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民以惠，长线钓鱼
荀子从个人荣辱的角度阐述了两种治国之道，指出“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见利思义”也叫“见得思义”或“义然后缺。
“见利思义”和“义然后缺是孔子在《论语?宪问》篇中提出的；“见得思义”则是孔子在《论语?季氏》篇中提出的。这些都是说人在判断事物和行为准则上应以“义”即道德价值作为惟一的取舍标准。根据“见利思义”的观点，儒商在企业经营活动中，“利”是要追求的，钱是要赚的，而“君子言义不言利”的传统思想是必须抛弃的。但是赚钱必须以“义”为取舍标准。何谓义？“义者，宜也。”《礼记?中庸》）“行而宜之之谓义”。（韩愈《原道》）这里所谓“义”，除了传统儒家从道德层次上大力提倡职业道德，力求做到赚钱不“缺德”外，还必须注入以法治企业的新观念，从法律层次上大力提高守法意识，力求做到赚钱不“违法”。
只要在不缺德、不违法的前提下，就可以光明正大地讲挣钱，理直气壮地赚大钱。根据“见利思义”原则，即要求经营者必须遵守国家政策法令，不能搞邪门歪道，进行走私活动、偷税漏税、贪污盗窃、侵吞公款、贩卖毒品、拐卖儿童等犯罪行为。要求国家和个人只能创立与发展对社会和人类有益的企业，任何不利于社会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企业和产品都不应创立与发展。同时，要求商人在经营中只能赚取合法合理的利润，不能以假冒伪劣产品去搞不正当竞争或以违法行为来获取利润。这就为现代儒商指出了一条正确的价值取向，赋予儒商以崇高的道德价值。
捐善款的义举固然是出自商人的仁义之心，但这一义举的又一客观效果则是为商人树立了良好的形象，树立了一块无价的金字招牌。
李嘉诚在商场上成功了，但他并没有捂紧自己的钱袋，而是捐赠大量财物来兴义举，做善事。李嘉诚慷慨解囊、善举义行在家乡广为流传，树起一座心碑。尤令人称道的是，他淡泊功名，保持低调。他不同意以他的名字为潮安、潮州两医院命名，甚至不愿意参加剪彩仪式。
1991年7月12日早晨，李嘉诚边用早餐，边听广播，惊悉中国华东地区发生百年未遇的特大水灾。他立即在第一时间通知新华社香港分社，以四大公司名义捐出5000万港元赈灾，同时倡议全港市民掀起救灾热潮。数日后，汕头遭遇强台风灾害，李嘉诚又以个人名义捐500万港元给汕头市政府。李嘉诚的善行义举显示了其崇高的人格和品德。但谁又能否定，李嘉诚的高尚形象没有给他的商业事业带来效益？
道理很简单，做生意谁不想找一个人品人格高尚、信誉卓著的商人作伙伴?谁愿意与奸商交朋友呢？从商业角度看，李嘉诚的善举是他在商业活动中的无形资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无形资产要比有形资产更昂贵、更具价值。
予民以惠，长线钓鱼
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商海中，企业要树立良好的社会公众形象，就必须“予民以惠”，如此，生产则兴旺，才能在惠民中实现自己赚钱的长远目的。《韩非子》一书中讲述了一国的`国君要通过各种手段树立国家形象，包括“惠民”、“节财”、“选贤”，其中有一则精彩的故事，就是“齐景公问政与惠民便民”。
韩非子强调，“惠民”是当时的基本国策。只有惠民，才能取得民心，才能巩固其统治地位。因此，国家应该经常保持惠民的形象，使百姓有基本的保障。在当今竞争激烈的社会里，企业要树立良好的社会公众形象，就必须“予民以惠”，如此，才会生意兴旺。在惠民中既实现了自己赚钱的目的，也可以确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孔子同样也提出了以惠养民的思想。孔子的政治主张是“以民为本”，在社会实践中，如何坚持和实施“以民为本”，孔子提出了五条具体原则，即“五德”：恭、宽、信、敏、惠。五德最终概括起来，可以落实到最后一点，即“惠”。以惠养民，这是五德之精髓所在。它充分体现了孔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关心人民大众疾苦的仁爱精神。
无论是韩非子的“予民以惠”还是孔子的“以惠养民”，在今天都可以用“顾客至上”来表述，甚至也可用产业报国、民族昌盛为己任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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