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江民，1951年生。北京江民新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高级工程师,中国光学学会会员。1989年以前，主要从事光机电设计和工控软件设计。主要科研成果有YJS3激光水准仪、YHe－Ne激光综合治疗仪、CO2二氧化碳激光手术机、YJQ机车汽缸激光救心检测仪、YQ激光轴系准直仪等二十多项。1989,开始从事微机反病毒研究，开发出KV系列反病毒软件，占反病毒市场80％，正版用户接近100万。1979年，获“全国新长征突击手标兵”称号；1985年，获"全国青年自学成才标兵”称号；1991年，获“全国自强模范”称号。
不可思议谓之传奇。KV300作者王江民初中毕业，却拥有包括国家级科研成果在内的各种创造发明20多项；38岁开始学习计算机，两三年之内成为中国最出色的反病毒专家之一；45岁只身一人独闯中关村办公司，产品很快占据反病毒市场的80％以上；没学过市场营销，却使KV系列反病毒软件正版用户接近100万，创中国正版软件销售量之最。
都说个人英雄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都说中关村不再相信传奇，传奇已为资本运营所代替，但王江民的传奇就发生在现在，就发生在我们身边，而且还在继续。
无论这个时代多么地依赖和提倡集体协作，但个性的张扬永远不会泯灭，永远让人激动不已，因为它代表着个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王江民的意义更在于，每一个想在中关村追求成功和传奇的人都会在他身上看到自己的希望和信心，因为王江民各方面的起点都非常之低，低到在外人看来凭着王江民的外在条件，他根本就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性。
不幸的童年
在王江民记事的开始，他的腿就“已经完了”。王江民腿部的残疾是3岁时小儿麻痹症留下的后遗症。“我只知道自己下不了楼，一下楼，就从楼顶滚到了楼梯口。”下不了楼，王江民每天只能守在窗口，看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寂寞时候，拿一张小纸条，一撕两半，将身子探出窗外，一捻，往楼下“放转转”。
王江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那条不方便的腿又被人骑自行车压断了一次；他站在小桥上看河里的鱼，被过路人一碰，就一头栽到水里去了；在烟台海边的礁石上钓鱼，潮了，回不到岸上，只会潜水不会抬头游泳的王江民，一个猛子扎进海水里，虽然饱尝了苦涩的海水，从此也学会了抬头游泳；腿不方便，可王江民偏偏喜欢爬高山；腿不灵，王江民偏要学骑自行车，结果摔得鼻青脸肿，眼冒金花，但结果他还是学会骑自行车；王江民小学四年级时就学会了熬夜，熬出了双波段八个晶体管的收音机、无线电收发机以及电唱机。
对于身上的残疾，王江民只是“有感觉但不痛苦”，让王江民感到痛苦的是初中毕业后，没有工厂愿意要他。“找了很多单位，不要工资白干，人家都不愿意接收。我觉得我被社会抛弃了。”孤独的王江民一边为自己的腿暗自伤心，一边在家里自学了一年针灸，试图医治自己的腿。这期间一个接骨医生曾经想收王江民为徒，但看到王江民身单力薄，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摁住病人的腿脚，就不提这事了。全国首批105个新长征突击手标兵之一
到1971年，终于有一家街道工厂愿意接收王江民。王江民很争气，一两年后就成为该厂的技术骨干，三年之后，王江民上了职工业余大学，等王江民成为工厂里的生产负责人，除了支部书记就数他最大的时候，再想去参加高考，厂里面就不放他了。王江民因此丧失了1977年通过恢复高考改变命运的机会。
王江民是革新能手。直到现在王江民还承认最精通的仍然是机电，“干机电就像我现在杀病毒一样非常轻松。”但王江民也因此被文革中的工作组定为“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只专不红，不能重用，不能当领导”的典型。王江民丧失了向仕途发展的机会。
1979年，因为在激光产品方面获得多项国内外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王江民被评选为全国105个新长征突击手标兵之一。不管曾经失去了多少，最终能成为全国一百零五分之一，王江民认为自己的努力值了。
38岁开始学计算机
1988年，王江民接触计算机开始于工控。王江民意识到要搞光机电自动化，必须依靠计算机来控制，不学计算机肯定会落后。“我38岁开始学计算机，没有感觉我老了，没有感觉我不行，只感到我的英语基础不好。再说，计算机是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我搞计算机是用计算机，不是学计算机。”
仅仅只是在上班的时候摆弄计算机，王江民感觉不过瘾，1989年，王江民花1000多元自己买了一台中华学习机，第二年又买了一台8088PC机。王江民首先学的是BASIC语言。当时，王江民的孩子正上小学一年级，王江民就琢磨着怎样用计算机教育孩子，就这样王江民编出了中国第一套按照教学大纲进度要求，成体系的一二年级数学、语文教学软件。这个软件在《电脑报》交流，被评为第二名，第一名是WPS磁盘版。《电脑报》每“交流”一套王江民的教学软件，就给王江民25元，三个月后，王江民收到了800多元钱。王江民从一开始就是在用计算机，而不是在学计算机。
三年级以上的教学软件，王江民没再开发，因为此时他已把目光投向了杀病毒。
反病毒公告
1989年，国内首次报道界定了病毒。在此之前，王江民就发现了小球和石头病毒，“只是那个时候，还没有人指出那是病毒。”
王江民的工作是开发工控软件，但用户的机器因为感染病毒不能正常工作，用户就认为是王江民开发的软件不好用。“这种情况逼着我必须解决病毒问题。”
王江民先是用Debug手工杀病毒，跟着是写一段程序杀一种病毒，王江民第一次编程序杀的病毒是1741病毒。王江民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杀一种病毒就在报刊上发表一篇文章，公布这段杀病毒的程序。后来，王江民觉得这些各自独立的杀病毒程序用起来很麻烦，就把6个杀不同病毒的程序集成到了一起，命名为KV6，后来发展到KV8、KV12、KV18、KV20。
王江民第一次参加计算机学术交流会时，有人讲，中国软件编程人员开发水平怎么怎么低，连一个计算机病毒都编不出来，遇到的都是外国人编出来的病毒。两年之后，中国人编的病毒出来了，而且非常厉害，不像当时外国病毒那样大多是搞恶作剧，而是真正破坏数据。王江民第二次参加计算机学术交流会，一些专家们的论调改成了“计算机病毒现在越来越厉害了，研究计算机反病毒不能随随便便研究，研究反病毒软件，最后总要卖，果卖，难免要出现前面放病毒、后面卖软件的恶性循环”云云。王江民不同意这种狭隘的言论，“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都不可能发生反病毒的人编病毒的事情，从心理学上不可能，从法律上讲是犯罪行为，而且能够杀病毒也不见得就能编病毒，编病毒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问题，比反病毒要复杂得多。”
1992年前后，市面上开始流行防病毒卡，各种防病毒卡多达五六十种。王江民认为，“防病毒卡能让病毒吃一个闭门羹，但病毒进不去这台机器，通过软盘会带到别的机器上，装防毒卡的机器毕竟是少数，所以，防病毒卡越防市场越火。”
王江民坚持走杀病毒的路。就在这个时候，王江民收到了武汉大学篮球教研室寄给他的变形病毒样本，这是王江民第一次遇到，也是在中国第一个出现的变形病毒。用传统的杀病毒方法，王江民想了一周也不知道该怎么下手，最后王江民想到了“广谱过滤法查毒”，结合后来又掌握的几个变形病毒样本，王江民在理论上归纳出了变形病毒的特性，开创了独特的“广谱过滤法”，这篇论文在全国计算机专业学术交流会上获得了优秀论文奖。
拥有了先进的理论基础，王江民决心把自己的反病毒软件商品化。但等到王江民真正要把产品商品化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的杀病毒软件同样会和其它杀病毒软件一样，遇到对病毒反应滞后的问题。“KV在烟台大受欢迎是因为我就在烟台，因此，我比其它反病毒软件反应及时，但如果在别处，KV会同其它反病毒软件一样严重滞后于病毒。
怎么办？”王江民联想到了外地用户遇到新病毒，自己打电话、发传真，告诉用户反病毒广谱特征码，查杀病毒的方法。“能不能在报纸上一个星期公布一次新病毒特征码，让用户自己升级。”王江民将自己的想法连同开放式、可扩充的KV100软件一起寄给了《软件报》，并为它起了个非常鲜明的名字“超级巡警”，以示高效广谱的查毒特性。《软件报》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在1994年7月15日首次发布了《反病毒公告》。KV100在《件报》上一炮打响，王江民快速杀病毒网的理想初步实现。“在没有Internet和光盘传播的时候，报纸的反病毒公告发挥了绝对的作用。有不少单位的领导要求计算机管理员把每一期的报纸都剪下来，把新病毒特征码加进去。”
聚散离合
手里有了一个好软件怎样把它卖出去？仅靠自己的力量肯定不够，王江民开始跑中关村，寻求转让对象。第一个识货的是天博公司的李鸿业，但他拿不出王江民开的2万元转让费，于是李鸿业就把王江民介绍给了鲍岳桥。当时鲍岳桥很想找一个杀毒软件捆绑到UCDOS3．0里面，因为用户的汉字系统染上了病毒，老说汉字系统不好。王江民和当时负责UCDOS的宋明华谈，宋明华大方地说：不要说2万元转让费，5万元也没问题。但宋明华不意软件上署名UC－TB（天博）－KV，只同意署名UC－KV，宋明华问王江民对此有什么意见？“我比较尊重第一个和我接触的人，我说我希望把李经理的公司也带上去。宋明华就不跟我谈了。”“现在来说，多亏希望公司当时没有接受，如果接受了，我就没有今天了。”
从希望出来，李鸿业对王江民说：“既然没有人愿意接受，我就给你代销吧。”第一次王江民给李鸿业留了5套KV100，第二次王江民留了10套，一个星期以后，李鸿业给回到烟台的王江民打电话：“再寄20套过来。”卖KV100尝到了甜头，李鸿业对王江民讲：“干脆转让给我吧。不过我没有那么多钱，我先给你一万行吗？”王江民把加密程序给了李鸿业，李鸿业从此卖KV100，只要付给王江民3％的提成就可以了。
王江民转让KV100的时候说得很清楚，20万是独家许可，5万是地区许可，2万是普通许可，普通许可就是想转让多少家就转让多少家。看到天博卖KV100很赚钱，得力公司也跟着代销了KV100。天汇也想代销，因为是和当时销量很大的天汇汉字系统捆绑，王江民要价三万。天汇认为，别人都是两万，为什么天汇代销就要三万，一气之下不代销了。这之后，王江民又在广州和西安分别各转让一家。“加上我在烟台，KV100在全国东西南北全面铺开了市场。”
王江民第一次通过朋友介绍和华星公司接触，华星开始并没有意识到KV100的价值，是国外某大公司在中国的分公司20多台微机染毒瘫痪事件，让华星公司认识了KV100和王江民的价值。
20多台微机染毒瘫痪，硬盘启动不了，几个亿的合同在机器里面打印不出来，该公司急得四处找人杀毒，找国外反病毒软件清病毒，都没有解决问题。没法子，该公司召集外围技术支持的计算机公司开了一个会议，承诺谁帮助解决了这次问题，以后的硬件就从谁那儿买。这样作为该公司硬件供应商之一的华星公司打长途电话找到了王江民。
王江民从烟台来到北京某外国大公司时，正碰上该公司花3万美元请来的美国专家查解病毒。王江民在休息厅等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听到外面的美国专家一个劲儿地说：“NO！NO！Format！Format！”轮到王江民试试了，当时的气氛很紧张，王江民对机器进行的每一个操作都被身旁站着的记录员记录在案。王江民很快判定机器感染的病毒是火炬病毒，这个病毒发作只抹去硬盘分区表，不破坏数据。10分钟，王江民让病毒已经发作的机器，重新启动了起来，20多分钟，王江民指导该公司的人把20多台机器上的病毒全部清除干净。该公司当场留下了20套KV100。华星开始接受转让，销售KV100。
KV100转让的家数多了，市场体系自然会乱。因为大家都有加密程序，都可以无限制地制作商品盘，为了抢占市场，必定会竞相压低价格，争夺客户。“协议规定大家不准互相抢客户，都去创建新客户。但我给连邦供货70元一套，从我这拿到版权的公司以50元一套的价格向连邦批发。”这样一来，KV100的批发价格就从80、70、60、50一路跌了下来。而且，这时，“为了不付3％的提成，市场上出现了假包装。”
“技术需要进步，市场需要整顿，但用KV100整顿不了市场。因为加密程序全给了他们。”王江民通过用KV100技术升级到KV200的方法整顿了市场，因为当初谈转让的时候，协议就清楚地写明了只限于某个版本，所以，王江民始终掌握着主动权，这是王江民的高明之处。
为了避免KV200的市场混乱，王江民决定只转让华星一家，原来代销KV100的公司，可以优惠价格从华星进货。协议规定：由王江民统一发放激光防伪，统一市场，统一价格，每个激光防伪10元，各代理的批发价不得低于90元。“谁也不许压低价格，低了之后，协议规定可用任何方法制裁。”
但到后来，王江民发现了假防伪。“我是在做技术咨询中发现的假防伪，等我发现假防伪的时候，假防伪已经做了3个多月了。”尽管，王江民面对合作方的背信弃义内心很难过，“他们靠KV200赚大钱了，连个小小的提成费都不想给我！”但是为了KV这块牌子不倒，为了顾全大局，王江民找到当事人，单独对他说：“只要你承认你做的事，以后不再做了，我们还能合作下去”。这次谈判之后，王江民每个月收到的防伪提成，从2万元长到了5万元。
尽管如此，王江民心里清楚，这种方法不可能彻底杜绝假防伪的问题，为了捍卫自己的权益，王江民又一次用升级的办法争取了主动。等硬盘分区表修复技术成熟后，王江民把KV200升级到了KV300。被KV100、KV200市场混乱搅得头昏脑胀的王江民，决定干脆一些，KV300一次性出售版权120万元，前80万一次付清，后40万卖了再付。“我不想像以前那样一点一点提成了，免得合作方作弊。”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从KV100、KV200发展到KV300，并不是一帆风顺，但王江民都挺了过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手中始终掌握着软件的版权和主动权。不管王江民当初有没有意识到，从一开始他就是在自我创业，从一开始他就是在为自己打工，就是在创KV的品牌。“我是自由撰稿人，不是哪家报社的记者。我掌握着版权，谁犯了错误，我都可以加以纠正。即使是最后卖KV300版权也只是卖了一年的许可权。”
但是，在1996年的中关村，没有哪个软件一年的版权能卖到100万的，所以，王江民开出的120万，没有人愿意接受。但王江民觉得自己的软件值这么多钱，“我知道我发出去了多少KV200的激光防伪。”王江民决定停薪留职，亲自出山。王江民从KV100、KV200中挣的钱总共不到50万，这些钱对于办公司而言，只够打底用。
后来KV300取得了极大的商业成功，有人说，王江民捡了个便宜，是华星们把KV这品牌炒红了，王江民在后面收钱。但是当初王江民要卖KV300版权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人愿意买呢？后来被“炒”的反病毒软件也不少，但又有哪一个成了气候呢？王江民说：“自己是被逼着挣钱。”王江民不相信几个经销商就能左右一切，他后来在清华大学演讲时说：“你们只要下苦功夫，开发出一些新东西，中关村这个环境，我的体会是，是个东西就能卖，是个好东西就会抢着卖。海淀区注册登记的高科技企业一万一千多家，加上柜台商不知道有几万个。这些经销商每天都要进货，每天都要吃饭，都要卖东西才能维持生存。我刚到中关村，不熟悉行情，中关村有经销商压制我，逼迫我，要挟我，要我给他们一个好价钱，但后来，你不卖，有人卖，新的经销商都起来了，因为市场需要这个产品。
王江民来到北京的第一周就挣到了150万。王江民制定了一个很好的价格策略，他很清楚中关村喜欢“拼货”（多家经销商联手加大进货数额，求一个好的批发价格），所以把5000套的批发价定得很诱人。这样两个“拼货”的单子下来，定货就上了100万，再加上连邦的单子，三个合同就订了150万的货。“没想到这样火，我原来想能挣个一两百万就不错了。”
kv靠什么
有人把KV的成功归功于反病毒公告的宣传作用，王江民认为，这种解释言不及意：“后来可扩充的反病毒软件不止我一个，去年软交会一下冒出来十几个杀毒软件，大约有一半以上兼容KV病毒特征库，但最后谁起来了？有了Internet和光盘之后，我们就较少在报刊上公布反病毒公告了，但KV300依然旺销，仍然把KV300的成功归功于反病毒公告，在时间上总说不过去了吧。”
还有人把KV的成功归功于竞争对手犯了错误。如果说竞争对手犯的错误对王江民来说是一个机遇，那么王江民告诉你：“机遇都在空中飘着，到处都是，关键是你有没有本事抓住它。”
王江民认为，KV能够成功的基础是“产品的技术含量和产品的定位”。“杀毒不能靠‘炒作’，而是要看是不是真正能为用户解决问题。我们不是站在战术基础上，而是站在战略的高度上，想方设法在中国建立一个基础广泛而又非常有效的反病毒网络。我们的竞争对手一会儿这个上来了，一会儿那个下去了，全在那儿拚广告，消耗实力，浪费资金，而我们则按照既定的方案行进，不为它们所动。”
“长期稳定地发展对江民公司至关重要，因为现在的用户已经从原来选产品和技术，逐渐转变为选公司，用户现在根本不敢去买明天或许就不存在的公司的产品。”
“快速反病毒网和服务网这两个工程才是我们最大的财富，拥有这两个工程，我们就能快速杀毒，解决问题，我们就拥有用户，拥有中国杀病毒的80%以上的市场。我不会在具体细节上，钻进牛角尖不出来，比如，杀毒种类KV300不是最多的，但KV杀中国病毒总是最实用的，而且，KV的广谱杀病毒理论基础也非常先进，更为先进的‘神经网络系统’也即将加入KV300之中。”
在宣传上，“我们绝不说同行不好，我们怕让用户产生逆反心理。我们的产品做到哪一步，就说到哪一步，说到而做不到，口碑就会不好了，我们最怕让用户失望。”王江民平时无论多忙，都会抽出时间撰写反病毒文章。他说，这样做是为了创造一个KV品牌的小文化，做到提到。杀病毒不能不提到KV品牌。王江民表示，等他腾出时间，会总结自己多年来的反病毒经验，写一本书。
与病毒作斗争
王江民是反病毒专家，但他承认反病毒专家没有病毒作者的水平高。“编病毒的人多，反病毒的人少，几个反病毒专家的思想怎么能够和数不胜数的编病毒人的思想相比。另外，编病毒在暗处，反病毒在明处，所以，我们不可能超越他们，也无法知道他们正在琢磨什么怪招法。”
但只要是病毒编出来，王江民就有决心“把它消灭掉”。“我从不傲视同行，但我傲视病毒。外国有些反病毒软件常常查出来某种病毒，但告诉你无解，建议把文件删掉算了。但只要是我遇到的病毒，我就非要杀了它不可。”
王江民反病毒，写病毒的人也在想方设法对付王江民。合肥1号病毒作者1996年10月3号将KV300解密后，把合肥1号嵌入到KV300之中，然后把带有合肥1号病毒的KV300解密放到了BBS上传播。病毒在1997年1月1号发作后，合肥1号病毒作者马上就在网上大肆宣传KV300中藏有病毒。王江民很快把合肥1号病毒杀了，合肥1号作者马上又在网上跳出来说：“为什么只有王江民能杀这个病毒，而别人杀不了？是因为王江民自己编了这个病毒，这个病毒应该叫KV300病毒。”他一边叫嚷，一边又炮制出了合肥2号病毒，但这两个病毒都没有得到大规模传播就让王江民的快速反病毒网消灭了。
王江民说，他迄今遇到的最难解、最厉害的Joke病毒也首先出现在安徽。“它有无数次变形，把加密学上的加密手段都用上了。我头疼了三天多，才把它杀了，用的是破解密码的方法。”
往王江民身上泼脏水的还有上海1号病毒。上海1号一出来，KV300上海技术中心马上就收集到了该病毒的样本，王江民立刻就把它杀了。紧接着上海2号出现，上海2号把病毒发作的显示信息改成了KV300C，但上海2号病毒还没有离开上海市又被王江民消灭了。1997年2月，出现了上海3号病毒，这个病毒干脆把病毒发作信息写作王江民的拼音字母“Wangjiangmin”。“三个病毒我归纳了一下，也就这个水平和思想状态，我出一组反上海病毒的广谱代码，这之后再没有出现上海4号病毒，因为这个病毒的作者写的病毒格式再怎么改也逃不出我的那一串广谱查毒代码。”
王江民回烟台老家，给当地办的软件展销会捧场，烟台证券公司把求救的电话打到了展销会上，告之证券公司的系统全部瘫痪，当时正值股票起伏的时候，股民急得要闹事。但软件展销会刚开始，王江民一时走不开，证券公司的人实在是急了，派了几个人，到软件展销会上问谁是王江民，然后，连拖带拽把王江民塞进汽车，拉到了证券公司。证券公司一百多台机器感染的是1150夜贼病毒，Windows95启动不了。王江民用半个多小时将联网的一百多台机器上的病毒全部清除干净。中午吃饭的时候，证券公司的经理对王江民说：“你是个实在人，如果你先讲条件，开口要两万元，我也得老老实实赶紧给你，因为我今天弄不好设备的话，要损失的不止十多万，还有我在股民中的信誉。我们想聘请您作为特别安全顾问！”
对付不同的病毒，王江民采用不同的方法。新DIR病毒由于是针对450兆以内的硬盘编写的，对于超过450兆的硬盘，该病毒算法有错误，如果用普通杀病毒方法，很容易出错。王江民针对该病毒潜藏在内存中的“反串”功能（即为迷惑用户自动解除病毒，然后再传染的特性），先在内存中取消新DIR病毒的感染功能，然后去查病毒，新DIR病毒发现有查毒操作，立刻自己解毒，把硬盘恢复成原来没有染毒的样子，“我在后面查，它就在前面自己解除自己。等它把硬盘完全恢复了过来，它也就被彻底清除了，因为我事前已经切断了它的传染功能，当它想再度传染的时候，已经不能得逞了。”王江民管这叫做“掉转枪口，以毒攻毒。”
王江民反宏病毒的过程是：“1996年10月份，用户第一次把宏病毒寄给我，11月13日，我收到几个反映宏病毒的电话，12月13日，反映宏病毒的电话增加到了十几个，到了1997年1月13号，变成了好几十个电话。我意识到了宏病毒的严重性，半个月中一天都没有下计算机，研究Word格式。KV300反宏病毒再次发挥了广谱的优势。”王江民自豪的是。我第一个把能查杀宏病毒的国产软件KV300送到北京市公安局”。
第一次剖析宏病毒，王江民用了半个月时间，而1997年12月，对付Word97宏病毒，王江民只用了三天时间。
王江民坦言，现在收到的病毒样本比以前少多了，“以前一个星期能收到二三种，而现在半年我才收到20多种。这一方面是因为，KV300推出来以后，国内很少再出现引导区病毒，因为引导区病毒几乎没有可能逃过KV300；另一方面，KV300的智能广谱也挡住了许多未知病毒和宏病毒的兴风作浪。”王江民说：“这主要归功于公安部门加强了对计算机病毒的监察力度，归功于公安部批准了国内外杀毒产品上市，归功于所有反病毒产品厂商和全民反毒意识的提高。”
病毒少，对反病毒产品的销量肯定会有影响。“去年PC的销量350台，今年预计是600万台，增长近100％，按道理反病毒市场也会增长一倍，但今年的杀毒软件市场只会在去年的基础上略有增长，增长不会太大。
L+＋事件前因后果
王江民一手和病毒做斗争，一手还要和盗版做斗争。王江民要打击的盗版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解密的可拷贝版，而是带有加密点的可以和正版卖一个价的假冒产品。1996年9月，KV300正式推出，12月就出现了这种假冒产品，一小部分经销商开始卖假冒KV300。北京市公安局在一家经销商那里查出了900多套假冒KV300，工商管理局也查出了许多假KV300，但不法经销商被查出了经验，摆在柜台上的样品是真的，而卖给用户的却是假的，这使KV300的批发量“一下子掉了下来”。
1997年4月24号，Internet网上出现了专门攻击KV300的毒岛论坛，它一方面在舆论上攻击KV300，另一方面专门解密KV300，提供制作KV300盗版盘的工具MK300V。王江民和毒岛斗了起来，毒岛出MK300V1，王江民把它反了，让用MK300V1做出的假冒盘不能升级，毒岛接着出MK300V2和MK300V3，王江民先后也都把它们反了，就这样从4月斗到了6月。
这期间KV300假冒版大量出现。成都市公安局收缴400多套，不法商贩打电话给公安局，叫嚣要在一个月之内用假冒KV300挤垮真KV300，让KV300从此没有市场。接着，王江民接到了几个外地印刷厂落实印刷KV300包装的电话，电话说：“你们委托的10万个KV300包装和说明书，我们已经印了2万个，你们交钱，我们再印下两万套。”但王江民从来就没有和这个印刷厂接触过。这样的电话不断地从哈尔滨、深圳、广东传来。
正版KV300销量下降到公司难以维持的地步，受骗的用户拿着假冒的KV300要求江民公司打击假冒，帮用户索赔。“我一忍再忍，到了无法忍受的状态下，我决定反击一下。我不是从战术上考虑这个问题，而是从整体战略上考虑做这样一个事情，以扭转大局。”
王江民先在广告上警告，假冒KV300不能升级，制造假冒者会死机！接着王江民在KV300L＋＋升级本中加入了“主动逻辑锁”，专门用来对付MK300V4，这个“逻辑锁”确认机器在用MK300V4做出的假KV300时，会把机器加密锁住。主动逻辑锁在网上一共放了6天。把制造假冒者装的满满一硬盘各种各样盗版软件的硬盘锁住了，气得盗版商们在网上哇哇乱叫乱骂。
“我的目的是打击盗版，教育不法经销商，引起政府部门的重视，引起这样一个讨论---打击盗版到底有个人行为、企业行为？还是政府职能部门的行为？个人和企业是没有资格打击盗版？讨论的结论是只有职能部门能打击盗版，否定了个人和企业打击盗版的行为，但国家职能部门打击盗版的力度怎么样？”
所以，企业必须自己救自己，必须在加密技术上站住脚，不能等着盗版、假冒者的法律意识都提高了，我们再来卖正版软件，到那时，我们都老了，我们的公司也早就垮了。另外，也要依靠有独家技术的特殊激光防伪和经常性地换新包装。”
L＋＋事件出来以后，王江民受到围攻。网上各种言论都有，但就是找不到L＋＋事件的真实受害者用户。这一方面是因为L＋＋网络升级版只在网上放了六天，二是因为正版用户和使用没授权的解密版KV300的用户绝不会受伤害，被锁住机器的是那些在大量生产假冒KV300的盗版商。王江民自信“这个逻辑锁就是这样准确！”
公安部门最终对L＋＋事件定性：北京江民新技术有限公司为打击“中国毒岛论坛”提供盗版工具MK300V4的违法活动，在KV300L＋＋网上升级版中加入保护版权程序，造成使用盗版工具MK300V4的机器死机，属于故意输入有害数据，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的行为，罚款3000元。
L＋＋事件后，“KV300销量直线上升，一直到今天，用户越来越多，并没有因为这个事件用户不敢再买KV300。”王江民说：“用户最心明眼亮！”
不仅如此，L＋＋事件以后，KV300的品牌知名度非常之高，以致于王江民打破了KV系列杀病毒软件一年大升级一次的惯例，1998年的KV300没有改叫KV400（尽管这时KV在技术上加入KV300forWord，并OEM了SunDOG驻留防病毒软件）而把这个新版本叫作了KV300＋。KV300＋的加密是一层套一层的加密，它的假冒盗版率远远低于KV300。
毒岛论坛最后承认，王江民用3000元钱换到了花30万元也起不到的的宣传效果。王江民说：“岂止30万！直到现在还有人在帮我‘宣传’。广告学中说‘宣传自己产品时，千万不可说别人的产品不好，这等于帮别人宣传，本来用户可能不知还有另外一个产品，这下就知道了，先去看看怎样？一看，蛮好的，买了吧’。
实质
L上标事件触发，王江民受围攻的时候，不少人觉得江民公司这下彻底完了---KV300中藏有“逻辑炸弹”，今后还有谁敢买！反病毒软件中藏有“有害数据”，看王江民如何向公安部门交待？但后来的结果却是KV300自L＋＋事件之后销量一路攀升，好势头一直延续到现在不减，江民公司也从计算机界知名的公司变成了全国知名的公司。这样一种演变结果，让很多人始料未及，莫名其妙，异常惊诧。但感到意外的人们当初为什么不仔细想一想，L＋＋的出发点是反盗版，它的负面影响没有任何的“深度和广度”，最终在全国竟然找不出任何一个到公安机关报案的“受害者”等等这些实质性问题，倒反被纷扰的现象弄花了眼睛。
王江民只有一个成功，对王江民这一成功的解释却有很多个版本，而且，版本还在升级之中---KV100的成功被定义成“反病毒公告”的宣传作用；KV200的成功被解释为“众代理帮忙炒市场”；KV300最后更被说成了“L＋＋事件后，用户不敢再用盗版了”。这种种解释全都在有意无意地否认了KV本身技术过硬这一实质。外在的因素可能使一个产品轰动一时，但像KV这样长期占据同类软件第一位置的原因，绝不是一个“炒作”、一个“时运”或者其他牵强的外在因素所能够解释的。这些言不及意的解释和对别人成功的不服气心理同出一辙。
上一步和下一步
现在的王江民和他的江民公司正处在进一步发展的十字路口上。
王江民以KV300的销量证明了他的上一步走得正确，而且在江民公司还是小公司的时候，只能那样走，才可能获得成功。王江民认为，“中关村软件起步最稳固的结构是独资店、兄弟店、夫妻店和家族店，这些结构是中国软件起步阶段的基本方式。”，“不成熟的股份制积累到一定程度是要分家的。没有钱，大家都是穷哥们，有钱了，就不平衡了。特别是对于像我们这样特别依赖某项技术的公司，最怕的就是分家所造成的技术流失。”
“系统软件是集体工程，但工具软件却个性化比较强。工具软件完全可以由一两个人做，而且，中关村现实的状况也是一两个人写的软件居多。”
“别的产品好不好？也好！但没有像KV300这样赚钱的产品？所以，江民公司的主要精力干脆是确保KV300。这个产品市场这么大，我为什么要分散精力？我们抓好了这么一个产品，等于做了10个产品。我们的专业方向就是杀毒，在杀病毒方面已经有了接近10年的技术积累，对其他行业我们不太懂。KV300市场形势很好，我们还会让它更好，我比较自信，短时间内市场上不会有比KV300好的东西，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去摆那些没有经济效益的多元化谱。”
但是，到了现在，到了江民公司有了较雄厚的基础的时候，当王江民面对新的情况时，王江民有了新的打算。“现在我可以运作我的资金了，现在的江民公司已经有能力收购一个产品、一个公司，有能力招兵买马，聘用一些高技术人才。”
“但江民公司打基础的方式不仅是投入到一个具体的产品上，一个产品的投入最多一二百万，而我们筹建开发基地、生产基地，在为未来的高级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及员工们准备居住的条件等方面的投入不是一二百万就能解决的事。同时，我们会完成股份制改造，向大型科技企业发展。我们将为用户提供的，是更先进、更稳定、更全面的防毒技术和产品，向用户展示以服务为宗旨的防毒软件专业厂商形象。”
买公司，买技术，买人才是一个方面，把自己卖出去是另一个方面，现在江民公司也在积极和其他公司洽谈技术合作和融资的问题，致力于计算机安全领域，走国际化道路。王江民认为，自己在合作谈判中最大的王牌是“KV300拥有80％以上的杀毒软件市场”，“这是江民公司最大的无形资产。”
采访手记
《人物素描》曾经做过“下一个最想读到的人物是谁？”的读者问卷调查，回收问卷一万多份，王江民排名第一。这个结果多少有些出乎我们的意料。因为，江民公司毕竟不是像联想、方正这样的大公司，王江民比起求伯君、王永民、严援朝、王志东这样的知名程序员，成名也较晚，况且，王江民也从来都没有刻意地包装过自己，从没有发表过什么先进的理念。
王江民的影响是KV系列杀病毒的影响。《人物素描》迟迟没有采访王江民，原因是王江民是中关村最有争议的成功者。“一个非名校毕业的山东烟台人，1996年跑到中关村，把北京人的钱都赚走了”，一个有残疾的外省人，两年之内就取得了许多优秀人物在中关村苦心经营多年而无法企及的成功，这多少让人在心理上有些难以接受。中关村是中关村人的中关村，王江民像个外来户似的一下子抢走了原本属于别人的成功，当然会使一些人产生排斥心理。可是又有谁注意过，KV系列杀毒软件为中国的信息安全产生了多么大的社会效益！与病毒作斗争已经够王江民累的了，可是王江民还有比和病毒作斗争更累的干扰……
局外人看问题可能比较客观。当我们和重庆《电脑报》编辑部主任黎和生讨论该不该写王江民的时候，黎和生脱口而出：“当然值得一写！”在黎和生眼里，王江民是中关村个人创业的典型代表。
王江民的成功靠的的确是个人的力量，但靠个人力量有什么不对？我们不是一直渴望着传奇的出现吗？但当个人的成功已经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又在心理上不准备予以承认呢？这个时代一再地强调集体力量，是不是也要考虑一下矫枉过正的问题。技术人员则喜欢直来直去，一个杀毒的同行把王江民的软件说明书看了十遍后，打电话对王江民说：“我认为KV300是最有效的杀毒软件，我愿意到你的公司工作。”
王江民是一个平实的人，一如KV300的界面追求实用，而不追求奢华。王江民是一个坦诚的人，他说他是一个很差的程序员，“但是在杀病毒这一块，我是轻车熟路，我不怕病毒，没有难倒我的病毒。”王江民是一个热心的人，鲍岳桥、简晶离开希望的时候，王江民一见新闻记者就说“你们要支持支持他们”，一面问鲍岳桥他们是否需要资金帮助。尽管后来鲍岳桥他们一时还用不着资金，但王江民还是留下了话：“你们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来找我。”王江民是一个清醒的人，他说：“IT业竞争很激烈，成败就在瞬间，软件公司风险更大，江民公司也不例外，这是正常的，但无论今后怎样，毕竟我们曾经成功过。”
王江民最欣赏高尔基的一句话---人都是在不断地反抗自己周围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王江民自己的经历也印证了这句话，所以，王江民能够顶得住任何的压力。这一性格在L＋＋事件中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不管谣言和中伤有多少，王江民始终保持着平静和镇定，他相信自己能够把问题向用户、向社会讲清楚，最后，他也讲清楚了。渡过这个难关很不容易。
共青团对王江民帮助最大，所以，他和烟台团市委成立了青年科技奖励基金，另外，他还向烟台残疾人联合会捐了十万元奖励基金。王江民对他的家乡很有感情。王江民上下班总是背一个有点旧的包，因为这个包是他的夫人给买的，他说除非夫人再给他买一个新的，否则，他不会换这个包。王江民认为对他影响最大的人是他的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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