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漕运方式的嬗变和探究论文
一、河海并运
明朝初年，具体在洪武年间至永乐十三年(1415)，明朝一直沿袭元代旧制，采用河海并运的漕运方式。究其原因，很大一部分缘于太祖定都于南京。南京是全国的经济中心，而太祖定都于南京这一举措使得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重合。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当时都城所需粮草供奉无需经过长途运送，正是“四方贡赋，由江以达京师，道近而易。”
当时的河运路线主要有：江西、湖广的粟米取道长江;浙西、吴中的粟米经由江南运河;凤阳、泗州的粟米取道淮河;河南、山东的粟米借道黄河。
通过以上几条线路，将各地贡赋输送至都城南京。
洪武年间还沿开海运，此时海运主要源于战事的需求。自太祖推翻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后，元顺帝逃至漠北，但仍然保持着原来的统治机构，史称北元，对新立的明王朝的北部边疆多有骚扰，时常发生战乱。尤其在辽东及北平地区，更是战乱不已。明朝在此地屯驻有大量军队，当地的粮食难以满足需求，故只能仰仗东南的粮草供应。洪武元年(1368)二月，朱元璋命令汤和“造舟明州，运粮输直沽”，供给北征士卒，这是明代海运之始。洪武五年(1372)正月，又命靖海侯吴祯率舟师数万，从登州出海，以通辽东。
在吴祯之后，太祖又继续遣人通过海运输送粮饷至辽东，“延安侯唐胜宗、航海侯张赫、舳舻侯朱寿先后转辽饷，以为常。”[6]值得注意的是，洪武三十年(1397)时太祖便下令罢除过海运，当时的主要原因是随着全国的范围内军屯的普遍开展，辽东地区的屯田也逐步扩大。屯守军士通过屯田自给的方式来缓解粮食不足的困境，正是“俱令屯田自食，以纾海运之劳”。加之海运的风险性较大，自东南海运至东北，路途遥远，故而运送延期、漕船失事、军士毙命的事件时有发生，因此当时的官员对海运继续实行亦颇有微词。到洪武三十年，屯田以来辽东地区粮饷首次出现了盈余，太祖便下令辽东屯驻军士“屯种其地，而罢海运。”
但是此次罢除海运并未延续多长时间，洪武三十一年(1398)太祖驾崩，建文帝登基不久便爆发靖难之役，永乐帝即位。永乐帝在靖难之前为燕王，屯守北平，靖难一役，永乐帝所有的军需粮草、人员供给等都仰仗于北平及辽东地区，因而北方粮草短缺，亟需补给。于是在永乐元年(1403)三月，永乐帝下令重开海运，命令平江伯陈 、都督佥事宣信任总兵官，督理海运，负责向辽东和北京两地运送粮饷。同年八月，陈 “总督海运粮四十九万二千六百三十七石赴北京、辽东，以备军储，这次海运的成功鼓舞了当时朝廷对海运漕粮的信心。此后，陈 等人大力经营漕粮海运，永乐二年(1404)于直沽盖芦囤 208 座，收粮 104 000 石，河西务盖仓囤 160 间，收粮145 000 石，然后再转运北京。两年后，海运漕粮“岁以为常”。当然，在海运补给北方的同时，永乐朝廷还在不断地开发河运的道路，由于洪武年间较少通过河运将粮饷输送至北方，加上原来的运河堵塞不可用，故而永乐初年的河运仅开发出一条较适宜的路线，即由淮河、黄河将粮饷运送至河南阳武，然后派发山西、河南丁夫，通过陆地运送约 170 里至卫辉入卫河，最后到达通州，由通州输送至都城乃至辽东。 [11] 所以，直至永乐十三年完全罢除海运之前，明朝基本上还是采用所谓“水陆兼挽，参用海运”的河海并运的漕运方式。
二、弃海专河
河海并运的漕运方式一直持续实行至永乐十三年，是年太宗方下令罢除海运，专事河运。深究当时太宗的决断，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致使太宗废弃海运专事河运的`原因。
其一，原先的漕运满足不了北平及辽东的粮食缺口。永乐帝对北平的重视程度远远高于其父与其侄。自靖难成功，顺利登基后，在永乐元年便下令以北平为陪都，改名为北京。他以后曾数次北巡至北京，并在北京设立“行在 ”六 部 、后 军 都 督 府 、都 察 院 ，将 决 策 和 军事、行政、监察系统逐渐北移，故而北京的官员数量以及迁移人口不断增加。同时，随着北元势力的扰边日盛一日，他于永乐七年(1409)率 五 十 万 兵 亲 征 北 元 鞑 靼 部 、 永 乐 十 二 年(1414)率兵亲征北元瓦剌部，其后又进行数次亲征。战争意味着粮草和财富的消耗，永乐帝多次率兵北征，也导致了北方粮饷的急缺。面对粮饷的缺乏，原先的海运及单一的河运路线已经不足以填补粮饷的缺口，故此时需要寻找更为便捷快速的运输路线。
其二，海运风险较大以及原河运路线成本较为高昂。当时的海运大致是从苏州的太仓将粮饷输送至北平及辽东，沿海航行必然面临的是不期而至的风暴以及偶尔会触及的暗礁，由于当时的船只都是人工木质漕船，抗击风浪及暗礁的能力远远不能与今日相比，正如上文描述洪武三十年暂罢海运的原因一样，会经常发生运送延期、漕船失事、军士毙命的事件。加上时而出没的海寇对沿海船只的劫掠，所以海运的风险性甚高。而当时的河运路线，如上文是“由淮河、黄河将粮饷运送至河南阳武，然后派发山西、河南丁夫，通过陆地运送约170 里至卫辉入卫河，最后到达通州，由通州输送至都城乃至辽东”的线路，可以见得，这一线路需由江南绕至河南，还需征派无数丁夫脚力运送 170 里的距离，再辗转由卫河输送至通州。距离远不说，所耗人力物力也可见一斑。所以原来的海运和河运路线到达了一种“海运多险，陆挽亦艰” 的地步。此时，明王朝亟需开发一条适宜的漕运路线，以满足北边人口及军事的粮饷需求，这一迫切需求，终于导致了朝廷上下对恢复原先京杭大运河的迫切需求。
其三，会通河重新开凿通航，为京杭大运河的再次通航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保证。京杭大运河是基于隋炀帝所凿的运河，在元朝政府的努力下最终成型。元朝定都北京，对原大运河进行了逐步的修整，为了方便物资由东南输往北京，元朝整改运河使得运河不再绕道洛阳，先后开挖“洛州河”与“会通河”，把天津至江苏淮安地区的天然河道和湖泊连接起来，大大缩短了江南通往北京的路程。京杭运河的通航在当时具有重大意义，时人有言：“自世祖屈群策，济万民，疏河渠，引清、济、汉、泗，立闸 节 水 ，以 通 燕 蓟 、江 淮 ，舟 楫 万 里 ，振 古 所无。后人笃守成规，苟能举其废坠而已，实万世无穷之利也”。会通河在大运河中地位极重要，相当于人之咽喉。由于元末战乱及其他因素，政府久未打理，会通河因为壅塞而不得通航。故只有把会通河疏浚，才能解决大运河的全线通航问题。面对北京地区粮食缺口的压力与日俱增，朝廷有关官员便开始上疏要求疏浚会通河以恢复京杭大运河的通航。永乐九年(1411)二月初，济宁州同知潘叔正上疏主张疏浚会通河，以利河运。其言： “会通河道四百五十余里，其淤塞者三之一，浚而通之，非惟山东之民免转输之劳，实国家无穷之利也。”于是朝廷下令派工部尚书宋礼主持疏浚会通河，在投入巨大人力物力后，会通河终于得以疏通。
其四，平江伯陈 对江淮间河道疏浚治理的成功以及大量漕船的建造，促成了京杭大运河的最终通航。宋礼疏浚会通河，是整个恢复京杭大运河通航的核心，确保了大运河山东段顺利通航，同时陈 也在江淮地带逐步疏通河道。江淮地区运河有部分的壅塞，但是远没有山东段严重，陈 在逐步恢复江淮地区大运河通航的同时，也着力于对漕运船只的建造。他在南京、临清、淮安、九江等地设立船厂，制造船只，其中尤以淮安清江的船厂规模为最。至此，京杭大运河全程贯通，漕运所需的船只也已然准备充足，河运所需的条件已经成熟。
基于以上诸多原因的存在，太宗才在永乐十三年最终宣布罢除海运，专事河运。京杭大运河重新开通，在当时顺应了时代的要求，通过京杭运河，政府可以以低成本、小风险、更为快捷地将江南的粮饷输往北京，满足了北京对粮饷的需求，更为永乐帝于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北京做好了物质上的准备，对明朝来说，京杭大运河便是其帝国得以维系的生命线。
三、河海之争及思考
自永乐十三年朝廷宣布专用河运之后，海运便一直再未作为 主要漕运 方式之一存 在 。虽然在明代中期曾有官员就重开海运进行上疏，朝廷甚至也曾在短时间内允许重开海运，但是海运终究没有再发展成为明代漕运的主流方式。终明朝而观之，海运自始至终都是作为河运的一种附属而存在，如果河运畅通，则海运定会被罢除。洪武年间，因辽东作战缺粮饷便用海运输送粮饷，至三十年，辽东粮饷富足之后便罢除海运;永乐年间，因迁都准备加之对北元的频繁征伐需要亦用海运输送粮草，至十三年，京杭大运河重新开通后便罢除海运;隆庆年间，当河运出现困顿之时再用海运，但河运情况好转便又罢除海运。为何海运始终处于河运的附属地位，为何统治集团大多对海运持怀疑乃至反对态度，海运的罢除对明朝乃至明之后的中国发展又有什么影响?中国自古是一个农耕为主的内陆性国家，与西方的海洋文明有着极为明显的不同之处。中国的民众习惯于面朝黄土背朝天式的劳作模式，安土重迁，缺乏海洋文明的冒险精神，对海洋充满陌生和未知的恐惧。放在明朝来看，由于海运的风险性存在，海上的风暴与暗礁让明人胆战心惊，加上明朝海寇的频繁侵扰，更是加剧了明人对海运的抵制，总是在寻求更为安全、快捷的运输方式。虽然在永乐时期曾派遣郑和七下西洋，探索海洋外的诸国，但是这仅仅是昙花一现，仁宣之际的守成导致明朝再未对海洋有过更多的探索。至明中叶，尤其在嘉靖年间，随着倭寇在东南沿海横行，统治集团更是对出海一事防微杜渐，历行海禁。无可奈何的是，历史不会因为后人的想象和叹惋而改写，河运与海运之争，终究是河运占据了主导，终明一世再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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