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者的焦虑与农民工的“高”薪
农民工为什么突然晒薪水?为什么有网民感到“不是滋味”?为什么有白领自嘲“再不说自己是搬砖的”，还笑称“要转行”?这与上世纪八十年代议论“脑体倒挂”有所不同，在某种意义上折射出中产阶层的焦虑心态。中产阶层部分人看到低收入者“赶上来”了，既感到“脑体倒挂”的不公，更感到自身经济地位的不稳。
受益于党和国家的劳动保障政策，加之建筑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近年来农民工收入确实明显提高了。不是不可以比，关键是怎么比。如果拿数字说话，不妨把深圳建筑农民工与广州公职人员作一对比。近期广州市政府下辖32个部门公布的2011年度薪酬数据显示：人均12万多，最高15万多，最低近7万。撇开最低和最高，广州公职人员人均月薪就相当于深圳建筑农民工的顶尖者。此外，不可忽略的是，建筑农民工出工才有薪水，打不到工或出不了工就分文没有，薪水的稳定性显然无法与公职人员相提并论。
一份对重庆 17处建筑工地、400位不同工种农民工的问卷调查结果，有助于我们了解一些真实情况：367份有效问卷中，月薪7000元的农民工确实有但极少，月薪8000元的农民工仅占调查样本的1.93%(12月4日人民网)。所以，要比薪水，不能与农民工比，尤其不能这么简单地与极少数高薪农民工比。
总体上，农民工薪水比公职人员低是不争的事实。有人偏要个比个，就不妨举最近三个例子：抚顺一位李姓员工上一个月班，工资0.36元，还欠企业2.64元——因为“单位替他缴纳了保险”须从薪水中扣除(10月31日《辽沈晚报》);汕头一内衣厂发生火灾，造成14死1伤的惨剧，纵火者是这家厂的打工仔刘某，纵火原因是他与老板有500元纠纷，为纵火购汽油的钱是他编造理由向姐姐索要的(12月5日《广州日报》);杞县农民工刘红卫在郑州某立交桥下躺了20多天后死亡，其60岁的父亲“浑身是病，离不了药”，得带着傻儿子和小孙子过日子(12月6日《河南商报》)。看看这些，心里什么滋味?所以，与农民工比薪水，既要比个体，也要比群体;既要比面前的，也要比背后的。
认识和分析问题，当然不能走极端。上述三例可以说是极端的个案，但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副主任阎青春在全国老人院院长论坛上透露的信息则反映了农民工群体状况：去年有2.5亿农民工进城，90%以上是临时受雇，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不到农民工总数的六分之一，并普遍存在缴费水平低、退保率高等问题;在农村，45%的家庭是空巢，留守老人带着留守儿童种田(12月6日《北京晨报》)。
农民工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特殊社会群体，忍受着离乡背井的孤寂，从事着城里人不想、不愿、不屑做的累活苦活脏活，以身心的双重透支换得这“不薄”的薪水。在深圳，在重庆，面对记者采访，他们有的说“虽然在工地风吹日晒，但比在家里种地强多了”——个中辛酸和无奈，非同类人不能理解;有的表示如果能与白领换工作、钱少也乐意——恐怕没有哪个白领真愿意。
农民工薪水可以公开了比，但要比得公平、比出公正。前不久，三峡大学刘艳峰同学申请公开“表哥”杨达才2011年度工资总额，遭到“不属于其政府信息公开范围”的拒绝;近年来，一些垄断行业的员工薪酬、高管年薪引起物议，也未曾看到公开了什么。公开收入，真不应该叫农民工“带头”!
关注农民工是应该，关心农民工是仁心，关爱公民工是善举;农民工确实需要城市社会的关注、关心和关爱。当然，如果不关注、不关心、不关爱，农民工也不会强求。但是，不能看到极少数农民工薪水“高”了就心理失衡，拿农民工“垫背”为自己“说事”。
建筑农民工薪水提高，不能代表农民工群体收入提高，更难预示农民工群体收入持续提高。目前认为低收入者“赶上来”了，属于“杯弓蛇影”。因分配不公而造成贫富差距拉大，不是低收入者劳动薪酬增加，而是社会财富向高收入阶层过度集中;任何希望或试图以低收入者仍然低收入来稳固中产阶层地位，恰恰是违背社会公平的;而且，只有逐渐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产阶层队伍，才能稳固中产阶层地位。
不管一些人最终“比”出个什么所以然，倒是及时提醒了各地政府和相关企业：快到年底了，要尽可能让农民工们拿到劳动应得，回家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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