么都是“大人格”“大人生”呢?这显然是矛盾的，为了准确理解“大人格”的内涵，应该细读原文，同时兼顾丰子恺的一贯思想。
在文章第6段，有一个别有意味的乘火车例子，文章说：“乘火车的旅客中，常有明达的人，有的宁牺牲暂时的安乐而让其位于老弱者，以求内心的太平(或博暂时的美誉);有的见众人争先下车，而退在后面，或高呼：‘勿要轧，总有得下去的!’大家都要下去的!然而在乘社会或者世界的大火车的人生的长期的旅客中，就少有这样的明达之人。所以我觉得百年的寿命，定得太长。像现在的世界上的人，倘定他们搭船乘车期间的寿命，也许在人类社会上可减少许多凶险残惨的争斗，而与火车中一样谦让、和平，也未可知。”
那为什么乘真正火车时，明达之人常有，而在乘人生火车时，明达之人就变得少有了呢?从原文来看：“因为一般人对于时间的悟性，似乎只能够支配搭船乘车的短时间;对于百年的长期间的寿命，他们不能胜任，往往迷于局部而不能顾及全体。”前面已经讲过，“渐”是自然社会以及人生的神秘法则，而且这个法则是隐蔽的，使人受尽其欺骗。所以一般人容易为“渐”所迷，迷于局部而不能顾及全体。但像乘船搭车，当人们直接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因为时间缩短，“渐”变就相应地被放大了，人的警觉性就相应地提高了。所以人也就容易看得开想得明白，然而当一个人面对人生的时候，则少有这样的思考，只顾蝇营狗苟，逐名逐利，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如果人生只有搭船乘车这样的短时间，人就会感觉时间宝贵。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人与人之间也会因为时间宝贵而放弃凶险残惨的斗争，而追求谦让、和平，成为明达之人了。
接着，丰子恺在《渐》的结尾处写道：“然人类中也有几个能胜任百年的或千古的寿命的人，那是‘大人格’‘大人生’。他们能不为‘渐’所迷，不为造物主所欺，而收缩无限的时间并空间于方寸的心中，故佛家能纳须弥于芥子”。考虑到丰子恺写过《车厢社会》这样一篇散文，那么，可以充分的理由这样认为：丰子恺所说的“大人格”与“大人生”与乘火车的明达之人应该有一定相似性――首先看得开，其次要对他人有益。
为了更好地理解“大人生”与“大人格”的内涵，还要从“车厢社会”中走出来，仔细体味佛家、白居易、布莱克三者的观点。作者引用三种类似的观点，应该是用佛家“纳须弥于芥子”解释“大人格”“大人生”，然后用白居易与布莱克的诗歌进一步解释说明。佛家“纳须弥于芥子”，是寓大于小。白居易的诗，前一句是寓大于小，即不明达之人眼里天大的功名利禄其实就是蜗牛角上的一丁点不值得追求。后一句则是寓长久于短暂，即不明达之人眼里的漫长人生其实就如石头碰撞石头所产生的火光一般转瞬即逝，没有必要做凶险残惨的事情。布莱克的诗歌，前半部分是寓大于小，即从沙粒花朵中看世界看天国，后半部分也是寓长久于短暂，即无限时光就在手掌中把握，永无穷尽的时光也是在一刹那之间。
再回到“大人格”与“大人生”上来。不为“渐”所迷，不为造物所欺，就是说要明白“渐”是大自然的神秘的原则，“渐”具有欺骗性。因此，就不要蝇营狗苟逐名逐利，而是如火车上的明达之人一样，少争不抢，懂得退让。这样的人，不执著于身外之物，不计较个人得失，追求一种超越世俗的乐观豁达心态。故有人认为陶渊明、庄子、李白之类淡泊名利归隐山林者是“大人格”“大人生”。
对于收缩无限的时间与空间在心里。则更多的是寓大于小，寓长久于短暂。在这篇文章中，渐，更多的是消极的负面的事例，但对于“大人格”“大人生”则因为他们能看得破放得下而能变消极负面为积极正面。从“渐”与时间的角度来看，“渐”就是一个个当下，一个个刹那，把握住这一个刹那以及另一个刹那就能把握住永恒。从“渐”与空间的角度来看，“渐”呈现的更多是大与小的区别。对于个人来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把握住自己这一个“小芥子”，有时候就是把握住了国家民族这座“须弥大山”。在此处，就要像火车上的明达之人一样，仅仅看得开是不够的，还要积极维护“车厢社会”的秩序，要积极为他人做贡献。所以，那些投身革命愿意为国为家奉献自我的孙中山、林觉民等自然也属于“大人格”“大人生”之类。
显然，以上两类对“大人格”“大人生”的理解其实是对原文的断章取义。要想准确理解，还需要将两者综合起来，毕竟原文中火车上的明达之人是一个整体，而佛家、白居易、布莱克的诗歌及含义也是一个整体。所以，可以这样认为，只有那些看得清社会人生、看得开个人得失，同时又愿意为社会奔走努力的人才可以称得上是“大人生”“大人格”，两者缺一不可。因此，丰子恺在《渐》中说“人类中也有几个能胜任百年的或千古的寿命的人”，是“有几个”，而不是像很多教案教参上认为的那样很多。
除了细读文本，从丰子恺一贯的思想倾向也可以理解“大人生”“大人格”的内涵。丰子恺1921年东渡日本学习西洋艺术，在这期间，他对夏目漱石推崇备至。夏目漱石是丰子恺的精神营养所在，也影响丰子恺最终走向佛门。后来，李叔同(弘一法师)的高僧风范则成了他皈依佛门的精神样板。对于佛法，弘一法师在一次演讲中这样说到：“佛法以大菩提心为主。菩提心者，即是利益众生之心。故信佛法者，须常抱积极之大悲心，发救济一切众生之大愿，努力作利益众生之种种慈善事业，乃不愧为佛教徒之名称。”显而易见，丰子恺绝对受这种佛教思想的影响的，段奇也认为“‘纳须弥于芥子’既是丰子恺信奉的人生哲学，亦是佛家的教义。而真正的大人格者掌握世间核心的道理，不为‘渐’所动，知道生命是一个“渐”的过程，才能获得一种心灵的超脱放达，而佛教恰恰是使众生超越自我、完善自我的途径，它可以帮助人们摆脱时间的蒙蔽，认识事物的本性，从而求得心灵的畅快与解脱，使人‘超越于无名众生之上而从精神上感受到、意识到一切皆苦的真谛。意识到这一真谛，也就迈出了佛教式人生解脱的第一步”’。
综上所言，丰子恺写《渐》，应该是希望世人能够从“渐”中把握好时间并把握好自己的生命，成为一个拥有“大人生”和“大人格”的人，而所谓的“大人生”“大人格”则是那种看透社会人生又懂得舍己为人的人，这样的人恐怕类似于佛陀拥有般若智慧，但却怀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胸怀普度众生，诚如此，也真的如丰子恺所言“也有几个能胜任百年的或千古的寿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