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29日傍晚，郁达夫吃完晚饭，在家中与蔡清竹等三位朋友喝茶聊天，商讨结束土都朱华侨农场的事情。这时，一位印尼当地（苏门答腊巴爷公务）青年匆忙走进屋来，把郁达夫叫到门口讲了几句话。郁达夫回到客厅，即向大家告辞，说是他先出去一下，暂且失陪。他讲话的语气相当平和，神色也无异样，甚至都不曾换件衣服，当时他身穿睡袍，脚趿木屐，就这副模样离家，实在不像是外出料理要紧事。谁知郁达夫这一去便杳如黄鹤，从此消逝得无影无踪。事隔多年，才有一个令人信疑参半的说法勉强固定下来：郁达夫被骗出家门不久，日军宪兵即将他绑架杀害。郁达夫在日军宪兵队做过半年翻译，知道鬼子不少罪证，在盟军远东军事法庭即将开启之际，他非死不可。可悲的是，郁达夫牺牲在异域他邦，而且牺牲在抗战胜利之后，居然尸骸无存，究竟是葬身大海？还是埋骨荒郊？惟有天知道。

    郁达夫的死是一个谜团，他的生又何尝不是一个谜团？

 一

朝来风色暗高楼，偕隐名山誓白头。

好事只愁天妒我，为君先买五湖舟。

                          ——郁达夫：《寄映霞》

    1916年，郁达夫在日本写信给大嫂陈碧岑，谈的本是家事，结尾处他却掉转笔头，大发感叹：“弟看世界女人，都恶魔之变态，此后关于女色一途，当绝念矣。”这年，郁达夫刚满二十岁，黄口乳牙讲大话，未免言之过早。

    郁达夫的运数和劫数都始于一局恋爱一桩婚姻。这位风流才子，阅尽人间春色，然而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王映霞之外，那些五分钟热度的恋爱都可以忽略不计，那两桩貌合神离的婚姻也是平淡无奇。郁达夫生命中的华彩乐章奏响于1927年1月14日，一切并非偶然。

    那一天，郁达夫在上海尚贤坊孙百刚家初见王映霞，惊艳不已，他再度燃起追求“完美”的心灵之火。他对昔年留学日本时的好友孙百刚说：

　　“老孙！近来我寂寞得和一个人在沙漠中行路一样，满目荒沙，风尘蔽目，前无去路，后失归程，只希望有一个奇迹来临，有一片绿洲出现。”他的运气不错，奇迹出现了，“绿洲”就在眼前，她是正值十九岁芳龄的王映霞，这位出身书香门第的杭州少女在孙百刚的《郁达夫传》中不仅外形美好，而且气质绝佳：“她的亭亭的身材，健美的体态，犀利的谈锋，对人一见就热络的面庞，见着男子也没有那一种忸怩造作之态，处处都显示出是一位聪明伶俐而有文化教养的女子。尤其她那一双水汪汪的眼睛，一张略大而带有妩媚曲线的嘴唇，更给人以轻松愉快的印象。”郁达夫惊鸿一瞥已倾心，他意乱情迷，只要王映霞偶尔跟他谈上几句话，他全身的细胞神经就像经过熨斗烫过似地舒适服帖。尽管他明明知道中年热恋的后果常不佳妙，但还是忍不住要在日记中拿定主意：“我的心被她搅乱了，此事当竭力进行，求得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在1927年2月17日的日记中，郁达夫表白得更为清晰：“咳嗽总是不好，痰很多，大约此生总已无壮健的希望了，不过在临死之前，我还想尝一尝恋爱的滋味。”

    《堂吉诃德》中有这样一句议论：“一个正派女人的美貌好比一束独立的火焰或者一把利剑，如果不靠近它，它既不会烧人，也不会伤人。”那么靠近它呢？难道真会被灼伤和斫伤？天底下只有懦夫才不敢去尝试与美女亲密接触，郁达夫也许内心潜存着自卑感，然而一旦有人唤醒了他内心的那头豹子，他就绝对不是一名懦夫。

    郁达夫以往的恋人和情人大都出身于贫苦家庭，他自传中写到的十三岁时的初恋对象“赵家少女”，在日本留学期间拥之于怀的后藤隆子、田梅野、玉儿，以及回国后在安庆结欢的海棠姑娘，她们不是农家女、小家女，就是侍女、妓女，哪有一位是王映霞这样毕业于新式学堂（浙江省立女子师范）的大家闺秀？至于郁达夫的结发妻子孙荃，虽也吐属风雅，但她相貌平凡，一桩包办婚姻，质量可想而知。郁达夫初识王映霞时，就是这么个尴尬的处境，一个使君有妇，一个罗敷有约，但他毫无退缩之意。两人相识仅两个礼拜，郁达夫居然就交浅言深，写信去劝导王映霞：“听说你对苕溪君的婚约将成，我也不愿意打散这件喜事。可是王女士，人生只有一次的婚姻，结婚与情爱，有微妙的关系，你但须想想你当结婚年余之后，就不得不日日作家庭的主妇，或拖了小孩，袒胸哺乳等情形，我想你必能决定你现在所考虑的路。你情愿做一个家庭的奴隶吗？你还是情愿做一个自由的女王？你的生活尽可以独立，你的自由，绝不应该就这样的轻轻抛去。”

    这就是郁达夫为王映霞勾画的未可乐观的婚姻（与别人结婚）前景，他劝导她摆脱一切束缚，做一位“自由的女王”，这顶冠冕肯定得由他亲自给她戴在头上。王映霞经不住郁达夫“举着火把的狂热追求”，内心很有些松动，她仰慕郁达夫的才华，同情他的身世，但又害怕充当不光彩的“第三者”，插足对方的婚姻，招致外间舆论的谴责。有一次，孙百刚劝王映霞回避郁达夫，让他及早死心，王映霞说：“倘若断然拒绝他，结果非但不能解除他的烦恼，也许会招来意外。”在她犹疑不决的那段日子，郁达夫的书信攻势极为猛烈，一会儿说自己如何如何苦闷，一会儿说自己准备到法国去了却残生，一会儿说自己真快要死了，一会儿说自己的爱朝不待夕，“如猛火电光，非烧尽社会，烧尽己身不可的”，一会儿说王映霞是“一个被难者，一个被疯犬咬了的人”。他甚至想出几条王映霞不爱他的理由：“第一是我们的年龄相差太远，相互的情感当然是不能发生的；第二我自己的丰采不扬——这是我平生最大的恨事——不能引起你内部的燃烧；第三我的羽翼不丰，没有千万的家财，没有盖世的声誉，所以不能使你五体投地的受我的催眠暗示。”总之，郁达夫把自己放到很低很低的位置，恋爱时，放低姿态确实不失为高招，容易打动对方的心。王映霞情窦初开，自然吃受不住这种“地毯似的轰炸”，尽管她偷看了郁达夫1927年2月27日的日记——“我时时刻刻忘不了映霞，也时时刻刻忘不了北京的儿女。一想起荃君的那种孤独怀远的悲哀，我就要流眼泪，但映霞的丰肥的体质和澄美的瞳神又一步也不离的在追迫我”——知道郁达夫并未狠下与妻子断绝感情的决心，确实有过一时的恼怒，但经过郁达夫一番巧言解释并发下毒誓（三年内他若不与孙荃离婚，他就死给王映霞看），她终于转嗔为喜，不再顾忌举世非笑，不再固执少女的虚荣，不再计较郁达夫未经她的同意即出版《日记九种》，曝光他们的情事。

    1927年4月，郁达夫前往杭州王府拜望王映霞的祖父和母亲，他心中原本惴惴不安，惟恐遭到冷遇。始料不及的是，一切担心纯属多余，他居然受到东床娇客规格的款待，不禁喜出望外。“在祖父的宽容、妈的勉强下”，王映霞与郁达夫订立婚约。此后不久，南社诗人柳亚子赠诗给郁达夫，赞美他和王映霞是“富春江上神仙侣”，令人羡煞，令人妒煞。

    如花美眷也得食人间烟火，偏偏郁达夫囊中羞涩，手头拮据，喜兴未消，就要把《零余者》中叹穷的老调再弹一次：“袋里无钱，心头多恨。//这样无聊的日子，教我捱到何时始尽。//啊啊，贫苦是最大的灾星，//富裕是最上的幸运。”此调弹过之后，他早已记不起昔日情书中所写的那句话，他娶的这位王女士“当结婚年余之后，就不得不日日作家庭的主妇，或拖了小孩，袒胸哺乳”，做定了“一个家庭的奴隶”，到这时她才知道他答应让她去做的“自由的女王”，原是一句梦呓般的许诺。郁达夫与王映霞结婚后，租住在上海赫德路嘉禾里1476号，家具都是从木器店里租来的。墙壁上挂一副蔡元培写的对联，用的是龚自珍的诗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十分切合郁达夫当时的处境。住所紧靠静安寺公墓。天天与墓地相邻，真够碜人的。身边有美妻相伴，郁达夫叹穷归叹穷，总还不至于寂寞无聊。他可以从饮酒、购买旧书中获得乐趣，酒喝到醉卧大雪长街，书买到堆至满坑满谷，王映霞这时还只是心疼他，并不特别怪怨他不知节制地胡乱交朋友，胡乱花钱。郁达夫的口头禅是：“我们无产者惟一可靠的财产，便是自己的身体。”于是，王映霞的兴趣集中在办好伙食上，他们不讲究穿，只讲究吃，一门心思享口福，王映霞在自传中自豪地说过这句话：“当时，……我家比鲁迅家吃得好。”

    然而羡煞神仙的好日子难以持久。郁达夫想把王映霞留在家中，供他一人欣赏一人享用，这在事实上不可能做到。

    1931年春，王映霞怀着第三个孩子郁云，已有七个月身孕，只为喝酒的事两人发生几句不愉快的争吵，郁达夫便拿走五百元存单，精神和肉体一同重返“故乡”，回富阳去跟元配夫人孙荃同居了一个星期，他与王映霞的感情因此降至冰点。事后，为了补偿妻子的精神损失，在王映霞的祖父王二南的督促下，律师徐式昌、北新书局经理李小峰临场作证，郁达夫签署了一式三份的“版权赠与书”，受益人是王映霞，这事才算平息下来。

    王映霞是新派女子，有很强的个性，除了亲情、爱情之外，她还渴望友情滋润心田，这要求一点也不过分。1932年，王映霞浙师的同学刘怀瑜独身一人到上海旅行，她到旅馆去探望，同窗故交久别重逢，彻夜畅谈，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郁达夫却十分生气，为此出走半个月，还写了一篇《她是一个弱女子》，影射王映霞与刘怀瑜搞同性恋，他这一招大出王映霞意料，令她恼怒不已。好一番折腾后，王映霞在自传中写道：“我原谅他的病态，珍惜他的不健康的身体，另外，还感佩着他的才华。于是，只能言归于好。”但每一次和好背后都积累了新的隐患。

    王映霞最不满意的是郁达夫于婚后感情渐趋冷淡，家书中往往只有稿件如何处置、银钱如何分配、亲友如何交道等琐碎内容，很难再找寻到几句能令王映霞温心暖怀的话语，郁达夫早期情书中常常出现的那些鬼头鬼脑贼头贼脑的“love”、“kiss”字样更是扫地以尽，完全绝迹。1938年10月18日，她在写给郁达夫的信中抱怨道：“别人都会在文章中称赞自己的妻子、爱人，只有你，一结婚后便无声无息，就像这世界上已经没有了这个人一样。做你的妻子，倒不如做个被你朋友遗弃了的爱人来得值得，就如徐亦定一样。”郁达夫将浪漫的爱情视为阶段性产物，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王映霞当然不满足，而且心中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幻灭感。

    郁达夫的好友曹聚仁颇具犀利的眼光，看到问题的实质，他在《也谈郁达夫》一文中指出：郁达夫身体一直不好，尽管激情澎湃，但玩的多半是精神体操，无法与美女打持久战。打井人胃口小，怨不得井水要四溢了。曹聚仁说的没错，王映霞虽未做成“自由的女王”，但她逐渐成长为“刚强的女士”，身体强，个性强，欲望也强，郁达夫一介书生，蒲柳弱质，只能小范围开发，要使之全面开花，则力不从心。于是，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王映霞的灵与肉从他身旁剥离开去，渐行渐远，终成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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