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雅虎已经开始与其他公司结盟，比如说和日本 Softbank 成立日本雅虎，与Ziff-Davis 合办杂志。你一开始就知道伙伴对公司的重要性吗？
杨：我不知道是谁先想到合作对公司的策略来说是很重要的。但是我想我们都很清楚，不可能事事躬亲，因为那是很费时的事情。而且我们相信网际网络发展的速度是任何一个企业很难独力追上的。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和其他公司集中资源共同开发，相信彼此都将会受惠而且加速各自公司的成长。这是必然的现象。我们目前有许多的企划案都必须找合作人一起来做。
我们所寻求的合作关系，必须是对雅虎、结盟伙伴以及一般使用者都有利的，让大家都是赢家---如果情况不是如此，这样的合作关系就会窒碍难行。
我们和许多媒体公司合作，包括电视公司和他们的地方结盟电视台。目前合作的分公司有二十家。我们并不想自己制作节目，也没有设备，更不想进入电视业。
但是藉由合作关系---例如，每晚我们有一个叩应单元，让观众尽可以打电话来问我们诸如「我们在写一篇关于如何将树上的猫弄下来的故事，你是否可以告诉我们所有相关的网站位址」一类问题，然后我们就提供相关资讯给他们。也许我们今日最大的资产就是经年发展的合作关系。
记者：你是个技术人才，公司刚成立时又只有二十几岁，你曾有过任何企业管理方面的训练吗？
杨：大卫和我本来都不是做生意的材料。我们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我们并不全然用做生意的角度来看事情。我们比较像产品制作部门的人；我们会钻研如何制造出最棒的产品，而不会把精神花在谈生意上。
但我在过去两年半中学到许多。事实上我们两人在过去两年半中所学的比我们一生中能够学到的还要多。 一旦跳进这行业，你不是往下沉就是浮上来。我们两个都颇具竞争性，所以我们一定会力游求生，想尽法子浮出水面。
我尤其喜欢和人接触，也从中学到许多，虽然我还不认为自己在做生意方面很行，但能因此和各界人士接触实在是种非常棒的经验。而当你对这样的事感兴趣时，你就会更想去接触它。
记者：当你和比你年长许多的人谈生意时，会有压迫感吗？特别是在公司上市之后？
杨：我从未有过这种感觉。我想也许是因为我们所从事的是全新的事业。我们向人们求助，人们也相对地来向我们请教。所以我想一开始---从和投资者谈判、公司上市到合作结盟---我们自然难免紧张，有时也会感到有压迫感，但最后我们总是有信心把事情做好。
记者：现在想了解一下你的性格。世人对你的关注、突然累积的财富，是否对你的生活有所改变？
杨：大卫和我都没有改变。我们是在一无所有的时候就开始经营雅虎。如果我们真的喜欢钱的话，早就可以在人们捧着钱财来找我们时就将雅虎脱手卖出了。我们白手起家，所以也没有什么可损失的。我想正是基于这种心态，所以我们才可以放手去做。
说实话，我每天只看盘一次，收盘时甚至连自己的持股总数都不清楚。现在这些对我都不重要。我才二十八岁---不缺钱，也不需要钱，我也不想付太多的税。
我所有的财产都是纸上的，并且都在股票上。数目大得不像是真实的，但都无所谓，因为那些钱比我一辈子所需要的还多，我更不需要赚比这些钱还多的钱。
大卫和我都是很节省的人，也比较趋于价值取向。我不主张浪费金钱也不喜欢做散财童子。我认为我们应该努力让自己过得好，同时也必须要能有所贡献。
也许到四十岁时，我会厌倦这一切，找些不一样的事情来做。不过，目前我们现在的想法就像一般二十或叁十出头的人一样。
记者：矽谷的政治意识似乎比过去浓厚。你认为这种现象是由新一代企业家，如你自己，所主导的吗？
杨：矽谷向来都是只关心自身的利益。这也不是一件坏事---至少我认为这是正面的。但我认为矽谷制造的产品不仅影响全国，也影响全世界，程度之深之广使得许多人想要知道我们成功的因素，同时圈内的人也开始思考如何能够继续维持荣景。
我想许多人会认为矽谷的人，应该已要开始着手解决许多诸如担保诉讼或侵犯隐私权等议题。而我们身在矽谷的人其实也有话要说，我们应该要让各界人士清楚我们的立场。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是推动新意识的一员。本区新一代的成功企业家在身负公民义务的使命下，总是想为本区的成长尽一份力量，并致力扩大经济效益，但我并不喜欢「新一代企业家提高了政治意识」此类说法。
我认为矽谷的前辈们已在首府为矽谷做了许多推广活动。所以我想这应该纯粹是媒体自找题材作文章罢了。而且我认为新政治意识与网络公司的兴起并不一定有必然的关连。应该是矽谷本身政治发展的自然现象。
我想高尔副总统和克林顿总统之格外重视硒谷，也对硒谷所谓政治意识高涨的现象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换句话说，即使没有网际网络，这种现象还是存在的（当然如果没有网际网络，他们也许就不会那么重视矽谷了），但我不认为纯粹是我们的因素。
记者：但是二十八岁的你，便已晋见过副总统戈尔。
杨：就算我现在是四十八岁，而且正在经营或开创雅虎，也仍然会抱持一样的看法。这完全是产业成熟的问题，而不是经营者的问题。我们也许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
我认为产业如果到达成熟阶段，就势必要与政府互动。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以合作的态度来与政府进行互动，我们不想一味自行其路，然后等到时机已过才开始想办法与政府建立互动关系，这是不健康的做法。
记者：我知道最近人们对于网络搜寻是否应该包括成人网站有不同的意见。
杨：我们主张言论自由，也赞同第一法案修正案。我们知道人们有权刊登广告，即使是那些毫不神圣的广告--不可否认的，这些是我们社会非常重要的组成成分。
自由市场最根本的机制就是能够利用广告去影响消费者。所以我会以审查尺度来看色情广告的相关议题。拒绝刊登某些广告就是阻绝他们与消费者沟通的机会，特别是针对色情广告来说，这是非常困难的决定。
但是，有些东西是可以清楚地分辨出是否对健康有益或者有害的，所以我们不登香烟广告，也不登烈酒广告，因为我们知道这两者对健康都有害。但是我们对于刊登色情广告的立场就无法这么断然，所以我们设定了两点政策：
（一）特别注意这些广告是否符合规定，如外观或诉求是否恰当；（二）广告必须针对非常特定的目标。使用者会因为真正有需要才会上网查阅找寻资料。只要能够遵守上述两项规定，我们实在没有理由拒绝刊登这样的广告。
另外也有一种人认为我们应该自订审查规范，不仅针对广告也包括其他的内容。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做法，因为当时废止 CDA[传播自清法案]的主张，就是为了既要保障人们享有第一法案修正法的权利，同时也要想办法找出保护儿童的方法。过分偏袒任何一方都将使原来的目的失去意义。
这是我们的看法。除非我们能够研究出一个方法，解决这两个最基本的问题，否则如果我们全然接受色情网站刊登广告，不但没有帮助也可能会危害到我们的企业。所以，我们应该眼光放远，不要过于短视，要为长远打算。
记者：你对分级做法有何看法？有人提出业界先自行使用过滤软体来执行分级，以免政府最后强加任何审查制度在身。但无论是由哪家生产，分级软体本身也还是一种审查，不是吗？
杨：对。我认为界定评等分级制度在未来的几个月或一年中将会是一个重要的议题，但这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电视节目、电影或音乐都经历过所谓的分级大战。
假设你最终终於想出一套界定完整的分级制度，我认为执行的关键还是在于必须促使人们自己去做分级。而当人们真的在心里对内容做了分级时，你便要更进一步地引导他们：「这里有个更好的分级方法。」给予他们动机采用更好的分级方法来评等内容。
但是我们并不排除那些没有经过分级评等的内容，因为要争取到关键大众上网还需要一段颇长的时间。如果雅虎突然斩断其他网站资源，只留下那些经过评等分级的网站内容，那不仅不利于网站的发展，同时对我们的经营也有影响。
记者：雅虎新聘提姆库葛为执行长之后，你们两位未来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杨：大卫仍然是总管技术部门的执行长。他的责任是确保雅虎网站规模领先全球、时时顺利运作、设备齐全并有足够的频宽与机器。他也需要规划应付新的挑战。比如说，如果多媒体上网或是高速存取变成事实时，我们应该如何因应？所以，他多半是从技术角度切入公司的经营。
我则负责公司的业务发展，关心的事务诸如「在未来一年中如何维持竞争力」、「如何提供更好的服务给网友」或者「如何成为业界的典范以创立更多的结盟事业」等。
我们的角色应该是影响别人而不是控制他们。对我们而言，我们两人的成功是在于我们让雅虎的员工相信：没有群体利益，也就没有个人的实质利益。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人们拒绝我们比接受我们的次数还多---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人们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只是协助他们朝正确的方向走。我们主要是扮演好协助的角色。不但继续努力让雅虎越来越好；我们希望和其他产业合作，互为对方的好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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