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财政部长：谁来为希腊发表《希望的演讲》？
希腊经受了和平时期任何国家都不曾经受过的大规模紧缩，而眼下正在被要求其不堪重负的经济采取更大规模的紧缩。没有债券纾困计划。没有提振投资计划。当然，也没有人为这个跌倒的民族发表《希望的演讲》。
雅典—1946年9月6日，美国国务卿拜恩斯(James F. Byrnes)访问了斯图加特，做了历史性《希望的演讲》(Speechof Hope)。拜恩斯的演讲标志着美国战后对德立场的改变，给了这个堕落之国一个畅想复苏、增长和回归常态的机会。七十年后，我的祖国希腊也需要这样一个机会。
在拜恩斯发表《希望的演讲》之前，同盟国承诺将“德国改变为以农牧业为主的国家。”这是美国财政部长小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在两年前，也就是1944年9月所提出、并由美国和英国联合签署的摩根索计划(Morgenthau Plan)明确表达的意愿。
事实上，1945年8月，当美国、苏联和英国签署《波茨坦协议》时，它们同意“减少或摧毁所有有战争潜力的民用重工业”以及“以农业和轻工业为重点重组德国经济。”1946年，同盟国将德国钢铁产量削减至战前水平的75%。汽车产量骤降至战前水平的10%。20世纪40年代末，706家工业厂房被摧毁。
拜恩斯的讲话让德国人民感到，惩罚性去工业化措施将被扭转。当然，德国的战后复苏和财富要归功于德国人民的艰苦工作、创新和致力于统一民主的欧洲。但如果没有《希望的演讲》所暗示的支持，德国人也无法取得令人瞩目的战后复兴。
在拜恩斯演讲前以及此后的一段时间里，美国的盟国并不热衷于重塑战败德国的希望。但从杜鲁门政府决定复兴德国开始，这一趋势就再也没有回头。在美国赞助的1953年债券减记计划——马歇尔计划以及来自意大利、南斯拉夫和希腊的移民劳动力的助推下，德国开始重生。
没有这一天翻地覆的变化，欧洲就不可能和平、民主地实现统一。有些人必须抛弃道德反对，冷静看待处于一系列只能给欧洲大陆带来不和与分裂的环境中的国家。二战后成为唯一债权国的美国正是这么做的。
如今，处于这一系列环境中、需要希望的是我的祖国。针对援助希腊的道德反对呼声很高，否认希腊人民拥有实现自身复兴的'权利。希腊经受了和平时期任何国家都不曾经受过的大规模紧缩，而眼下正在被要求其不堪重负的经济采取更大规模的紧缩。没有债券纾困计划。没有提振投资计划。当然，也没有人为这个跌倒的民族发表《希望的演讲》。
当时的磨难让旧日的恐惧死灰复燃并煽动新的不和，这是古代社会的一大标志，比如德国和希腊。因此我们必须小心以待。我们决不能对少年说，由于某种“挥霍的罪恶”，他们必须在资金不足的学校中受教育，必须被大面积失业压得喘不过气。不管是在20世纪40年代末的德国还是在今天的希腊。
当我写下这篇文字时，希腊政府正在向欧盟提出一系列深度改革、债务管理和重启经济的投资计划方案。希腊真的已经做好了准备，也愿意与欧洲达成能够纠正导致2010年秋第一片多米诺骨牌倒下的问题的契约。
但是，如果希腊要想成功实施这些改革，希腊公民还需要一样失去的东西：希望。希腊的《希望的演讲》将给现状带来巨大的不同——不但是为了我们，也是为了我们的债权人，因为我们的复兴能够消除违约风险。
这个《希望的演讲》应该包含哪些内容?正如拜恩斯的演讲不纠结于细节而是强调象征意义，希腊的《希望的演讲》也不必具有很强的技术性。它只需要标志一个巨变，一个与在已经不可持续的债务负担头上继续增加新贷款的过去的五年的决裂，并以未来惩罚性紧缩为条件。
应该由谁来发表这一演讲?在我看来，应该由德国总理默克尔面向雅典或塞萨洛尼基或任何她所选择的希腊城市来做这个演讲。她可以利用这次机会暗示新的欧洲一体化方针，这个方针从受害最深的国家、一个欧元区错误的货币设计和自身社会失败的双重受害国开始。
在战后欧洲，希望是一种正能量，如今，它可以成为推动积极转型的力量。由德国领导人在希腊城市发表演讲，这将极大地有利于实现这一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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