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生于1909年，如果健在就是百岁老人；然而辛劳和疾病过早地夺走了老人家的生命。
    父亲生在农村，家境贫寒，祖父27岁病亡，父亲不到6岁就给人家放牛，在牛背上度过了3年；9岁后才读了1年私塾，仅能背诵《三字经》、《千字文》等启蒙传统教材而已；11岁那年经人介绍，来到大城市武汉，在武昌一个书简店当了3年学徒。满师后还不到15岁，就开始辗转于汉口好几个作坊店当工人；1930年失业后回到农村老家种了6年田；1937年2月，父亲被五花大绑送入壮丁队伍，2个月后从国民党部队中逃出，从此再度重返汉口打工度日，母亲和兄姐们随后也来到武汉；直到1940年，父亲31岁才开始自己干起“个体户”，两个姐姐是家里最早的“童工”；解放后的1956年，父亲参加了合作社，直到1972年退休，1973年病逝，终年64岁。

    这就是父亲的履历。这就是父亲的一生。

    父亲孩提时代给人放牛度日，11岁就远离亲人到城市当学徒，而后成家立业，其艰辛与困苦可想而知。但父亲从未给我们“忆苦”。至于当壮丁和在汉口当“个体户”打拼的艰难岁月，父亲也极少讲述。倒是母亲和姐姐们跟我们忆及往事，往往泪眼模糊，不能自己。

    如今，对那些离别故土到城里来打工的所谓“外来工”、“外来人口”，我始终都抱有敬重和亲近的感情。因为我的父亲就是“外来工”，我的父母兄姐就是“外来人口”，我们自己就是“外来工”、“外来人口”的后代！

    父亲终生勤劳，自己单干时没日没夜；参加合作社后，几乎每天都要提前1个多小时上班，几十年如一日。单位需要他这样老实干活的人，如果不是疾病，领导从未想到让他退休。63岁那年父亲癌症缠身才办理退休手续，次年他就告别了人世。

    父亲终生节俭，从不乱花一分钱。他抽烟，但从来都是抽市面上最差牌子的；他喝茶，但买的都是茶叶店里最次的茶叶末子；他有时也喝酒，但喝的是杂货铺里最便宜的散酒，让我们拿着酒杯去“打”个1两、2两。在武汉几十年，父亲却没有游览过一次东湖。他离开武汉最远的地方就是100公里外的孝感花园，而这个地方同父亲当壮丁的噩梦连在一起。父亲一生最珍惜粮食，不准我们餐毕在碗里剩一粒饭，每当饭粒不慎掉在地上，只要被他发现，都要我们捡起来送进口中吃掉。

    父亲生性耿直，不会说假话，他经常忍不住与人“抬杠”（意即“争论”）。武汉作为陪都时父亲正在武汉，他在一些公共的集会上见过不少国共两党领袖级的大人物。我们小时候看到的是蒋介石太阳穴上贴着黑膏药的漫画象，我和同学都说蒋介石长得丑。父亲则说不对，他见到的蒋介石漂亮得很。我的同学往往停止同他论战，因为害怕和父亲一起“犯错误”。1958年大跃进，父亲最烦亩产万斤的神话。乡下有位堂叔父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来武汉办事就住在我们家。父亲跟他争得面红耳赤，他打赌：如果真的亩产万斤粮，就砍下自己的脑壳！  

    父亲的“觉悟”有时很低，他说我们汉阳乡下的地主，都是最能“勤巴苦做”的人；那些划为贫雇农的人，在旧社会不少都是游手好闲之徒。他还讲过，国民党也是抗日的，老蒋和夫人也是抗战的，只有汪精卫才是汉奸。为这些，我常和父亲争论，因为书本上教我的和父亲说的有些不一样。后来我才明白，我们乡下没有刘文彩那样戴着瓜皮帽、穿着长袍马褂的地主老财，国民党也确实在正面战场抵抗日军。

    父亲的“觉悟”有时很高，文革伊始，他寄希望于这场运动能促使党的干部转变作风，领导不再脱离老百姓搞特殊，头儿们不再当官作老爷。我们弟兄三人一个到干校，两个下农村插队，前途未卜，母亲一夜急白头；父亲却镇静如常，他为我们打点行装，反复叮嘱：“处处黄土好埋人，到哪里都能活，自己照顾好自己”。他内心如焚，表面上谈笑如常。

    父亲打（体罚）我们时举重若轻，他常说，好男儿要把大人的“说”当作“骂”，把“骂”当作“打”，要学会自己成人。父亲虽极少对我们弟兄有亲昵的表示，但我至今记得，1957年长江大桥通车后不久，父亲扛着我登桥参观。坐在父亲肩上，看着滚滚人流在桥面上涌动，好不惬意！那年父亲48岁，我已过9岁。三年灾害时，父亲常常把妈妈留给他的饭菜拨到我和弟弟碗里；单位里防暑降温发的冰棒、汽水什么的，他都舍不得吃，想方设法拿回家来让我们几弟兄分享。武汉夏夜难熬，父亲总让我们几弟兄睡在竹床上，他自己却常常在一张长凳上“混”一夜。

    父亲节就要到了，我思念自己的父亲。我想到的是：父爱无边，父爱无痕，父爱如海，父爱如山。

    母亲和父亲先后罹患癌症，两个老人在与疾病搏斗时相濡以沫，顽强坚毅。父亲虽牵挂着自己四个尚未成家的儿子，但在母亲走了7个月之后，也紧随而去，在天国同母亲团聚，不让母亲在九泉寂寞！

    父亲，您这一辈子真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