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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书笔记

时间:2021-06-21 14:41:47 读书笔记 我要投稿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书笔记

  导语:如果喜欢读历史的都应该接触过钱穆的这本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篇幅不长,但非常值得一读。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书笔记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书笔记一

  前天读完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书不厚,仅160多页,讲述了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的政治制度,包括政府组织、考试、经济、兵役等制度。读罢,仿佛重游了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而且是之前很少触及的中国政治史。毕竟,中国历史更像是一部哲学史、文学史、艺术史甚至军事史,惟独少有谈及政治的部分。读书时学唐诗宋词,所谓政治,也无非是作者被罢黜,郁郁不得志,如此作为讲述其文学价值的大背景而已。

  贯穿全书,钱穆先生的一个观点是:任何一项政治制度,要站在历史的角度去观察,若仅以当前的标准来评价和看待历史,必然有失公允,得出偏激的结论。

  这恰恰表明了钱穆先生写书时的环境。《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写于上世纪50年代,相比现今,那时候的中国仍是弱国,弱国就容易自卑,自卑就容易自我否定。书中,钱穆先生极力反对当时用“专制黑暗”评价中国政治制度的武断言论。想来当时的中国,应该仍有不少五四新文化的遗风,在反思中国落后的原因时,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否定传统,并且是彻底的否定。(其实,这种倾向现在也没有完全终止,我们常常碰到一些中国人,一遇到问题就开始抱怨“中国文化如何如何不可取,如何如何落后”,好似中国害了他。)

  与那时相比,现今的中国自信了,也更理性了,我们能够正面自己的问题,也理直气壮的接受自己的优点。百家讲坛的火爆就是最好的证明:无论它是否在以娱乐的方式讲述传统文化,但它毕竟证明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对传统、对历史乐于接触和探求了。

  但这种理性在当时尚不存在。对于当时抹杀历史的观点,钱穆先生在书中说:

  "我们不该单凭我们当前的时代意见来一笔抹杀历史,认为从有历史以来,便不该有一个皇帝,皇帝总是要不得,一切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只要有了一个皇帝,便是坏政治。这正如一个壮年人,不要睡摇篮,便认为睡摇篮是要不得的事。但在婴孩期,让他睡摇篮,未必要不得。"

  书中随处可见从历史角度分析当时人所处的情境,以及对现代的影响。比如,对于中国没有专以政治思想成名的人物,钱穆先生的观点是:

  "只因中国读书人多半做了官,他们对政治上的理论和思想,早可在实际政治中表现了。用不着凭空著书,脱离现实,来完成他书本上的一套空理论。于是中国的政治理论,早和现实政治融化合一了。"

  关于中国缺少西方的“民主精神”,钱穆先生认为:

  "中国政治上的传统观念,对一意见之从违抉择,往往并不取决于多数,如西方所谓之民主精神。而中国人传统,则常求取决于贤人。春秋时即有“贤均从众”之说(见《左传》)。哪一人贤,就采纳哪一人的意见,假若双方均贤,则再来取决于多数。贤属质,众属量,中国传统重质不重量。中国人认为只要其人是贤者,就能够代表多数。不贤而仅凭数量,是无足轻重的。"

  关于明朝始创的八股文,钱穆先生认为其本意在于公平的录取人才,只是后来变坏了(是不是有点像当前中国已经实行了30多年的.高考?如果我们简单粗暴的抹杀高考,那就是犯了武断的毛病):

  "开始时,也并不是政府存心要愚民毁丧人才的,目的还是在录取真人才。然而人才终于为此而消磨了。现在只骂创始此制的人存心不良,怀有极大的恶意,其实此制度也不是某一时某一人所创始的。而且纵使存心公正善良的人,其所创制度,也可有偏弊,有流害。我们必如是想,才能对政治制度有深一层之研讨与警惕。"

  最后,在总论中,钱穆先生谈到历史的作用:

  "当前英国哲人罗素曾说过:讲哲学,至少有一个功用:即在减轻人一点武断。我想讲历史,更可叫人不武断。因事情太复杂,利弊得失,历久始见,都摆开在历史上。知道历史,便可知道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一切事不是痛痛快快一句话讲得完。历史终是客观事实,历史没有不对的,不对的是在我们不注重历史,不把历史作参考。"

  我想,“讲历史,更可叫人不武断”,这话实在是有道理。虽然“尽信书不如不读书”,但世间本来就少有绝对正确的真理。多了解一些历史,多明白当时人所处的环境、所受的约束、所要解决的问题、所经历的历史变迁,我们也就多一些思考,多一些反省,多一些客观的评价,最终以史为鉴,对当前、对未来,做更好的把握。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书笔记二

  本书是钱穆大师的讲稿集,言简意赅,深入浅出,短短的160多页,就中国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组织、地方与政府的关系、考试制度、经济制度、兵制等做了概况和比较,指陈利害得失,实在是好书!

  钱先生认为讨论历史制度,应该将当时的历史传统与当时人的历史意见作为主要参考,不该把我们的时代意见来抹杀当时的历史意见,中国从来不是一个无制度的国家,而每一制度的后面也必有其所以然的理论和思想。

  以汉武帝时期的盐铁政策为例,先是从古代井田制度与山泽禁地在所有权上的区分,直讲到少府与大可农的税收分配之于政府与皇室的由来,而引申出盐铁官卖来,以说明这不仅仅是一个思想和理论的问题,而且也是由很重要的历史传统和现实情况来决定的。春秋末年已废弃了古代的井田制,耕地的所有权为农民私有,而非耕地的禁地仍属于贵族,当时民间常有人私闯禁区进行烧炭伐木,捕鱼猎兽的非法牟利,久而久之也放开了禁区的山林池泽,以征收赋税的方式代之。秦汉统一政府出现后土地所有权的观念依然承袭旧制,只是封建贵族已消失,只剩皇帝一家,这一所有权问题就直接影响到赋税。所以当时农田租入归诸大司农,充当政府公费,而山海池泽的税收属于少府,专供皇帝私用。一开始田赋是大宗,商税是少数,大宗归公,小数归皇室也颇为合理。但是战国以后,盐铁之利逐渐膨大,商税已逐渐远超田赋,这也是始料未及的。汉武帝雄才伟略,军费浩繁,花光了大司农的钱之后,慷自己之慨,把少府的钱捐献给政府,同时要求地方上的有钱人捐钱,最富庶的莫过于盐铁商人,然响应者少。汉武帝认为是自己把山海池泽让他们经营才能煮盐炼铁,发家致富,而他们不乐捐,就把全国的非耕地收还,由政府来经营,于是盐铁就变成了国营与官卖。

  钱穆先生说“讲历史更可叫人不武断。因事情太复杂,利弊得失,历久始见,都摆开在历史上。历史终是客观事实,历史没有不对的,不对的是在我们不注重历史,不把历史作参考。” 多了解一些历史,多明白当时所处的环境、所受的约束、所要解决的问题、所经历的历史变迁,我们也就多一些思考,多一些反省,多一些客观的评价,最终以史为鉴,对当前、对未来,做更好的把握。

  本书着力陈述制度须合于本国传统,须合于人事。这点是极为重要的,尤其值得我们加以学习、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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