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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乔家大院》看商业精神
在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接触过不少优秀精神文化吧，但是你知道商业精神是如何的吗？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从《乔家大院》看商业精神，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乔家大院》的商业精神
推开乔家大院的宅门，机敏中透着狡黠，意气风发的乔致庸悠然走了出来。乔致庸在困境中发挥自己的能量获得成功的智慧，为个人寻找机会和可能的勇气，满足了我们对于今天商业社会的期望和想象。于是，他的故事，对，故事，永远是故事，吸引我们观看的目光。
中国人有商业精神吗？或者说，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商业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可以生存吗？
我更愿意从一部热播的电视剧《乔家大院》说起。
在清朝后期非常复杂的社会情势之下，乔致庸以自己的坚韧和灵活不断抓住和创造新的商业机会。他丰富的性格其实是这部电视剧最为吸引人的一个焦点。他的性格特征既是传统中国价值的一种复杂的投射，又是商业生涯的熏陶和影响所造就的。他并不是我们习惯的正面的英雄，也不是经典文化价值的体现，尽管这些价值对于他也有着关键性的影响，但他确实是一个我们希望的中国商业精神的象征性人物。这部电视剧并不是对于历史的逼真再现，而是一种现实要求下的历史投影，追求的是历史的当下意义。于是乔致庸性格中的两个方面就格外地吸引了我们的关注。
首先，乔致庸是一个不断追求个体成功的强者。他打通茶叶的渠道，开始介入金融业务等活动无不靠着强者的勇气和意志。他放弃感情，进入家族事业的决绝；断然和最密切的朋友决裂，自己掌管全部权力的悍狠都显示了一种超出中国传统儒家伦理的强者气魄。尽管这些行为都有道德上的问题，但这种强者的一往无前和坚定执着，都让人回想起了德莱塞小说中的那些美国企业家。但同时乔致庸又有一种来自中国文化的灵活和机敏，一种上下联络、四方沟通的能力。这种来自传统的能力让他在困境和麻烦中能够不断找到新的机会。于是，我们看到的不是中国的圣人，而是一个在困境中不断粉碎困难的强者的力量。这种力量似乎正是这些年大家看到的中国人性格变化的路径之所在。我们的社会已经越来越接受一种强者精神，这是一种不断竞争、不断进取的精神。
其次，电视剧对于乔致庸的诚信有着充分的描述。这种诚信并不是简单传统意义上的对于义的推崇，不是那种道德楷模式的重义轻利，而是一种商业社会必需的运作基础和游戏规则。存在诚信才可能建立一个健康的市场，诚信并不是由于个体的道德无限高尚，而是建立信誉、永续经营的必然需要。它并不是儒家伦理修养的结果，而是现实的选择、规则的要求。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乔致庸的矛盾之处，一面是强烈的、不无毛病的进取心，一面却是真正的诚信。乔致庸忠实于商业伦理，却时常违背传统伦理；忠实于商业的道义，却难免不合我们的感情判断。这正是乔致庸的商业精神的体现。实际上，我们本身就存在一种伦理的分裂：一方面是极高的道德陈义，一方面却是极度匮乏的日常生活规范。走出这一困境需要从现实出发的新商业伦理的确立。它可能未必极端高尚和无私，却切合今天的需要，而且具有基本的规范性。
乔致庸作为商人的传奇一生，正是放大了的中国商业精神。这远比书本上描述商业精神的铅字来得鲜活！
乔家留下的晋商精神
利以义制和唯利是图是生活中美与丑的两个方面，是经商之人道德观的对立。但无论怎么说，利以义制的核心是告诉人们行义的目的是可以考虑利益回报的，因为商人天经地义的目的还是要获取利润。
大德通（大德通是由乔家大院第三代主人乔致庸一手创办的票号）却是一个例外。
1930年蒋、阎、冯中原大战时期，山西自己发了一种叫晋钞的钞票。大战（阎锡山）失败以后，晋钞大额度贬值，到了二十五块晋钞才能抵一块新币的境地，最后快成一张废纸了。这种状况下晋商票号里大家的存款怎么办？乔家票号大德通就是在这时迎来了生死抉择，如果对所有的储蓄户都以晋钞而非新币支付，那么大德通票号就可以拿晋钞换给客户，然后利用差价大赚一笔。但是，这样一来，乔家祖辈辛苦积累的信誉就会毁于一旦。为了维护商誉，乔家挺起胸膛主动迎接了这致命的一击，放弃了最后一次东山再起的机会。他们把全部积蓄都投入到了这有始以来最大的一次赔本买卖之中——收晋钞支新币，让百姓手上的钱可以在各地自由流通，而原本就在困境中挣扎的大德通却因此雪上加霜，最终造成三十万两白银的亏空。两年之后，百姓的家立住了，有着80多年历史的老字号大德通倒下了。
乔家这么做并不是一时冲动，他们是在认认真真地算过一笔良心账后做出了这个舍生取义的决定。乔致庸的孙子乔映霞（大德通的东家）说，即使是大德通为此倒闭，这样大的一个财团也不至于让自己人陷落到衣食无着的地步，但对于一个个储户来说，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对于他们威胁到的将会是身家性命，两者相比，孰重孰轻，不言自明。据说乔映霞讲这段话时神情凝重、大义凛然！
饱受乔家恩泽的不仅是往日的客户与昔日的合作伙伴，还有乔家的掌柜和伙计。他们在日本人入侵后一直都不肯走，他们相信日本人一定会被赶出中国，他们也相信一切都会过去，乔家往日里的真诚与信义牵绊住了他们的心，他们都愿意继续留在乔家做事把乔家当作自己终身的归宿，而乔家自始至终没有亏待他们。包头市图书馆地方资料室李海龙先生说，在刚解放的1950年，乔燕和的父亲乔铁民曾多次派人前往绥远包头清理结算乔家的复字号产业，并在当年冬天在包头把油房、面铺廉价让给职工接办，把大部分房产平价出售给了政府。李海龙说，1952年乔家清理家产时，乔家的下属都得到了很好的安置。乔家从此与乾隆年间就创办下的复字号脱离了关系，而直到1953年春天，乔家经营了200多年的产业才全部清点完毕。
著名学者余秋雨曾经在参与晋商纪录片拍摄中说过，诚信需要道德的支撑，买者和卖者之间，尽管有法律保护，但是如果没有诚信做基础，相关的法律不够完善，就会被居心不良的人钻空子，最终人们只能欲哭无泪、求告无门。所以诚信的益处就在于，它靠一个人的人格操守，变成人和人之间不约而同的一种人间契约。这个契约又转变成群体性的人格操守，成为商业运作的平台。
从乔家的后人身上我们看到了乔家用最好的方式诠释了诚信的真谛。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这样良好的家风源于乔家大院的创始人乔致庸。
乔致庸做生意，讲究一个“信”字。这可以说是乔家的传统，也是晋商的传统，更是整个商界应该传承的商业品格。古人常说，无信不商。乔家一贯守信的风格在乔致庸身上展露得淋漓尽致。在乔致庸眼里，宁可赔钱，也不能失信。他明白，信誉是商家的根基，是商号的命脉。
民国十一年（1922年），包头的双盛公、双生茂生意搁浅，亏损倒赔，东家杨老五欠复字号白银六万两无力偿还，若乔家告到官府，必致其破产倒闭。但复盛公并无催逼还债之意。乔东家认为：买卖家银钱往来不是国粮皇课，动不动就与人打官司，必坏了自家“门市”，对以后其他业务往来不利。与其打官司把钱往衙门里送，不如花钱买个厚道，加深友情，交个挚友。乔东家乔映霞来视察时，赔累不堪、百般无奈的杨老五跪下“咚”地磕了个响头，乔氏见状赶忙上前把人扶起来，心一软六万两白银的欠款就这样一笔勾销了。这类事情在乔家各字号并非罕见。大顺公绒毛店欠复盛公大洋1000元，仅还了一把斧头、一个箩筐。广义恒绒毛店欠复盛公五万元，仅以数千元房地产抵偿就算了结。守信誉、重友情，这正是生财有道的山西商人得以在商界立足的一贯经营作风。
乔家在包头有一个叫做复盛西铺的大商号，在百姓眼里只要是那里的粮油不管是质量还是分量都有保证。要知道，在那个市场里，到处都是弄虚作假的商号。商家们在卖米面的斗上做手脚，缺斤短两的事情屡见不鲜。而乔家靠着长期以来积累的良好信誉让复盛西铺在包头稳稳站住了脚，到这里购买粮油的人络绎不绝。
有一次，复盛油坊往山西运送一批胡麻油，经手的伙计为了从中谋利而在油中掺了假。被发现后，平日里待伙计如家人的掌柜这回把伙计狠狠地痛斥了一番。凡是乔家人都知道，信誉连着财路，信誉没了，财路也就断了。掌柜的命人倒掉整批掺假的胡麻油，重新换成货真价实的胡麻油。这个举动虽然让乔家损失不少，却为乔家赢得了守信的美名。看长远些，这个举动足以为乔家吸引更多的商户。
乔家也有“掺假”的时候，但是这种“掺假”却非同一般。乔家的通和店在包头的粮油店中甚有地位，从来不缺斤少两，也不弄虚作假。长久以来，通和店在包头市场上赞声一片。每到年根的时候，就是通和店最忙的时候，达官贵人也好，平头百姓也罢，都会到店里来买粮油过年。所有粮油店的白面、大米都是有等级的，有钱人自然能吃上好一些的米面，穷人家就只能买最普通的粮油。为了能让穷人也吃上好粮食，乔家故意将上等米面掺到了普通米面里，并按照普通米面的价格卖给穷人。穷人们知道后自然是对乔家感恩戴德，也会常常光顾通和店。乔家之信，不仅是信誉，还有信义，而且对准的是每个人，不分等级，不分富贵，只要上门就都是客，就都该受到同等礼遇。拥有着这样的仁厚和诚信的乔家留下来的商业精神成为了晋商的骄傲，更成为了整个商界的财富，为民族商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晋商以诚信为本，这是它经营的核心理念。于商业伦理文化来讲，经商是为了致富，为了致富就要有效益，但是经营中间要生财有道，不能欺诈，要诚信。正如中国商业史学会会长在拍摄晋商纪录片时所说：“晋商之所以兴盛，是因为它的核心问题解决了，核心的价值观是诚信。诚信在我们现代的文明社会来看，同样非常重要。现代的知识经济也好，信息经济也好，它本身是个信用经济。如果没有诚信，跟你做了一个买卖，后面人家不会跟你做了，一锤子买卖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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