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人家具设计中的情与理探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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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文人家具设计中的情与理探究论文

　　摘要：宋代家具完成了中国家具史上由低型向高型发展的重要转折，是明式家具辉煌之源泉。宋代家具基于其使用阶层的不同可分为皇室家具、文人家具、佛教家具和市井家具等几类，其中文人家具则是宋代家具的典型代表。本文运用事理学的方法，从宋代文人家具的历史背景与用户特征着手，依照生活方式的发展轨迹和文化的演进脉络，深入探究宋代文人家具设计中所包含的“情”与“理”，从而挖掘设计中的文化基因及推动其传承发展的根本动力。

宋代文人家具设计中的情与理探究论文

　　关键词：宋代文人家具；士大夫阶层；设计事理学；情与理

　　宋代家具设计呈现出蓬勃发展的繁荣景象，完成了中国家具史上由低型向高型发展的重要转折1。南宋时家具设计的品类、形制已基本完备，制作工艺也有了很大的提升，在其设计过程中文人参与设计更是开创先河。宋代家具，为明式家具的设计方法、形制规范、工艺技术奠定了坚实基础，是明式家具辉煌之源泉2。宋代家具基于其使用阶层的不同可分为皇室家具、文人家具、佛教家具和市井家具等几类3，其中文人家具则是宋代家具的典型代表。文人家具是指以士大夫阶层为主要用户群体的家具。宋代科举制进一步扩大和完善，士大夫阶层迅速发展，社会地位不断提高，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也是社会上层文化、艺术的创造者和传承者。因此，文人家具引领了宋代家具设计风尚，成为宋代家具活跃繁荣的主要动力，为明式家具设计提供了重要范式。本文运用事理学的方法4，从宋代文人家具的历史背景与用户特征着手，依照生活方式的发展轨迹和文化的演进脉络，深入探究宋代文人家具设计中所包含的“情”与“理”，从而挖掘设计中的文化基因及推动其传承发展的根本动力，为当代家具设计给予启示。

　　一、宋代家具形成的历史条件

　　宋代对多元文化的包容以及礼制观念的变革是宋代家具能够完成由低型向高型转变的重要文化条件。胡床作为最早的高型家具在汉代末期传入中原，其形制类似于今天的马扎5，受礼俗文化规范下的价值体系的影响，胡床的出现并未引起高坐家具的变革。魏晋至隋唐，本土原生文化受到游牧民族文化的巨大冲击，同时，佛教在这一历史阶段形成一个发展高峰，以佛教为代表的东南亚文化也对中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高足坐具作为为外来文化输入的一种表现形式开始逐渐普及，敦煌唐代壁画中出现了“圆凳”、“椅子”的形象6，同时也出现了与高足坐具配套的高足承具，如“高榻”7。进入宋代，多民族的开元式文化被整合吸收，走向收敛内省，集历代之大成。陈寅恪先生也曾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8。文化上的重新整合，彻底打破了传统坐姿礼制的樊篱，为生活方式的变革提供了条件。《古典家具研究现状与问题》一文根据北宋墓葬考古提出宋代家具不仅完成了由低向高的转型，并且在高型家具普及的过程中产生了明确的内外区别，形成“起居双中心”的格局，会客、餐饮等对外活动不再由床榻承担，而是转向一桌二椅的标准配置9。宋代经济、科学、工艺技术的高度繁荣是宋代文人家具蓬勃发展的根本保证。亚当斯密曾在《原富》中提出中国的财富，至宋元而达到最高点。依托于富足的农业经济基础，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惠商、恤商政策以促进商业发展。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一方面使得社会阶级结构发生变化，差雇匠、和雇匠、人力数量逐渐增多10，工商阶层及手工艺从业者的地位得到了一定的提升，另一方面城市发展出现了商业文明城市的风貌11，体现出更多的自由度和包容性，这也使得士大夫阶层乃至皇室阶层加入到商业活动中来。士大夫阶层的发展壮大与士大夫文化的繁荣是推动宋代文人家具发展传承的强大力量。宋太祖建立宋朝以后，为了维护自己政权的长治久安，倍加推崇文治。这一思想使得科举制在宋代后进一步扩大和完善，也因此孕育出一个相对独立的士大夫阶层——即古代的“知识分子”阶层，这一阶层迅速发展，社会地位不断提高，成为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也成为文化变迁的重要推手。文人参与设计是宋代文人家具设计契合文人风骨的催化剂。士大夫阶层对生活艺术的普遍追求深入到了具体器物的设计中。文人参与设计不仅表现在从理念上对家具设计及制作施加影响，同时也有部分文人亲自动手参与设计。如南宋黄伯思为“展经史，陈古玩”所作的《燕几图》，成为今天可见的中国最早的家具设计著作12。燕几成为中国古代家具史上最早的组合家具，其设计构思精巧，形制简单、风格朴素、功能多样，是文人参与设计的最佳佐证。

　　二、士大夫阶层的主要特征

　　为满足不同阶层对于家具的不同需求，宋代家具在设计风格上也呈现出多样性和相对独立性。研究士大夫阶层的多层次的特征，为我们研究宋代文人家具的风格形成、情感体验、价值归属提供了线索。宋代士大夫阶层所表现出来的主要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思想观念上，崇尚中庸之道，缺少彻底的革新精神。由于统治者采用优待与钳制相结合的方法控制士大夫，使得士大夫既表现出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积极入世的精神，又表现出“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消极避世的态度。为在这种矛盾的政治境遇中求得平衡，宋理学由此应运而生，士大夫从儒、道、佛（特别是禅宗思想）三家思想中重构起自己的精神世界，更加注重性命之理和自我修养方法。美学态度上，“味归于淡”。宋代美学以自我意识为出发点，追求空灵蕴藉，透彻玲珑的境界，表现出一种平淡天然的“逸”“趣”“韵”的美学态度13，具体到器物形式上则倡导简洁素淡，寓情寓趣，不矫揉造作的自然本质，讲求“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状态14。消费观念上，表现出一种后顾无忧的消费自信。以神宗朝元丰改制后的'北宋俸禄标准为例，京朝官中，正六品的朝议大夫每月俸料与职钱合计70贯，最低级的承务郎每月俸料与职钱合计约25贯（米芾曾以20贯买入王羲之《来戏帖》）。经济条件的相对丰裕，促进了物质市场的繁荣，从而推进了文人家具行业的发展15。

　　三、宋代文人家具设计的合“情”性

　　“情”即文化性，是设计能够传承的内核。宋代文人家具中的合“情”性表现在其对士大夫阶层生活方式的完美呈现，是士大夫阶层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下的情感归宿和寄托，是士大夫阶层美学和价值观念的物质表现。宋代文人家具是士大夫阶层的情感选择。中国封建社会形态在中晚唐发生了变化，从汉唐立马横刀式的向外开拓，转向了宋代庭院踱步式的内敛沉思，由开放多元的文化转向保守内省，由感性直观转向理性思辨。宋代文人以物类人，寓情于物，因此在对待家具的态度上，则要求其既能展现保守中庸的政治理想和崇简淡泊的生活态度，又能表达其平淡天然的理趣和灵动潇洒的情韵。唐代家具体量宽大厚重，体态丰腴圆润，而宋代文人家具中的情感内蕴经过理性的节制，中正典雅，质朴纯粹，其长处亦不在于情韵而在于思理，它是宋代文人对伦理道德深沉思考的价值取向的结果。宋代文人家具是简淡美学的产物。中国艺术史很早已有“错彩镂金之美”和“芙蓉出水之美”的不同追求，到了宋代，后一种审美观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士大夫在家具器物的选择上潜移默化的贯彻这种自然、简洁素雅的审美情趣。从南宋《薇亭小憩图》《女孝经图》《商山四皓会昌九老图》等画中士大夫所用家具可以看出，宋代文人家具在种类相对完备的基础上形制较为成熟，风格简洁精炼，方正平直，线条硬朗。举例来说，玫瑰椅是典型的文人家具，其特点是靠背高度低矮，多数与扶手齐平，结构简练，构件细瘦有力，将框架式结构精简到极致16。玫瑰椅深受士大夫阶层的追捧，频频出现在文人雅集绘画作品中，士大夫也藉此表达一种简淡的审美理想与淡泊的浪漫情怀。

　　四、宋代文人家具设计的合“理”性

　　“理”即客观规律，是指“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淮南子齐俗训》）。合“理”性是家具设计传承的基本条件。宋代家具作为其时物质文明的载体，不仅展现出当时工匠的构思巧妙技艺精湛，其中所包含的朴素的人本主义设计思想更是集先辈智慧之大成。宋代高坐方式逐渐普及，家具设计开始探索新的结构与形式来适应这一变化。宋代家具设计从建筑结构方式中汲取灵感，由箱型结构转变为梁柱式的框架结构或者折叠结构，并以较为合理的部件组合与榫卯设计，获得更加丰富的形式变化。这种新型的家具结构形式使得家具高度增加，同时增大了使用空间，减少了材料的浪费，并使得其安全性得以加强，形式变化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这使得高坐家具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奠定了明式家具的发展基础。宋代文人家具设计构思巧妙的另一方面表现在装饰手段上的兼顾功能与形式的平衡。从装饰手法的角度来看，宋代文人家具在设计上使一些结构部件在具备功能的同时，就其造型进行调整使其展现出一定的装饰性，作为纯粹装饰的部分在宋代文人家具设计中并不多见。宋代家具装饰的典型特征是与牙头、牙条、券口、枨子和托泥等结构件密切相连，从而使家具既坚固耐用，又具有审美性。宋代文人家具设计不仅在生活方式的变革中提供了良好的结构形式，同时十分重视人与物之间的有机关系，其形制尺寸符合人的生理尺度，用度得宜，体现了我国造物思想中“人为第一，器为第二”的朴素的人本主义思想17。举例来说，圈椅是一种靠背、扶手形成一个圆弧形整体的椅子，在唐代基本定型，但宽大厚重，宋代圈椅在继承唐代遗风同时，使其更加轻便，在扶手处理上更加圆润，使人在坐靠时肘部肩膀均得到良好的支撑。圈椅的椅背也多做成s形来更好承担背部曲线受力，同时与坐面形成一定倾角更利于倚靠休息。宋代座椅均设足承，以减小大腿受力程度，使坐姿更加舒适。

　　五、总结

　　宋代文人家具主张简淡平实，虽然也有部分家具造型奢华，装饰繁复，但总体风格以典雅平正，内敛含蓄，简洁刚直为主，这与主流的士大夫阶层思想观念相契合，顺应主流社会价值取向和审美趋势。宋代家具设计精髓既体现了宋代家具与经济、科技、技术等客观发展规律，更是对宋代文化特点、价值观念的完美体现。通过对宋代文人家具“情”与“理”的分析，深入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发掘文化与设计的关系，以此来指导我们在今后设计中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并使之与现代文化生活、用户深层次的需求相结合，有利于帮助我们设计出既具有中国民族特色又与当代人群思想价值观相一致的作品。

　　注释：

　　1.梁旻.小议《宋史》中的高型家具[J].装饰，2013（2）：131-132.

　　2.邵晓峰.宋代家具：明式家具之源[J].艺术百家，2007，05：182-184+94.

　　3.邵晓峰.中国宋代家具[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0.

　　4.柳冠中.设计事理学论纲[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15.

　　5.闫艳.浅探“胡床”“绳床”的形制与外来文明——兼及“交床”“交椅”[J].内蒙古师大学报（哲社汉文版），2013（5）：59-64.

　　6.杨泓.考古所见魏晋南北朝家具（下）[J].紫禁城，2011，No.19201：60-65.

　　7.李汇龙，邵晓峰.敦煌壁画中的唐代家具探析——以高榻为例[J].艺苑，2014，No.8305：69-72.

　　8.焦泽阳.中国传统伦理与古代都城形态礼制特征的历史演进研究[D].南京大学，2012.

　　9.梁旻.古典家具研究现状与问题[J].艺术评论，2013，04：120-123.10.乔迅翔.宋代营造类工匠考[J].华中建筑，2009，08：168-170.

　　11.郭学信，张素英.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特征及原因析论[J].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5：50-55.

　　12.吴淼.古代燕几家具“矩方”设计思想的历史考证[J].装饰，2013，09：7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