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我曾去听由北京来的“王春播” (企业管理)博士的演讲，并一起吃午餐。他是国家财政部官员，但说话举动像个学者，也像个实践者，对西方的企业管理也有认识。有人对我说他是代表新一代政府官员的面貌，但我对旧一代官员不认识，不可比较。

　　王博士指出中国企业不能单以“亷价产品”来对外竞争。他在德国亲眼见到中国制造的打火机，便宜到德国人不相信；但较安全的打火机(例如小孩子打不动的)，中国却做不出来。他又用“制造轮胎”为例，指出制造轮胎的新技术，有三分之二是Michelin所创造的，而Michelin的轮胎产品虽比其它生产商的轮胎产品贵，却能雄霸世界市场，也打进了我们中国市场。我同意王博士的看法，但我认为控制成本对任何产品来说都是十分重要，因为它会直接影响产品的价格或市场业绩。但是单靠“低成本，廉价格”来竞争，只是懂得“计数”，不够“眼光”。要做到不被人家淘汰，就必需两者兼备。

　　王博士亦说中国企业需要“长寿”，西方企业的平均寿命是35至40岁，某些大公司如Ford，更超过100岁。我在午餐时对王博士说，企业长寿是需要领导人有较长远的眼光，建立起核心竞争力（core competence）及制度化（institutationized）。 王博士当然明白我的意思，但我发现很多人单以字面来解释core competence，却得到错误的理解，其实这些都在Harvard Review或其它企业管理的书有详尽解译。先解释为什么要有较长远的眼光，一间企业(在小的时候未熟识市场，在大的时候希望再造自己)是可以改变方向的，但如果它永远不知道自已长大后将会是什么，那些企业幸运便生存，不幸运便被淘汰，长寿的机会不大。至于core competence，最好的例子是Sony的video technology，它拥有整个学习环境、学习文化，来达到最成功的群体学习(一般的企业只可以达到成功个人学习，差劲的企业连成功个人学习也达不到)。群体学习是(一)不容易模仿(二)不容易击败。举一个例子，如果一间科技公司只靠一两个达到成功个人学习的高手，这一两个高手离去后，那企业便很容易被竞争对手击败，而达到成功的群体学习的企业不会因为一两个人的离开便完全失去竞争力。

　　最后，王博士指出美国高科技的成就，是与它懂得发展“风险投资”息息相关，他又用很好的数据指出以色列政府在这十年间刻意地发展“风险投资”而令其高科技产业近年来一日千里。很多人错误地以为风险投资者所带给企业的只是资金，却不明白这是一个数年的学习的过程(由选择风险投资者开始，直到风险投资者的退出)。其间，风险投资者可带给企业市场认识、管理人才的方法及市场关系；但他们亦带给企业“市场纪律”及“压力”。他们不但会把不成功的CEO换掉，更会把不成功的公司卖掉，来削减他们的损失。风险投资者带给高科技企业的帮助和纪律，都是它们在实际竞争情况下所需要的。由政府来资助高科技企业，是不能完全代替风险投资的。相反，我在香港见到的政府资助高科技企业，因缺乏市场的纪律和压力，往往变成不成功的例子。王博士亦说出在中国同样的例子。我对王博士说，中国其它产业可能有过盛的投资，但“软件风险投资”在中国是极其缺乏，美国差不多每一个大的风险投资基金都有它们的中国部门，但它们却没有把有经验的软件风险投资者放在它们的中国部门里，原因是中国软件企业不太赚钱(中国软件企业的平均利润是7%，其它国家则是11%)。这虽然也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有了经验丰富的软件风险投资者，懂得帮助中国软件企业的产品出口，中国软件企业的利润自然也会大大增加)；不过企业的前途是企业自己的责任，而不是别人的责任。企业应发奋图强，首先创造优质的世界级产品，国家(如王博士所说)应发展风险投资。美国的软件风险投资者都是很现实的，只要他们见到中国软件企业的美好前景，他们自然会来拍中国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