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读书笔记

时间：2024-11-24 07:16:06 读书笔记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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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北归》读书笔记

　　认真品味一部名著后，大家一定都收获不少，何不静下心来写写读书笔记呢？那么读书笔记到底应该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南渡北归》读书笔记，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南渡北归》读书笔记

《南渡北归》读书笔记1

　　《南渡北归》描述了抗战爆发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的生活，以及从敌占区流亡西南的故事。时间从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始，继之平津沦陷，北大、清华、南开等大学南渡西迁，先长沙后昆明、蒙自办学的岁月，同时涉及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同济大学、中国营造学社在抗战烽火中艰难跋涉的历程。突出地描写了蔡元培、胡适、陈寅恪、傅斯年、梁思成、李济、林徽因、金岳霖、梅贻琦、冯友兰等大知识分子的生活、学术、精神与情操，搜罗宏富，规模宏大，意旨宏远，堪称中国知识分子抗战时期的群雕。

　　岳南的南渡北归，写解放战争老一辈革命家和先烈们不畏艰难取得胜利的史诗。世人常常说，苦难是铸就文学的一把坚实的榔锤。话说到这个地步，免不了又是那些老掉牙的议论式举例——司马迁遭受宫刑后写下的《史记》，鲁迅始终称它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马尔克斯的处女作《枯枝败叶》出版前，他每夜都把手稿抵扣在自己居住的旅馆当作押金；三毛将生活里的.颠沛流离作成灵感，拾进自己的文学作品里……文学在个人身上所体现出的规律，也能在时代的变迁中被发现。地势最为险峻的悬崖，如果能开出花朵，那它总是沁人心脾、芳香万里的。就如同战火纷飞的年代，若是出现了一丝能撼动人心的思想，那它便能成为照亮青年的明灯。为什么有人能在魏晋那混乱的国家关系中立足，找到自己的信仰；为什么有人能在盛唐溃败离析时忧心天下，依然不放弃对国家的希望；为什么也有人能在宋朝国力羸弱，向他国低下头颅的那一瞬间，仍紧握手中的长枪，为守卫疆土的愿望奔赴死亡？我想，答案一定是清楚明了的。

　　看看中国文化的脊梁。都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又说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然而，一场抗战，生存状态被打破，那样多的读书人在纷乱的战火中不忘初心，坚守学术精神与情操，乱世之中更显中国文化本色。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延续五千年，一定离不开人的努力，我的脑海中突然想起了岳飞，屈原，谭嗣同等等，中华民族万岁。每一个人都应该好好努力，成为最好的自己。

《南渡北归》读书笔记2

　　王国维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中第一个应聘的大师。其时，王国维的身份是中国最后一个帝师。尽管已经是1925年，王国维接受清华的聘请，还是到天津"觐见“了自己的皇上，末代皇帝溥仪，征得溥仪的许可，才就任。

　　辛亥革命废除了两千年的帝制，但是末代皇帝溥仪还是与自己的太监宫女住在紫禁城里，仍然关起门来做皇帝。拥护皇帝的不但有辫帅张勋，还有大师王国维，当然还有丧失既得利益的遗老遗少，也有没有丧失既得利益，但也没有赢得新世界，换言之，枷锁去掉了，但衣食似乎更没有保障了的，一大批普通民众。

　　十三年后，冯玉祥派出的革命军才包围紫禁城，宣布废除对清王室优待的函文，溥仪最后一次召开御前会议，交出皇帝印玺，遣散太监宫女，搬到后海醇王府，后又搬到天津张园。

　　王国维其貌不扬。用鲁迅的话形容，”老实到象火腿一般“。也不知道鲁迅怎么想的，为什么火腿就老实呢？为什么不说老实到象土豆一般，或者象绍兴的黄酒，茴香豆一般呢？搞不懂

　　岳南讲，王国维身材瘦小，脸庞黑黄，八字须，瓜皮帽，猪尾巴小辫子，一副颓丧萎靡的样子。然而其学问却”如江河湖海，浩瀚无涯，并世罕有其匹”。精通八国英语，呵呵，精通的是英文、德文、日文等多种文字，对西方哲学、美学、文学，特别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及后世的叔本华、尼采等大师的思想理论，有独特的研究和深刻洞见。王国维是利用西方文学原理批评中国旧文学的第一人。对宋元戏曲史的研究更是独树一帜。1906年，王国维在《教育之宗旨》一文中首次提出“美育”一词，在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倡导德智美体四育并举的教育理念。

　　王国维研究甲骨文，“轰然撞开了迷蒙遁隐几千年的殷商王朝大门，使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一下子向前延伸了近一千年。”

　　王国维当之无愧，是甲骨学的鼻祖，郭沫若称之为新史学的开山。陈寅恪评价王国维的学问之博大精深，“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胡适在1922年8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现今中国的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有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在学术上已经半僵化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

　　作者岳南对王国维的评价更高。

　　他说：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学术框架和标高看，自两千年前司马迁去世，一百年后出现班固，其后五十年出荀悦，其后二十年出陈寿，其后700多年出欧阳修、司马光及其助手刘恕、范祖禹。十二世纪出了郑樵，其后五百年，到十八世纪才出了赵翼、钱大昕、王鸣盛、全祖望、章学诚等几位名家。此后则只有王国维这个旷世天才横空出世。

　　不观王国维指学问，不知大师之大，高山之高。

　　然而仅仅两年时间，四大教授之首的王国维就在1927年6月2日上午十一时左右，于颐和园鱼藻轩前的昆明湖畔，以头如泥，从容赴死。

　　王国维的自杀，没有任何征兆。6月一日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二届学生毕业，研究生回忆，座中先生言蒙古杂事甚畅，其雍容淡雅之态，感人至深。晚上与陈寅恪在陈家畅谈至傍晚。夜晚在自家会见学生，谈笑和怡。2日晨8时至研究院办公，料理事物如常，并与同人谈及下学期招生事宜。随后借钱五元，从容自杀。

　　遗书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一代宗师，就这样，走了。

　　对于王国维的死，外界有多种说法。溥仪说王国维是欠了罗振玉的钱，被罗催债逼死的。还有比较八卦的“妻妾出轨受辱说”。但诸多说法之中，陈寅恪的解析，最有说服力。

　　王国维是殉文化而死。

　　是不忍见到即将衰亡的中国文化那令人心酸的悲怆结局二死。其一死，是对当时混乱无序的时局和世风日下的现实做出的近似“尸谏”的抗争。

　　陈寅恪在挽词中云：凡一种文化，值此衰落之际，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王国维为我们所熟知的，多是其做学问的三重天：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而陈寅恪所撰写的碑文，才是中国知识分子永恒的价值选择与思想光辉：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识，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南渡北归》读书笔记3

　　南渡北归是首部全景再现中国最后一批大师群体命运剧烈变迁的史诗巨著。作者岳南老师耗时8年多的心血，翻阅了上千万字的资料，多次去实地考察采访，以纪实的手法、深厚的情感、酣畅的笔墨回顾抗战时期，不愿做亡国奴的知识界大师跟随国民政府转战迁徙，共赴国难艰苦卓绝的生活和学术历程，以此缅怀民国大师的铮铮风骨和文采风流。全书煌煌120万字，分南渡、北归、离别三部，被亚洲新闻周刊评为20xx年度十大好书。

　　民国是个大师辈出的时代。民国无论是在北洋时期还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对知识分子的礼遇都十分优渥。当时高校知名教授的薪资是普通人家的几十倍，比政府部长的薪资还要高。

　　然而，倭寇入侵，狼烟遍地，时值我国力衰弱，失城丢地，一败再败，一退再退。然侵略者的残暴与我抵抗的失败并未让我们屈服，国民政府首都一迁武汉、二迁重庆、后期重庆几欲不保、欲再迁西康，坚持抗战，矢志不渝，绝不言降。

　　在山河易色、民族大是大非面前，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与民族精英拒绝做亡国奴，为了保存文化的火种，他们放弃优越体面的生活，不离故国，长途跋涉，转徙千里，与政府和百姓同赴国难，勇敢面对贫病、匪患甚至死亡威胁，守望相助、穷且弥坚，坚持教育育人、学术抗战、焚膏继晷、薪传火播，在学术领域取得了世界性的荣誉，承续发展了中华文化的命脉。其精神风骨，让人不胜唏嘘，扼腕浩叹。

　　群贤南渡，最后落脚西南，形成了重庆、成都、昆明、李庄四个学术中心。在昆明，北大、清华、南开合并成立了西南联大。

　　冯友兰撰写的西南联大纪念碑上书：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所谓北伐，还我河山皆成虚愿。

　　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因看不到抵抗的希望，国民政府汪、陈之流的大批政治精英和军队成建制地投降日寇，沦为汉奸，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而这些大师们虽然也曾一度悲观，但却没有一个人屈服。陈寅恪曾做诗写出了当时大师们的悲凉心境：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黄河难塞黄金尽，日暮乡关几万程。他们不是因为希望而坚持，而是因为坚持而终于等到了抗战的胜利。

　　北大、清华、南开合并组建西南联大落户昆明，当北大的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每个人都是当时最顶尖的大师。自古文人相轻，然此三人都是谦谦君子，迅速、高效地整合了三校的资源，在最短的时间内招生复课、教书育人、笔耕不辍。

　　当云南王龙云想托情让自己的孩子破格入联大读书，被主持校务的梅贻琦拒绝后大怒，欲找茬刁难联大。但后来了解到梅贻琦校长自己的孩子因分数不够都未能上西南联大。对梅贻琦校长由愤怒转为敬重，此后尽其所能为西南联大在昆明办学和工作提供便利。

　　抗战前，陈寅恪在清华有一套房子、还有一套四合院，两边都有佣人。颠沛流离到达西南后，因恶劣的环境，得了严重的眼疾。1939年，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教授，这是牛津大学创办三百年来第一次聘请中国学者为专职教授，起初陈寅恪不愿意与困难之中，离开祖国与同仁但因眼病加重，又无药可医，为了治疗自己的眼病，才于41年陈寅恪赴英就职。

　　可刚达到香港后，却赶上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被日寇攻占。陈寅恪全家为此被困孤岛，生活无着。日本人知道陈寅恪的分量，竭力拉拢，专门上门送来了两袋大米。当时，这两袋大米不仅意味着全家人的温饱，还意味是全家人人身上的安全。而陈寅恪却竭尽全力，把放在屋子里的两袋大米拽了出去。后来，带领全家己经辗转，返回内地，直到抗战结束。

　　梁思成和林徽因抗战前住在北总部胡同3号，是北平最好的文化沙龙，被称为“太太的客厅”。然而迁徙到四川李庄变得十分凄苦，林徽因因此得了严重的肺病却缺医少食，梁思成为了给妻子治病，先在自己身上做实验学会了肌肉注射和静脉注射。当时梁家穷得吃不上饭，梁思成把自己心爱的手表、皮鞋甚至外国友人费正清夫妇赠送的一支派克笔都卖掉了，为得是换一点粮食和医治林徽因的药品，他的儿子梁从诫冬天只能穿一双草鞋上学，结果冻出了冻疮，久治不愈。

　　但即使生活困顿到了这样的地步，他们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学术研究。梁思成患有严重的颈椎病，经常疼得抬不起头来，他就用一个花瓶放在画板面前，托住自己的下巴颏，用单位唯一的一盏煤油灯，在昏暗的灯光下长时间画图，完成了《图像中国建筑史》的手绘本。

　　每每读到这些故事，总是心绪难平。这些原本生活优越的人，后来生活如此潦倒，甚至是危机四伏，但是他们仍然能不改其志。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言：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过惯了好日子的人，很难再去适应困苦的生活。很多人在这样的转变中都会沉沦甚至变节，但民国的这批知识分子超越了人生的弱点，在命运的转折和包围当中，迸发出了光芒万丈的理想主义光辉。

　　我在思索：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越来越推崇那个年代的那一批大师。

　　是因为他们苦难的生活吗？这些苦难，只是让我哀叹与悲伤，还不足以惊奇与震撼，因为当时全国军民都处在艰苦卓绝的抗战生活中，比这悲惨的人还有很多。

　　是因为大师们高深的学问吗？其实说到大师们的学问，恐怕没有几个人能真正明白，如果没有抗战爆发，如果没有随之而来的被迫南渡，这些人在今天，会不会受到如此普遍的尊敬？

　　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说，是这些苦难成就了他们。时穷节乃见，他们在经历、抵御、战胜了这些苦难后向世人展现出的不屈的.精神风骨，那就是只要活着，哪怕只有一口气，仍要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努力地干下去，不怨天尤人，不自暴自弃、相反却是血脉喷张地迸发出一种坚如磐石的韧性。

　　正如费正清发出的感叹：只有中国的学者能够在如此艰苦的抗战环境中忍辱负重，愈挫愈勇，取得如此伟大的学术成就，这个成就与精神是中国知识界的光荣，也是人类历史的光荣。

　　正是这些不愿屈服的大师们铮铮铁骨的风骨构成了我民族的脊梁，才使我中华不亡，我中火文化不亡。

　　忆古思今，如今当下的学者，学术水平姑且不论，当然是无法望昔者之项背的，就其风骨而言，也难以让人敬畏。他们怨气满怀，动辄责难祖国，满口道德，让他人牺牲奉献，自己却拿着外国国籍，准备一旦国家有难就溜之大吉，所谓专家，甚至都已经沦为段子和笑料。

　　追忆大师的背影，感受理想的美好，体味信仰的力量，致以我们由衷的敬意，也带着十分悲凉、沉痛的心情追问：大师远去还会有大师吗？

　　《南渡北归》（全新经典三卷本），分为《南渡》《北归》《离别》三部。讲述的是上个世纪大批知识分子冒着抗战的炮火由中原迁往西南之地，而后再回归中原的故事。整部作品的时间跨度近一个世纪，所涉人物囊括了二十世纪人文科学领域的大部分大师级人物，如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梅贻琦、陈寅恪、钱锺书等。作品对这些知识分子群体命运作了细致的探查与披露，对各种因缘际会、爱恨情仇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释解，读来令人心胸豁然开朗的同时不胜唏嘘、扼腕浩叹。

　　《南渡北归。南渡》是《南渡北归》第一部，描述了抗战爆发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的生活，以及从敌占区流亡西南的故事。时间从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始，继之平津沦陷，北大、清华、南开等大学南渡西迁，先长沙后昆明、蒙自办学的岁月，同时涉及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同济大学、中国营造学社在抗战烽火中艰难跋涉的历程。突出地描写了蔡元培、胡适、陈寅恪、傅斯年、梁思成、李济、林徽因、金岳霖、梅贻琦、冯友兰等大知识分子的生活、学术、精神与情操，搜罗宏富，规模宏大，意旨宏远，堪称中国知识分子抗战时期的群雕。

　　《南渡北归。北归》是《南渡北归》第二部，着重描述了抗战胜利前后，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的学术追求、思想变化与不同的人生遭际，时间跨度约为抗战中后期至1948年末，国民政府抢运国宝与“抢救学人”计划，连同选举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为止。突出地再现了董作宾、李约瑟、童第周、陶孟和、沈性仁、梁思永、蒋梦麟、闻一多、刘文典、罗庸、郑天挺、吴晗等中外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的艰难岁月里，颠沛流离，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从不同的角度还原了西南联大学潮与闻一多被刺案真相，对知识分子群体于时代大潮中的分化与演变，做了深入细致的探究与揭示。

　　《南渡北归。离别》是《南渡北归》第三部，描述了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在回归久违的故土家园之后，因战争爆发，不得不忍痛离别，遥天相望，以及在海峡两岸不同的生活和社会环境中所遭遇的命运剧变。除述及迁往台湾的朱家骅、胡适、梅贻琦、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石璋如、蒋梦麟、叶公超等几位大师级人物，着重描述了留在大陆的梁思成、梁思永、林徽因、陈寅恪、吴金鼎、曾昭抡、曾昭燏、陈梦家、向达、叶企孙、饶毓泰、吴宓、钱锺书等知识分子群体，不同的理想追求与爱恨情仇。令读者扼腕浩叹的同时，更可以“在史中求史识”，有所受益。

《南渡北归》读书笔记4

　　其实《南渡北归》有三本书，第一部《南渡》、第二部《北归》、第三部《别离》。战火纷飞的年代，傅斯年、胡适、陈寅恪、李济、梅贻琦、梁启超、梁思成、童第周、董作宾、郭沫若、王国维等国之大师，为祖国而奔走，为民族崛起而奋发。想当年，他们也曾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精力充沛的想要在各自的领域开创一番事业可在人生最该得意的时刻，却遭受日军侵华带来的国破家亡的痛苦，万里迁徙，在西南一隅忍受贫困疾病，为中华民族保存文化血脉。抗战胜利后，本该欢天喜地继续自己的事业，怎奈又逢国共内战。民国时期的大师们，在他们一生中，遭受了很多的艰难困苦，在精神与物质的双重折磨下，依然能够勤于治学，并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做出如此辉煌的成绩，不得不给人以很大的震撼。

　　有时为大师的'趣事儿逗乐，王国维担任清华四大导师前特意跑到溥仪那里请示。有时为大师的决绝震撼，“思想如不自由，毋宁死耳”的王国维毅然地投湖自尽。童第周的形象也鲜活了起来，他不再只是著名的生物学家，还是在田垄边卷起裤管和妻子一起捉青蛙的李庄人。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那些在李庄生活的知识分子开心的走向街头的描述也令人为之深深感动。也更加深刻地去理解甲骨文的发掘与识别对中国历史的意义。那些大师们不仅仅只是名字印在脑海里了，他们事无巨细的生活呈现了活灵活现的人物。还有一些可能被我们误解的历史在这里也被澄清。

　　读这本书的时候思绪万千，却发现写读后感时却无从下手，内容太多，自己功力有限，不知如何讲起，如何总结，说一些感悟吧。我看南渡时是最激情的，虽然战火纷飞，但每个人都是激情四射，眼中充满光芒的，他们为国家保留文明的火种。北归是有些伤感，离别是极度伤感。南渡、北归、离别，人生也就几十载，折腾着、折腾着，人老，发白，曲终人散。也可以说这是一本带有情绪的中国近现代史，三本书看完除了对大师们有了比较形象地理解外，也对真实的历史有了一定的思考。人是活的，思想是自由的，而所有记载下来的东西都变成了死的，固化的，一味地尽信书不如无书。但所有记载下来的书都对我们有所指导，重要的是我们要有自己的判断与审美。

　　《阿甘正传》里说：我不觉得人的心智成熟是越来越宽容涵盖，什么都可以接受。相反，我觉得那应该是一个逐渐剔除的过程，知道自己最重要的是什么，知道不重要的是什么，而后，做一个简单的人。

《南渡北归》读书笔记5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恩格斯

　　本书的封面有一行极其醒目的宋体字：“大师远去，再无大师。”我想了很久，作者的这一席话究竟有何意味。我觉得先有必要探讨一个算是老生常谈的问题：是时代塑造大师，还是大师铸就时代。

　　最大、最不可忽略的背景就是上个世纪上半叶持续不断的动乱和征战。辛亥革命前后，国家科技落后，人民愚昧麻木，那些留过洋的青年，在见证了他国的强盛和我国的贫弱之后，有了救国救民的强烈愿望，希望能够把西方的一套搬到中国来。自然，这种渴望不会终止于物质，为了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对民主政治的渴求也在人群中爆发。这个时期的中国社会是纷繁复杂的，有守旧派，有革新派，有想做回皇帝的，也有呼吁民主共和的，军阀割据的现象极为严重，外国势力也颇为猖獗。社会上没有一股可以强大到独霸天下的力量，各个利益集团互相制约。这似乎有点儿像我国历史上孕育了“百家争鸣”局面的春秋战国时期。或许正是因为当时社会不稳定、复杂，对任何思想没有过多的压制，也无从压制，这就促成了当时人们在思想上的极大自由，从而为一批大师崭露头角营造了合适的土壤。如果说辛亥革命前后这段时间是一个大师萌芽的阶段，那么抗战时期的民族存亡危机，则直接催生了大师的生长。中国军队军备落后，面对强大日军无可奈何，这让每个中国人深深忧虑。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踏上留学之路，他们不只是为自己而学，更是为让祖国强大而学。当他们背负上了国家的荣辱，就有了鞭策自己的强大动力。曾昭燏在给傅斯年的信中就曾透露过自己的'心境，她说祖国缺什么，她就学什么，不再学别人学过的，以免浪费资源。

　　任继愈先生在谈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时，曾列举董作宾的成才事例，他说：“一个学者的成功，个人努力固然非常重要，但是人在社会里，都是社会里的一个成员，不管你有天大的本事，你总是拗不过这个社会的大潮。只有在这个大潮里面，你个人的作用才有可能显现出来。”对此我深以为然。

　　书里还有一个细节吸引了我的注意。蔡元培、梅贻琦等校长在招聘教师时，并不唯学历。傅斯年等人在外攻读多年，可谓学贯中西，但也不曾获个什么博士学位，这些人是纯粹的为了做学问而做学问。而反观当今社会，“功利”已经成为几乎一切活动的目的。读大学，是为了找个能赚大钱的好工作；运动员拼了命地训练，只是为了换一块对得起谁的金牌；医生不再救死扶伤，而是为了提成乱开药物……很多东西都变了味。社会风气的浮躁，让很多人失去了专注做学问的耐心。当下极端功利的社会风气，在很大程度上抑制、阻碍了大师的产生。作为当下社会的一员，我觉得有必要深刻反省：我是否也在这功利的世界里变得浮躁不已呢？

　　记得在卞敏方的文章里见过这样一句话：“先觉者总是超前的，超前者总是孤独的，孤独者总是忧郁的，在忧郁中抉择，在期待中觅路前行，这是古往今来一切大智者生命的基本造型。”

《南渡北归》读书笔记6

　　第一部《南渡》、第二部《北归》、第三部《别离》，战火纷飞的年代，傅斯年、胡适、陈寅恪、李济、梅贻琦、梁启超、梁思成、童第周、董作宾、郭沫若、王国维等等国之大师，为祖国而奔走，为民族崛起而奋发，命运跌宕起伏，九转回肠，阅读中，时而信心倍增、时而钦佩、时而潸然，因他们为祖国奋发读书而豪情万丈，因他们艰苦环境与颠沛流离中不辍研究与钻研而自勉，也因他们由于时代命运黯然离世，后辈也依然不得安生而黯然伤神。

　　在那样的年代，那样大环境中，这群民族脊梁以大无畏的情怀奋力奔走，叩开殷商时代千年的大门，系统研究甲骨文，开立中国自然科学研究之先河——研究建筑、考古、生物、化学、工程、物理，重设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设立中央史语研究所，奈何人总是摆脱不了时代的大环境，终是曲终人散，大师之后再无大师。

　　全书当中有个几人在脑海中印象特别深，也做一点摘录以作纪念。

　　1王国维：1877年出生于浙江海宁，早年励志研究哲学、美学，继而词曲，通过自己的天才加勤奋，精通英文、德文、日文等多种文字，对西方哲学、美学、文学，特别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及后世的叔本华、尼采等大师的思想理论，有独特的研究和深刻洞见。凭借“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求学治学精神，王氏经过多年苦心钻研，终成利用西方文学原理批评中国旧文学的第一人，对宋元戏曲史的研究更是独树一帜，达到了“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奇境界。1906年，王国维所着《教育之宗旨》一文，首次提出“美育”一词，在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倡导德、智、体、美四育并举的教育理念，明确提出教育之宗旨为培养“完全之人物”，为中国现代教育理论的创建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辛亥革命后，王国维随亦师亦友的满清遗老、古文字学家罗振玉避居日本，开始随罗专治经史、古文字学、考古学，先后在历代古器物、甲骨钟鼎、齐鲁封泥、汉魏碑刻、汉晋简牍、敦煌唐写经，以及殷周秦汉古史的考释研究领域取得了惊人成就。最惊世骇俗和令人钦佩的，是对出土甲骨文与传世金文的研究成果。通过对殷墟出土甲骨文研究这一视若生命的追求，使王国维最终以不足50公斤的瘦弱之躯，借助思想学术的浩然锐气，轰然撞开了迷蒙遁隐几千年的殷商王朝大门，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一下子向前延续了一千年。王国维也因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划时代学术贡献，一举成为甲骨学鼻祖和“新史学的开山”，后世评价王国维学问之博大精神，有“几若无涯岸之渴望，辙迹之可寻”（陈寅恪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之一学术框架和标高论。自两千多年前伟大的史学之祖司马迁与世长辞，过了一百多年才产生了班固;班固死后五十多年产生了荀悦；荀悦死后过了八十多年产生了陈寿。陈寿死后七百年，直到11世纪才产生了欧阳修、司马光及其助手刘恕和范祖禹。12世纪产生了郑樵。郑氏死后六百年，到18世纪才产生了赵翼、钱大昕、王鸣盛、全祖望、章学诚等几位名家。继赵、钱、王、全、章等人死后百余年，才有旷世天才王国维横空出世。

　　2清华研究院设立之初时对讲师的要求：

　　1、受聘者必须具有中国文化之全部知识

　　2、必须具备正确和精密的科学研究方法

　　3、熟悉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果

　　4、愿意和学院亲近、接触、热心指导，期其于最短时间内学到丰富的知识和治学方法。

　　3傅斯年：

　　傅孟真，名斯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1896年出生于儒学世家兼破落贵族家庭，其七世祖傅以渐乃大清开国后顺治朝第一位状元，后晋升为光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太长、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掌宰相职，权倾一时，威震朝野。傅以渐之后，傅门一族家业兴旺，历代显赫，故聊城傅宅“状元及第”的金匾高悬于门额，在当地有“相府”之称。而傅斯年这位后世子孙，自由聪颖好学，熟读儒学经典，号称“黄河流域第一才子”、继孔圣人之后二千年来又一位“傅圣人”。儿时经历了十余年家塾与官学训练，于1913年18岁时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一类甲班就读，凭借其深厚的国学根基与聪颖头脑，连连夺魁，四年考试三次列全班第一，一次屈居第二。1916年转入国学门继续深造，大有羽翼丰满，一飞冲天之势。傅斯年本人的性格特点是耿直、张扬，处事盛气凌人，如此性格成就了他“最稀有的天才”和“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在赴欧美留学前曾言：（1）切实的求学（2）毕业后再到国外读书去（3）非到三十岁不再社会服务。

　　傅斯年关于历史学与语言学研究的三个标准：（1）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2）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3）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实验学家之相竞如斗宝一般，不得其器，不成其事，语言学与历史学亦复如此。在三条标准中，傅氏特别强调：“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不出货。”“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最后，傅斯年以他惯有的“大炮”性格振臂高呼：一、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它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不是我们的同志！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三、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他将语言学和历史学提到科学的高度，也最好的诠释和展望了东方学，中华文化在世界科学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傅斯年早在1934年就清醒的认识到“中国人之力量，在三四万万农民的潜在力，而不在大城市的.统治者及领袖。中国的命运，在死里求生，不在贪生而死。

　　《焚书坑》

　　章碣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傅斯年去世后，史语研究所同仁万联：

　　廿二载远瞩高瞻，深谋长虑，学术方基，忍看一暝;

　　五百年名世奇才，闳中肆外，江山如此，痛切招魂。

　　台湾大学全体师生挽联：

　　早开风气，是一代宗师，吾道非欤？浮海说三千弟子；忍看铭旌，正满天云物，斯人去也，哀鸿况百万苍生。

　　傅氏去世后，傅斯年夫人俞大彩去世后没有一片入骨之地。傅斯年夫妇生前颇为喜爱并期望甚殷的儿子傅仁轨，因国内战乱和台湾动荡不安，自赴美后再没有返回故乡，只身在美国求学于工作，期间受美国兴起的“嬉皮士”风气影响，不幸染上恶习，学业荒废，穷困潦倒，一生未婚，令人扼腕。

　　其实全书读下来，对傅氏着墨最多，他跌宕起伏的一生也最让我感慨不已。出身世族大家，在平辈中出类拔萃，在二十世纪初期动荡的世界中，励志读书救国，敢想敢为，结识了当时国内最为优秀的一群人，然而，人的命运终究脱不出时代的大背景，归骨田横之岛，家族、亲人、后辈终因时代原因惨淡收场，让人唏嘘不已。

　　4、蔡元培

　　蔡元培出生于浙江绍兴府，是光绪皇帝御笔钦点的翰林，曾经在日本和上海等地与他的同乡，就是那位整天高呼要造反杀人的女界名流——秋瑾有秘密联系。蔡元培生就一副典型的南方人形象，身材矮小，行动利落稳当，“读书时，伸出纤细的手指迅速地翻着书页，似乎是一目十行的读，而并有过目不忘之称。他对自然和艺术的爱好使他的心境平静，思想崇高，趣味雅洁，态度恳切而平和，生活朴素而谦抑。他虚怀若谷，对任何意见、批评，或建议都欣然接纳。在周围尚处于蒙昧与混沌状态的历史时刻，蔡元培审时度势，提出了“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十六字箴言。这个光芒万丈的治学方针，如大海潮声，振聋发聩，故都上空，犹如“晦雾之时，忽睹一颗明星。”自此，故宫脚下那个日渐沉沦腐败的原京师大学堂，渐成一块民族文化的“精神圣地”，一代又一代人类的梦想，都羁系在这片风雨迷蒙中升浮而起的圣地之上。

　　5、董作宾

　　董作宾。1895年出生于河南省南阳董阳门村，5岁入家乡私塾就读经史，后进当地学堂学习，因家境贫寒，自14岁，帮父亲刻章，仍未放弃学业。1918年，24岁，从南阳师范学校毕业接着考入河南育才馆，师从古文字学家时经训学习商简。1923年考入北京大学国学门成为研究生。1925年毕业后，留任北京大学研究歌谣方言。头脑并不糊涂且早有意要借挖乌龟壳以鸣天下的董作宾，在这股骤然兴起的社会大潮中，很好地利用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立即赶赴小屯。李、董两位大师之间终其一生履行这一约定：李济研究殷墟出土的陶器、青铜器和其他器物，董作宾专门研究甲骨文。董作宾提出的“十项标准”和“五期断代说”，有凿破鸿蒙之功，具有的开创性意义如后辈考古学刘一曼所说：“《甲骨文断代研究例》的发表，是甲骨文研究中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他使过去混沌一片的15万片甲骨，成为可以划分为五个不同时期的历史资料，使殷代后期历史文化研究建立在较科学的基础上。”十项标准是：一、世系;二、称谓；三、贞人；四、坑位；五、方国；六、人物；七、事类；八、文法；九、字形；十、书体。董作宾把殷王朝自盘庚迁殷之后270余年、共八世十二王的甲骨卜辞划分为五期：第一期盘庚、小辛、小乙、武丁（二世四王）；第二期祖庚、祖甲（一世二王）；第三期廪辛、康丁（一世二王）；第四期武乙、文丁（二世二王）；第五期帝乙、帝辛（二世二王）。

　　关于甲骨文：

　　堂堂堂堂，郭董罗王。

　　甲骨四堂：罗振玉（字雪堂）、王国维（字观堂）、董作宾（字彦堂）、郭沫若（字鼎堂）

　　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

　　6、胡适

　　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候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如果有人说，吃胡适一块肉可以延寿一点半年，我也一定情愿自己割下来送给他，并且祝福他。

　　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作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近代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山鼻祖。

　　7、陈寅恪

　　《目疾久不愈书恨》

　　天其废我是耶非，叹息苌弘强欲违。

　　着述自惭甘毁弃，妻儿何托任寒饥。

　　西浮瀛海言空许，北望幽燕骨待归。

　　先君柩暂厝北平，待归葬西湖。

　　弹指八年多少恨，蔡威惟有血沾衣。

　　8、大陆运抵台湾钱财：

　　国库库存金钞共值三亿三千五百万美元。此数字还是依据中国公开市场的价格计算的;若照海外比值，尚不止此数。库存全部黄金为三百九十万盎司，外汇七千万美元和价值七千万美元的白银。各项总计约在美元五亿上下。

　　9、梅贻琦

　　许多人在平日装腔作势，好似高不可及，一旦遇到危急关头，便丑态百出，以求苟免，因为他内心本没有真正高贵自尊的地方。而梅先生则是已把高贵自尊建基于本身，因此才能夷险一节，不为外境左右。甚至在生死存亡的关头，都一直保持着尊贵不群的风格，使人顽廉懦立，肃然起敬。——这才真是中国读书人传统的最高修养;这才不愧是一个“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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