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王海”，31场维权官司非常态
【当事人档案】2007年5月至今，小方(化名)在每家企业务工平均百天左右就离职，之后就将企业告上法庭。他总共起诉了12家企业，法院为此开庭约20次，劳动仲裁10余次，总共打了31场官司。除1起被法院驳回、1起还在上诉之中，其余的都赢了。他的这些“战果”也让宁波一些服装厂的老板闻之色变，他被冠以“维权狂人”的称号。
2009年12月15日清晨，沿海城市宁波笼罩在一片蒙蒙小雨之中。
小方(化名)一大早就起床了，他简单地洗了把脸，然后急匆匆地往公交车站赶。他要赶往数十公里外的镇海区劳动仲裁委员会递交劳动争议申请书。小方赶到镇海劳动仲裁委员会时，正好上班，一名工作人员接过他的申请书，看了一眼，就收下了。小方说，按照惯例，这算是立案了。
这是他两年多来打的第31场劳动维权官司，维权在他过去的两年时光里，已经成了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也给他换来了“职场王海”和“维权狂人”的称号。
被逼出的“王海”
小方的老家在宁波下属的县级市余姚。看上去有些瘦弱的小方，说起话来还会脸红，可一谈起维权，他就显得非常激动。
在成为“维权狂人”前，小方是宁波一家知名服装厂的一线业务骨干。那时候，26岁的他，和多数从农村出来的孩子一样，没有什么大的想法，只想好好打工赚钱。但在2004年11月，他因劳动待遇发生分歧被工厂开除后，想法变了。按照小方的说法，当时厂里常让他们加班，又不付加班费，他找负责人谈判被当作了“出头鸟”。被开除后，小方越想越生气，“我并没做错什么，难道就这样算了?”在经过一番思量后，他把服装厂告到了法院。
这场历时约两年的官司，对初中没毕业的小方来说，成了一笔宝贵财富。他没有专业法律知识，也没钱请律师，那段时间，没事就往图书馆跑，“啃”有关劳动保障方面的法律书，遇到好的内容就复印下来。官司在按程序进行着，劳动仲裁、一审、二审，他每天奔波在劳动部门、法院、工会之间，不停地和相关部门打交道。那两年，他几乎什么也没做，专心致志地打着官司。官司的结果，用他的话来讲，是“有输有赢”，法院支持了他的加班工资和失业补助金诉求，其他的诉求却被驳回。他最大的收获，是熟练地掌握了关于劳动方面的法律知识。
在没有打官司前，小方和所有务工人员一样，只是模糊地知道超时工作，单位要支付加班费。打完第一场官司，他突然明白，原来法律对工作时间、社会保险都有明确规定，对工厂拖欠、克扣工资、不签劳动合同、违法解约的行为有惩罚性质的赔偿。
在精通这方面法律后，小方在之后打工时就很容易发现问题。“老板们都是能省就省，能给员工少发钱就少发钱，能不给的待遇就不给。这时候，如果你选择了沉默，就等于纵容了老板这种‘劣行’。”小方说。他选择站出来，和老板们对簿公堂，“是想唤醒更多人的维权意识，因为权利是靠自己争取的，不是靠老板们施舍的!”
因维权而失去爱情
小方是个细心人，在打工的时候，他很注重收集证据，只要发现企业有用工方面的漏洞，他就毫不犹豫地辞职，然后去告企业。这种频繁的维权行动，使他成了劳动仲裁部门和法院的“熟人”和“常客”。
2007年5月，小方在宁波鄞州区石碶街道一家服装厂找到一份工作。不到3个月，他便和单位解除了劳动关系，理由是单位未支付加班费。接下来是仲裁、诉讼，最后是单位败诉。
从那之后，小方把这种维权模式用到了他工作过的每一家企业。他的手法是：在每家单位待的时间一般不超过3个月，然后要么以各种理由提出解约，要么投诉到劳动部门导致被开除，最后起诉。“从2007年至今，我一共打了31场官司，还帮助别人打了20多场，基本都赢了。”谈起这些战果，小方有几分得意。
和小方在公堂上对过阵的两名律师介绍，小方虽然没有受过正规的法律培训，但是对法律条文的掌握已经到了很熟练的程度，证据采集得也较为专业、翔实，法律意识明显强于普通务工者。一些准备不足的被告，有时会听得目瞪口呆。
“新的《劳动合同法》出来后，促进了企业劳动用工正规运作，但我也发现一些企业有规避嫌疑。比如一张工资单，除了实发工资一项，还有加班费、社保、病假、旷工等项，企业只给你填写实发工资，就叫你签字。你一旦发现工资待遇不公，提起诉讼，企业就自行在工资单上填写其他空白项造假，让你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谈到一些企业的不规范用工，小方显得很无奈：“有些事，对有些人来讲忍一忍就过去了，对我来讲，却不能忍下去。”
两年多的维权生涯，最令小方感到自豪的是，他在2008年帮助女朋友打赢了一场劳动争议官司。“我们要求被告企业赔付加班工资、基本养老保险、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等共计4876元，最后得到了法院全部支持，官司赢得很漂亮。”谈起自己的女朋友，小方的神情黯然了很多。他们现在已经分手了。
小方的女朋友是一个河南姑娘，本来两个人定在2009年8月份结婚的，他找到社保局要求给女朋友按本地人办一份社会保险，但是因为女友的户口在河南老家，社保局不同意。女朋友回家开户口，就一去不复返了。在分析女朋友与自己分手的原因时，小方称，主要是他这样频频跳槽打官司，使她没有安全感，女孩子想过一份安定的生活，这些他却给不了她。
斗士还是麻烦制造者
小方的维权方式，在业内引起强烈反响，也令当地的一些服装企业老板叫苦不迭。
据小方说，现在好多服装企业的老板，一听到姓方的，就要审查半天，看是不是他。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和企业在气势上换了个位，“我的第六家单位和第五家单位是同一个厂长。进厂20多天，我们碰见了，他认出了我，然后让我别干了。厂长的母亲曾当着我的面说，‘我们厂小，你放过我们吧’”。
好在宁波的服装企业多，并且都缺工人，所以，小方总能找到打工的地方。
而有些企业，面对小方的起诉，干脆是不应诉，判了能拖就拖，能躲就躲，就是不执行。有的老板在法庭上当面威胁他，说下来之后非收拾他不可。
为避免被报复，他悄悄地搬了个住的地方。目前，知道他住处的只有一个要好的工友，他们每天都要联系一次，如果两天不联系，工友就会找上门来，怕他出事。小方的家人对他也很担心，多次劝他回老家做些小生意，但是小方不为所动。
小方的行为，让他和目前的劳动用工关系“大流”格格不入。“他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劳动者，因为他工作的目的并不是想为企业、为社会创造社会价值，而是麻烦的制造者。”一名和小方打过官司的老板称。
但是，小方的维权行为却赢得了和他有一样经历的打工者的纷纷喝彩，他们把他称为“职场王海”。
宁波一名仲裁员认为，“职业维权”对启发劳动者的维权意识有一定进步意义，但“维权过度”或以“打短工”的形式频繁跳槽索赔，挤占和浪费了大量宝贵的`司法资源。
宁波鄞州区法院多次主办过小方案子的周法官表示，正是企业在用工管理中存在着不规范的地方，才给了小方“可趁之机”，企业也要吸取教训。从法律的角度看，劳动者的合法维权行为应予支持和肯定，但对于“过度维权”行为应予以教育和引导，良性的劳资关系需要劳资双方共同维护好。
小方承认他的维权理念“有些超前”，但自己的维权之举纯属无奈：“他们不停地侵权，我只能不停地维权，我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企业好好学习法律。我打官司并非为了钱，按法律规定，劳动者的工作收入明明可以买肉、买好一点的衣服，老有所依，可因为企业的违法用工行为，劳动者实际挣的钱只能买菜、买便宜货，老了还有后顾之忧，你会甘心吗?”
狂人其实很孤独
小方活得很孤独，有时也感到很无助。“你没有在工厂待过，你不知道这里面有多黑!”他说。
他拿出一份裁决书说，“我在这家企业只干了两个月，企业就少给我近5000块钱，如果你放弃了，就什么也没有了。我这样做，是想让更多的打工者明白，权益是自己争回来的。同时也想对那些老板讲，善待自己的员工，员工们都不容易啊!”
小方在打工者中名声越来越大，前来找他打官司的人越来越多。在力所能及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他会以公民代理的身份帮别人打一些维权官司。通过粗略计算，作为公民代理，他代理了17起案件，主要涉及的仍然是劳动争议案件。但是，不知为什么，宁波有些部门明确告诉他，不认可他的公民代理行为。这在小方看来，是一种“报复”行为，因为这些部门的工作人员不想看到他这样维权，所以剥夺了他的公民代理权。
有件事有点“黑色幽默”，小方还为一名老板做过公民代理，与老板的雇工打官司。他理直气壮地表示：“谁说我尽跟企业老板过不去?事实证明我也在为老板维权。”
而小方的出名也颇有戏剧性，有关部门见小方频频前来维权，于是把记者找来，想对这种行为写一个批评报道。记者却从另外一个角度发现了小方身上的新闻点，报道见报后，反而让小方更加广为人知。
“现在很多外来务工者找我，有倾诉委屈的，有让我帮助打官司的，我都来者不拒，还贴钱给他们复印法律材料。” 小方称，由于自己复印量很大，复印店老板给他开出了“贵宾价”：A4纸复印100张8元钱。而不论走到哪里，小方都背着一个老式帆布包，里面装着各种各样的法律资料和证据采集设备。只要你和他讨论劳动维权方面的问题，他立即拿出来，和你“引经据典”半天。而小方采集证据的“维权硬件”就花去了近万元：包括载着他奔波于各家法院的电动车，专门用于采集证据的录音笔和DV机等。另外，他还特别购置了台式电脑，“有了电脑，找资料方便了，还能把录到、拍到的语音、图像证据保存起来。”
这两个月，小方还在网上开了博客，目的是“把自己维权的经验告诉更多的人”。他的QQ签名是“公民的权利受法律保护。任何人、单位不得非法侵占和破坏!”
采访后记：谁制造了“职场王海”
小方是一个看上去很弱小的人。因为要拍摄照片和核实一些资料，我曾两次打电话约他当面采访。“我去报社找你吧，你别来找我了，我的地方不好找!”每次他都这样说。每次来的时候，他都是急匆匆的，因为和他同行的还有几个需要他提供法律援助的工友。小方是一个标准的农家子弟，他的想法很朴素，“打工的都不容易，再被老板坑一下，你要是再不还手，他们坑起人来还以为是名正言顺的呢!”
作为一个记录者，我很佩服他的执著。我所在的城市是一个充满了外来务工人员的地方，我供职的报社，隔三岔五就接到务工者权益受到侵害的投诉。在对那些有新闻价值的事进行公开报道时，我发现外来工在给这座城市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在遭受着因为权益被侵犯的心酸。我所诧异的是，面对法律规定的种种对劳动者保护的条例，那些老板哪儿来的胆子敢对劳动者的权益如此漠视?正是由于侵犯劳动者权利的用工单位普遍存在，才造就了小方这样的“维权狂人”和“职场王海”。
在现实生活中，打工者维权的渠道本来就狭窄，要不然就不会发生那么多的武力逼薪、跳楼讨薪等极端事件。小方善于运用“法律武器”来“讨说法”，等于给众多务工者上了一课，也给那些漠视工人权益的老板上了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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