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伦理讨论对气候变化辩论的影响论文
气候研究不仅局限于认知兴趣领域，它也研究与政治行动高度相关的一些问题。因此，气候研究已成为当下一个重要议题，探讨所谓的非认知价值，比如，在这个领域，社会政治价值和伦理价值，应扮演什么适当的角色？ 这些非认知价值应如何发挥作用帮助气候科学为政治献计献策，以治理气候问题？ 近来与此相关的辩论主要分为中立主义者派 （neutralist approach） 和内在伦理学派 （intrinsic —ethics approach）。中立主义者一方希望科学保持价值中立，就像科学在与社会相互纠葛中所持的立场一样。有人主张科学的任务应该是创造真实的条件，借此将政治价值和科学信息严格分离开来。待为政治制定的选项出台后，移交给该方人士供其选择。然而，每一个选项都包含一定的政治目的，这些目的都来自于政治，又代表政治体现到这些选项中来。科学决策为行动开发出一系列路径，并由此阐释和扩大了选择的范围，但是却把目标的决定权及实现方式、方法留给了决策制定者。他们被赋予作出选择的权利。但是，最终决定权还归政治所有，非他莫属。
作为对立方，内在伦理学派认为社会政治和伦理价值在确定选项方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能与认知所关注的各方面分离开来。后者的理由是那些被强调有意义的事实在选择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掺杂价值因素的考量。以前的妇女健康研究就是这种情况。1970 到 2000 年之间，界内普遍认为治疗更年期综合征的流行方法主要是采用荷尔蒙平衡，因此，很多社会因素被排除在外，未予考虑。缺乏雌激素被认为是一种需要治疗的疾病。那个时候人们普遍认为这与女性特点和生育能力有关，因此，女性有生育能力被认为是女性特征的一个重要标识，并成为更年期疾病治疗是否成功的标准。在此背景下，大量证明有副作用的数据被忽略。直到社会政治观一派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应该视绝经状态为正常过渡时，这些数据才受到应有的重视。社会政治观提出的不同看法直接影响到某些研究是否相关和可信，研究方法是否科学，研究目标是否定位准确 （Büter 2015）。这些例证显示研究对象自身可能就有价值取向，因此将价值的属性完全归属到社会和政治领域几乎是不可能的。
至于气候模式，内在伦理学派认为亦是如此，想把这些决定都交给政治人士也是不可能的（Schienke at al。 2011）。内在伦理学派认为气候模式关注的是再制和预测那些从实际角度看有意义的数量。他们特别专注的是温度和降水或海洋和大气流系统的变化，但对大气层顶端的辐射平衡却不太在意。他们之所以像前者那样特别关注数量，是因为数量具有实际意义。由于这个原因，模式中的数量都计算得非常精确。这项任务的相关性和相对重要性都反映出非认知价值因素。这一关键却存在争议的结论，即如果当初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那不同类型的模式或许早就建构出来了 （Biddle &Wins berg 2010）。
中立主义者的回应表明，在讨论的例子中，某些数量由于其自身因果关系的重要地位首先受到了重视。全球平均地表温度是整个气候系统的主要驱动力。许多气候特征，如降水，取决于温度。因此，这种情况仅仅表明有因果关系影响的数量受到特殊重视。但因果解释是认知解释的需要。某些数量的实际意义来自其内在过程中的因果意义。
内在伦理学派的倡导者在这一点上提出不同意见，他们把目光转向了隆德 （Richard Rudner1953）。隆德认为接受很可能是在不完整数据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假设，是会有一定归纳性风险的：
有人可能会错误地假定一个效果的存在是不正确的 （假阳性） 或者反过来错误地否定一些特征的存在 （假阴性）。这些风险可以通过调整准入的门槛得到转移。高门槛的准入会降低假阳性的风险，但同时也增加了假阴性的危害。隆德的建议是，在权衡那些因潜在问题所造成的非认知损害时，应该考虑准入门槛的设定位置。如果我们接受假设时果真发生了错误，那就应该将不利后果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考虑现实世界中的伤害，会被认为是受到社会政治或伦理价值的影响才决定哪个假设是可取的（Rudner 1953）。如果我们将一些食品添加剂投入到市场中，我们必须相当肯定它们是安全的。相反，如果假设我们不确定一个特定的文字处理器运行是否可靠，那我们的生活将充满更多的不确定性。社会政治或伦理价值就是这样合理阐释他们的观点的。那我们就用隆德的观点来假设气候变化是人为造成的。这一结论的形成可能是考虑到由过错引发的不利后果。错误积极性 （false positive） 就是我们错误地认为气候变化是人为干预造成的。与此相关的损失就是为了减少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排放，在技术上投入过多不必要的资金。错误消极性 （false negative） 是我们错误地认为气候变化与人类控制因素无关，并在减缓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停止作为。
如果我们在这一点上出了问题，其后果便是这个星球将被变成一个相当不利于人类居住的地方。各种不同类型错误所带来的损害的不对称性，意味着降低人为气候变化这一假设的准入门槛。但是，这还是没有说明问题。隆德的论点没有得到认可，因为他未能说明公认的不利影响到底应该包括哪些方面。下面看看赞成人为气候变化论一方对该问题可能给出的应答。有人认为在环境保护技术上过多不必要的投资 （比如这次辩论中谈到的），并不是像所声称的那样无害。如果我们错误地将气候变化归因于温室气体排放，然后再花费巨资徒劳无益地减少碳排放，那么我们最终就会损失所有的必要资源，最后无力提供需要适时调整时的所需资金。事实上，适时调整才是唯一适用于对抗气候变化的方法。这种不利的影响是资源的浪费，最终会让我们在应对真正的挑战时，即应对不可避免的气候变化问题时，囊空如洗。
没想到的是，隆德对过错造成的不利影响的解释留有很大的'回旋余地，足以合理解释相反的结论。他认为特定结论视情况而定，取决于用哪些社会政治和伦理价值来识别失误造成的不利影响。价值的问题在于它们的本质是主观的。让价值随便参与到科学审查过程中来是有风险的，它会产生有倾向性的科学，如果这样，科学就会失去其权威的中立性。隆德的最终观点就是，在科学推理的掩盖下，确认过程中应考虑社会政治和伦理方面的因素。
相反，中立主义显得有些束手无策，因为他们的方案无法全面合理实施。问题在于，在许多领域，社会政治和伦理价值不可回避地要提供判断假设和证据之间是否相关的标准。如我在文章开头所言，女性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20 世纪最后几十年对更年期综合征的研究。保住生育能力是衡量所有治疗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这个标准促进了激素替代疗法的发展 （Büter 2015）。如果女性的社会政治形象不是这样的话，更年期或许不可能首先被定为一种疾病，激素替代也不会被视为一种治疗方法。一些领域的研究本质上就是有价值取向的，而气候科学就是其中之一。如果气候模式的结果果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考虑到非认知因素而受到影响，如彼都 （Biddle） 和温斯伯格 （Wins berg） 所说，那么，社会政治价值几乎是不可能从相应的合理解释过程中被排除的。气候科学也可作为另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些学科本质上就有内在评价。这种情况下，唯一能做的就是增强其多元性。既然科学家在诸多研究领域不能避免片面性和社会偏见，那么他们就应该追求由多种价值体系构成的不同方法和视角。这些不同的方法会帮助他们发现价值自身可能存在的盲点。如果社会政治和伦理价值是无法回避的，那它们就应该是多元的。使中立主义最接近多元化可以在科学与社会相互作用的界面上得以实现。
重建价值自身的属性
鉴于之前的讨论，价值自身的属性应尽量归属于社会范畴。科学应致力于认知的目的，而不是被赋予特权进入到非认知价值中，即，社会政治和伦理价值中。而哲学分析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辨别和揭示科学研究中非认知价值的作用和意义。一些此类研究将有价值取向的假设视为有科学依据的真实条件。例如，对气候情景的总体评价还在继续进行，其方法就是将由时间积累的社会财富的效用函数最大化。也就是说，如果一种全球性形式的函数高于另一种，那么它就更有优越性。这看起来好像是来自经济学的一个原理，但事实上，伦理考虑是隐藏在其中的。即这样的效用函数不考虑财富的地域分布 （Schien keetal。 2011，511），它也不关注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人群存在繁荣程度的不同。例如，“优先主义”理论的定位要求更多考虑生活不太富裕的人们所获得的利益或遭受的损害。因为灾难对富人的伤害要比穷人少。如果只专注函数平均值的选择，排除诸如什么是公平财富分配这样的考虑，那么作出的决定是有价值取向的。哲学分析或科学决策的目标首先就是指出道德价值如何在这一点上被不知不觉地考虑了进来，然后要辨别这些价值，进而阐明评价的辩论结构。在这一分析模式中处理非认知价值要停留在合理的决策的范围内，这样的概念分析要求将气候模式中的真实元素与有价值取向的元素分离开来。
另一种同样停留在一个分析性处理价值框架内的方法，正在提出行动科学的目的和特点。从处理实际问题中发展出来的选项当然是由社会政治和伦理价值建构的，但是这些价值是为政治代言的。行动科学或者是决策科学可能包含对某些非认知价值有偏见的承诺，但这些承诺的合理解释来自社会和政治。进一步说，哲学分析能够为有价值的科学决策提出充分的标准，但是这些决策是否合适最终还有待于社会的评判。无论是重建还是提出新的评估科学技术质量的非认知标准，两者都不能否定中立主义者模式的价值。
科学决策最重要的挑战之一是能否充分处理不确定事件和突发事件。这种不确定往往使行动的基础相当不稳固，也会使具有科学依据的建议无力实施。然而，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还是存在的。关键是有用的科学决策不需要精准地预测气候系统的演变，它只要足够强大有力就可以了。强大有力是科学决策最应具备的条件，也就是说，任何分析和推荐的最终结果都要稳定，即使是在潜在因果因素和环境因素变化或不十分清楚的情况下也能保持不变。在实际运作中，要求执政者掌控预测； 那些数字到底是多少并不太重要，除非执政者的权力达到限制。假设在不采取其他对策的情况下，全球平均地表温度会上升 3 或 4 摄氏度，那么科学决策也就不会有明显的不同了。如果是这样，两个结果都是不可接受的。换言之，强大有力的建议才能传递稳定的信息 （Carrier 2010，204； Droste — Franke etal。 2015，9 —10，38 —39）。
能促进强大有力的两项策略正在寻找有后备方案的选项，所有有可能的措施都在考虑之列 （被称为 “无后悔行动”）。很显然有后备方案的技术选项会降低不利影响的程度。如果缓解措施失效，气候工程可能就会成为一个后备方案。从 “无后悔行动”开始并不是说它不保护已在考虑中的系统会受到干扰的影响。相反，它的基本原则是从需要出发，不做错事。鉴于气候系统的惯性，当务之急应是提出合适的措施，使之完全不受气候是如何演变的这类系统知识的影响。
但是，在残缺知识基础上采取行动的挑战也包括利用机会。在预料之外的选项出现时我们能抓住机会，很好地加以利用。如果相关领域技术上有所突破，我们希望能够站在一个合适的位置，第一时间就能迅速适应新形式。假设新发现了一种有效、廉价的催化剂，它能从燃煤电厂的废气排放中分离出二氧化碳，这项技术选择肯定会影响相应的生态评价，因此，也会影响公众对这种工厂的接受态度。这样的发现可能会使有关部门作出加强利用化石能源的政治决定。因此，应对不确定性和突发事件的第二个要求是适时调整。这是充分利用科学进步和技术变革的策略。我们要接受一定的风险或不确定性，以便一旦新的选项出现时，能够很好地加以利用 。保持强大有力和适时调整之间的平衡是科学决策的一个优势。强大有力青睐于那些没有因为人类干涉而发生改变的行动，如对重要事实和发展过程加以控制； 适时调整要求在相关的环境和条件下对所发生的明显改变保持高度敏感。有时，强大有力和适时调整两者是一致的。例如，在寻找有后备方案的技术选择时既追求安全，免受不利发展因素的影响，又追求有利用新技术选择的能力。有时，两者又有分歧，产生不同的评价意见。这些分歧 2006 年在史蒂恩 （Nicholas Stern） 和诺德霍斯 （William Nord haus） 的辩论中就出现过。他们辩论的主题是如何评价未来气候变化所造成的损害和当下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经济学关注的是，在当下与气候变化进行斗争与采取推迟对策之间，哪个更划算？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考虑当下花钱还是很久以后获益二者间的时间延迟。建立气候保护措施当下需要付费，而这些优势在几十年后才会显现出来。这样的时间延迟体现在经济学的贴现上。在未来函数中引入贴现概念是通常的做法。贴现的背后人们通常想，现在你手中的一元钱，比你未来要收到的一元值钱得多。相反，你今天要付的账单比未来的花销对你的影响更大。其理由通常有三点： 投资的观点是，你目前手中拥有的一元钱可以投资、生利，所以这一元钱以后价值会升高。来自经济增长的观点说，未来的一代人可能会比我们更富有，支付同样的钱对他们来说负担会更轻。技术进步的观点认为，在未来迎接气候变化的挑战会更容易和更便宜。贴现使得现今的利益比未来的利益更高，未来的成本比现今的成本更易令人接受。处理气候变化当下花钱，以后受益。在这样的形势下，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平衡完全取决于所选的贴现率。长期的高贴现率可能就意味着现在不积极采取行动。诺德霍斯预想如果贴现是6%，那么治理气候变化的费用就不值了。今天付出的这些努力以后是不会分期偿还的。相反，史蒂恩推断的贴现率是 1。 4%左右，他认为现在抗击气候变化经济上是划算的，且宜早不宜迟。
从强大有力和适时调整之间的关系看，诺德霍斯将贴现率设定到极限，是一劳永逸的决定。极端的贴现率有利于特定的行动，不受精确的气候情景影响。诺德霍斯的建议是强有力的，因为他关于气候的论述同样是不受实际情况影响的。相反，史蒂恩的决定是依赖于某些实际情况的。即，根据气候变化程度，适度的贴现率可以证明某些行动是合理的。如果一些预期收益是相当可观的，那么当下一些支出可能是合理的。当然，如果气候没有变得那么可怕的话，这个预期方案可以调整和修改。也就是说，尽早启动防御机制，这样相关的措施会延续更长一段时间。这意味着可以根据气候系统的进化和关于该系统科学知识的进步，适时进行停止或改变。这样看来，史蒂恩的推荐举措更为灵活，更注重适时调整，同时又通过强调预防措施将强大有力考虑进来。强大有力可以通过努力应对潜在的危害和威胁，保证其安全性。综上所述，史蒂恩的适中贴现率趋向于保持强大有力和适时调整之间的平衡。有两个理由可以说明史蒂恩提出的两者之间的平衡关系比诺德霍斯单一强调强大有力要略胜一筹。首先，后者缺乏敏感性，当新数据出现时，不能第一时间进行调整，作出新的决定。其后果自然对适时调整很不利。其次，诺德霍斯提出的强大有力的观点是自创的，在这一点上是似是而非的。他的提议完全依赖于所选择的贴现率，因此，是自生的。这样一来，强大有力也就无从谈起。最终结果是，诺德霍斯两头失利，既没有强大有力也不能适时调整。
结论
总而言之，虽然科学没有被赋予社会政治和伦理价值特权，但是这些价值仍然在决定如何抗击全球变暖的决策中起到主要作用并使相关决策合法化。科学家们合理借鉴价值，精心考虑他们提出的建议，然后将那些有价值取向的提议移交给政治。但是这离采取实际行动还相差甚远。如果固有伦理派是正确的，就像自身有价值取向的学科所表现的那样，那就很有必要拓宽隐含在科学决策中的价值自身的属性。对采取行动所提供的多样性选择也需要详细论证。如果还有一个认知基本原理能促进非认知价值，那它也只能证明其属性在价值的多样性上是合理的。如果上升一个级别，考虑科学决策有用性的标准，我们应该建议社会和政治建构衡量标准，以此判断一个有用的专家应该取得哪些成就。我这里提出的建议就是应在强大有力和适时调整之间寻找一个合适的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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