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时期春节饮食习俗介绍

时间：2021-01-10 14:05:37 春节我要投稿

汉唐时期春节饮食习俗介绍

　　历史汉唐是由立春节庆向现代的春节大年节的过渡时期。它表现为两个演进过程：其一为节庆日期由以立春为中心，逐渐过渡到以正月初一为中心，如《荆楚岁时记》所云：“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即岁之元、时之元、月之元，所以汉唐人称之为元旦；其二为单一型态的立春农事节庆逐渐过渡到复合型态的新年节庆。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以除疫、延寿为目的的饮食习俗，其主要表现就是饮椒柏酒、屠苏酒、桃汤，吃五辛盘、胶牙饧等。早在汉代，元旦便与饮椒柏酒的习俗结合在一起了。椒酒在先秦时曾是楚人享神的酒醴。到了汉代，“椒”又与寿神之一的北斗星神挂上了钩。

汉唐时期春节饮食习俗介绍

　　据东汉崔?《四民月令》说：“椒是玉衡星精，服之令人身轻能（耐）老，柏是仙药。”可见，当时人们已相信元旦饮用椒花柏叶浸泡的酒，能使人在新年里身体健康，百疾皆除，延年益寿。魏晋南北朝时，人们在元旦除了饮椒柏酒外，还兴起了饮屠苏酒的习俗。《荆楚岁时记》中说：元旦“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进椒柏酒，饮桃汤；进屠苏酒，胶牙饧，下五辛盘；进敷淤散，服却鬼丸；各进一鸡子。”屠苏是一种药剂，南朝梁人沈约《俗说》云：“屠苏，草庵之名。昔有人居草庵之中，每岁除夜遣闾里药一剂，令井中浸之，至元旦取水置于酒尊，合家饮之，不病瘟疫。今人有得其方者，亦不知其人姓名，但名屠苏而已。”显然，最早的屠苏酒是预防时疫的一种中药配剂，在元旦取浸过屠苏药剂的井水饮用，含有新水崇拜的意味。后来，晋人葛洪曾用细辛、干姜等泡制屠苏酒，逐步演化为用一些中药来泡制酒，以起治病防病的作用。吃五辛盘也是为了健身。魏晋时将大蒜、小蒜、韭莱、芸苔、胡荽称为五辛，在元旦时，人们将这五种辛香之物拼在一起吃，意在散发五脏之气。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在《食忌》中说：“正月之节，食五辛以辟疠气。”

　　他在《养生诀》中亦云：“元旦取五辛食之，令人开五脏，去伏热。”按照现代科学观点，元旦之际，寒尽春来，正是易患感冒的时候。用五辛来疏通脏气，发散表汗，对于预防时疫流感，无疑具有一定的作用。吃五辛盘反映了汉唐人们把新年健康的追求寄托在元旦这一天。五辛盘是后世春盘，春饼的雏形。唐代时，人们对五辛盘作了改进，增加了一些时令蔬菜，汇为一盘，号为春盘，取其生发迎春之义，在元旦至立春期间食之。如唐代《四时宝镜》中言：“立春日春饼生菜，号春盘。”《关中记》也说：“唐人于立春日作春饼，以春蒿、黄韭、蓼芽包之。”随着时间的推移，春盘、春饼，春卷的名称相继更新，其制作也越来越精美了。元旦中的其它一些食物，也多寓吉祥之意，表达人们对新年美好生活的向往。如元旦吃“胶牙饧”，这是一种饴糖，古汉语中“胶”与“固”相通，胶牙即固牙，俗传吃了这种糖之后可以使牙齿牢固，不脱落。大约自汉代起，元旦期间大吃大喝已成风气。据《汉官仪》和《后汉书·礼仪志》等书记载，汉制规定，每年元旦，群臣都要给皇帝朝贺，称为“正朝”，皇帝便大摆筵席款待群臣，君臣饮宴欢度佳节。此后，在魏晋至唐，元旦朝贺，皇帝大宴群臣成为定制，如曹植《元会》诗中描写三国魏时元旦贺宴会云：“初岁元祚，吉日惟良。乃为嘉会，宴此高堂。”晋时元旦朝贺皇帝时，皇帝要给百官增禄，每人赐醪酒二升。宴会上，“冠盖云集，樽俎星陈。肴蒸多品，八珍代变。羽爵无算，穷乐极宴。”

　　唐代宫廷元旦朝会不仅沿袭汉晋旧俗，而且由于天下一统，经济文化繁荣昌盛，元旦宫廷宴会自然成为旷代之举。元旦之日，唐朝皇帝不仅要受汉族百官朝贺，而且来自远方少数民族和附属国的首领和使臣也来奉礼恭贺。因此，朝堂大殿筵席纷陈，钟鼓喧天，丝竹震耳，歌舞升平，预祝新年国运亨通。正月十五元宵节，又称上元节，是新年的第一个月圆之夜。元宵节起源于汉代，但对元宵节的起源，自古以来即有几种说法，其中一个主要的说法是，汉武帝采纳方士谬忌的奏请，在甘泉宫中设立“太一神祀”，从正月十五黄昏开始，通宵达旦地在灯火中祭祀“太一”天神，从此形成了这天夜里张灯结彩的习俗。

　　东汉时，佛教传入中国，佛教中聚集观灯的习俗又与之结合起来。这样，正月十五灯火辉煌的活动，既有祭太一神的旧俗，又有燃灯礼佛的虔诚，成了一个独具风采的传统节日。汉唐时，元宵节并不是吃汤元，汤元始于宋代。魏晋南北朝时，人们在这一天主要是喝豆粥，《荆楚岁时记》说：“正月十五日作豆糜，加油膏其上，以祠门户。”“正月半宜作白粥泛糕。”唐代时，人们在晚上观灯之时，喜食一种粉果和焦(饣追)，焦(饣追)是一种油炸的带馅圆面点，焦(饣追)与汤圆的外形和内馅完全一样，所以有人认为，焦(饣追)实为炸元宵，不过它是用面制作的。上述汉唐时的元宵节食俗，主要为一些小点心，宋代以后，元宵节的饮食就日益丰富起来。历史

　　吴楚七国之乱(前154年)

　　发生在汉景帝三年（前154）的一次诸侯王国的叛乱。参与叛乱的七国的国王是吴王濞、楚王戊、赵王遂、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胶西王印、胶东王雄渠。吴王濞为这次叛乱的主谋。七王的血统关系如下：

　　七国之乱的根源，是强大的王国势力与专制皇权的矛盾。诸吕当权以及汉文帝刘恒继统等政治事件，加剧了这一矛盾。七国之乱的导火线，则是汉景帝刘启采纳晁错的《削藩策》，削夺王国土地。

　　王国势力强大的局面，是汉高祖刘邦时形成的`。楚汉相争阶段，刘邦迫于形势，分封了异姓王。汉五年（前202）刘邦称帝后，共有异姓王七人（见异姓诸侯王）。他陆续消灭了除去长沙王吴芮以外的六人。他认为秦祚短促是由于秦不分封子弟的缘故，所以在异姓王的故土分封自己的兄弟子侄九人为王，即同姓九王。高祖并与群臣共立非刘姓不王的誓约。

　　汉初的同姓诸王国，土地辽阔，户口众多。由于同姓诸王与高祖血统亲近，效忠汉朝，起着拱卫中央的作用，所以干弱枝强的问题这时并不突出。

　　高祖死后，当权的吕后违背誓约，立诸吕为王。吕后对于受封为王的高祖诸子，控制很严，有些国王甚至被摧残致死。齐王肥是高祖长子，地位尊贵，吕后对他虽有猜疑，但却难于处置。齐王肥献城阳郡地与吕后之女鲁元公主，主动调整同吕后的关系，才得以相安无事。

　　吕后专权以及分封诸吕为王，激起了刘姓诸王的强烈反对，王国势力与专制皇权的矛盾，以刘姓诸王与拥刘大臣团结反吕的形式表现出来。吕后死，诸吕聚兵，准备发动政变。当时齐王肥的儿子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宿卫长安。他们暗约其兄齐王将闾领兵入关，共灭诸吕，由将闾继承帝位。刘将闾应约起兵，长安方面派遣大将军灌婴出击。灌婴屯兵荥阳，与刘将闾相约连和，待机共伐诸吕。这时，刘章在长安与太尉周勃、丞相陈平等协力消灭了诸吕势力。群臣认为代王恒外家薄氏比较可靠，估计不致出现类似诸吕弄权的严重问题。于是协议，舍齐王将闾而立代王恒为帝，即汉文帝。

　　文帝以高祖庶子继统，地位本来不很巩固。汉初所封诸侯王，到这时都经历了两三代的更迭，与文帝的血统关系逐渐疏远，政治上已不那么可靠。文帝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其一是使列侯一概就国，功臣如绛侯周勃也不例外，目的是便于文帝控制首都局势，避免掣肘。其二是封诸皇子为王，皇子武是景帝的同母弟，先封为代王，于梁王揖死后徒封梁王。梁国是拥有四十余城的大国，地理上居于牵制东方诸国、屏蔽朝廷的关键位置。其三是采用贾谊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把一些举足轻重的大国析为几个小国，例如析齐国为齐、城阳、济北、济南、淄川、胶西、胶东七国，以已故的齐王肥的诸子为王。这样，齐国旧地虽仍在齐王肥诸子之手，但是每个王国的地域和力量都已缩小，而且难于一致行动。此外，爰盎、晁错针对淮南王长骄横不法，都提出过削藩建议，文帝碍于形势，没有实行。

　　文帝时一再发生王国叛乱。原来，朱虚侯刘章和东牟侯刘兴居虽有反吕之功，但他们曾有拥戴齐王将闾为帝的打算，所以文帝对他们没有以大国作为封赏，只是让他们各自分割齐国一郡，受封为城阳工和济北王。城阳王章不久死去。济北王兴居于文帝三年（前177）乘文帝亲自击匈奴的机会，发兵叛乱，欲袭荥阳，事败自杀，济北国除。文帝六年淮南王长谋反，被废徒蜀，死于道中。这些事件预示着王国与中央政权的矛盾正在加深，是更大的叛乱的先兆。所以贾谊在上汉文帝的《治安策》中慨叹说：“今或亲弟谋为东帝（按指淮南王长谋反），亲兄之子西乡（向）而击（按指济北王兴居拟袭荥阳），今吴又见告矣。”

　　景帝即位后，中央专制皇权和地方王国势力的矛盾日益激化，景帝接受晁错所上《削藩策》，下诏削赵王遂常山郡，胶西王卬六县，楚王戊东海郡；景帝三年，又削吴王濞会稽等郡。削藩之举激起了诸王的强烈反对。吴王濞首先与齐王肥诸子中最强大的胶西王卬联络，约定反汉事成，吴与胶西分天下而治之。胶西王卬又与他的兄弟、齐国旧地其他诸王相约反汉。吴王濞还与楚、赵、淮南诸国通谋。削藩诏传到吴国，吴王濞立即谋杀吴国境内汉所置二千石以下官吏，与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卬、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等分别起兵。原来参与策划的诸王中，齐王将闾临时背约城守，济北王志和淮南王安都为国内亲汉势力所阻，未得起兵。吴王濞年六十二，是宗室元老，也是晁错所议削藩的主要对象。他致书诸侯王，声称起兵目的是诛晁错，恢复王国故地，安刘氏社稷。在他的影响和策划下爆发的这次叛乱，遍及整个关东地区，形成东方诸王“合纵”攻汉的形势，震动很大。

　　楚王墓兵马陶俑出土现场徐州市郊狮子山村土

　　吴楚七国之乱图

　　吴国始受封于高帝十二年（前195），那时在江淮之间叛乱的淮南王英布败走吴越，高祖认为东南之地与汉廷悬隔，非壮王无以镇之，而高祖亲子均年少，乃封兄子刘濞为吴王。吴国是五十余城的大国。吴国的彰郡（辖今苏西南、皖南、浙北之地）产铜，滨海地区产盐，吴王濞招致天下各地的逃亡者铸钱、煮盐，所铸钱流通于整个西汉境内。吴国以船运载，一船相当于北方数十辆车，有较高的运输能力。吴国由于经济富足，境内不征赋钱，卒践更者一律给予佣值，因而得到人民的支持。文帝时，吴太子入朝长安，由于博奕争执，被汉太子刘启（即以后的景帝）以博局击杀，引起了汉吴双方的猜疑，吴王濞自此二十多年托病不朝。文帝为了笼络吴王濞，赐以几杖，允许不朝。吴王濞骄横不法，以珠玉金帛贿赂诸侯王和宗室、大臣，企图在政治上取得他们的助力。

　　景帝三年（前154），吴王濞起兵广陵（今江苏扬州），有众二十余万，还兼领楚国兵。他置粮仓于淮南的东阳，并派遣间谍和游军深入殽渑地区活动。吴楚军渡过淮水，向西进攻，是叛乱的主力。胶西等国叛军共攻齐王将闾据守的临淄，赵国则约匈奴联兵犯汉。景帝派太尉周亚夫率三十六将军往击吴楚，派郦寄击赵，栾布击齐地诸叛国，并以大将军窦婴驻屯荥阳，监齐、赵兵。曾经做过吴国丞相的爰盎，建议景帝杀晁错，恢复王国故土，以换取七国罢兵。景帝在变起仓猝的情况下接受了这一建议，处死晁错。暂时居于优势的吴王濞认为自己已经取得了“东帝”的地位，拒不受诏，战事继续进行。

　　在吴楚军西向攻取洛阳的道路中，景帝弟刘武的封国梁国横亘其间。吴楚军破梁军于梁国南面的棘壁（今河南永城西北）。当时周亚夫率汉军屯于梁国以北的昌邑（今山东巨野东南），他不救梁国之急，而以轻兵南下，夺取泗水入淮之口（在今江苏洪泽境），截断吴楚军的粮道，使其陷入困境。吴军多是步兵，利于险阻；汉军多是车骑，利于平地。战事在淮北平地进行，吴军居于不利地位。梁国又坚守睢阳（今河南商丘南），吴军无法越过。吴军北至下邑（今安徽砀山境）周亚夫军营求战。结果吴军一败涂地，士卒多饥死叛散。周亚夫派精兵追击，吴王濞率败卒数千遁走，退保长江以南的丹徒（今江苏镇江）。汉遣人策动吴军中的东越人反吴。东越人杀吴王濞。楚王戊也军败自杀。吴楚叛乱起于正月，三月即告结束。

　　在齐地，胶西等王国兵围临淄，三月不下。汉将栾布率军进逼，胶西、胶东、淄川、济南诸王或自杀，或伏诛。齐王将闾为汉城守有功，但是他曾拟夺取帝位，后来还参预过七国之乱的策划，特别是在被围困时又与胶西王等通谋，因此不能见容于汉，被迫自杀。在赵地，赵王遂撤兵坚守邯郸，郦寄攻之不下。匈奴人知道吴楚兵败，也不肯入汉边助赵。栾布平定齐地诸国后，还军与郦寄共同引水灌邯郸城，邯郸城破，赵王遂自杀。

　　七国之乱的平定，巩固了削藩政策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汉高祖分封子弟为大国所引起的矛盾，并为汉武帝以“推恩策”（见推恩令）进一步解决王国问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田余庆）

　　彭城之战（前205年）

　　彭城之战在汉高帝二年（前205年）四月发生，是楚汉战争其中一场大战，项羽以三万精兵在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一带击溃汉军数十万人，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

　　项羽鸿门宴摆宴,刘邦借机逃脱,项羽率军向西,进入咸阳后,下令屠城,又令英布在长江中杀死楚义帝,汉高帝元年二月，项羽出兵齐地（今山东大部）攻打田荣，二年（前205年）四月，楚军胶着于城阳（今山东荷泽东北），在洛阳的刘邦见机不可失，集合汉军与五诸侯兵共56万人从洛阳出发,以为义帝复仇为名,向东讨伐项羽.攻占彭城，中途有彭越带领三万人加入汉军。此役汉军大胜，刘邦在“收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竟疏于防卫。项羽得知彭城失陷，立即率领精锐3万，由鲁（今山东曲阜）一路南下，越过胡陵（今山东鱼台东南），到彭地西郊的萧县（今安徽萧县西北），第二天早晨乘其不备发动进攻，至中午大破汉军，将汉军压迫于谷、泗、睢水地区，汉军溃败，被歼十余万人。项羽收复彭城，又紧追不舍，至睢水上（今安徽淮北市西），汉军被淹死十余万人，“睢水为之不流”(阻断一河水流)。楚军掳去刘邦的父亲太公、母亲刘媪和夫人吕雉。刘邦受困彭城西侧，短兵器已可刺及，他用旧情使楚将丁公放行，此时西北方向突然刮起大风，一时天昏地暗，刘邦同子刘盈、女鲁元公主等数十骑突围出奔下邑（今安徽砀山）。此役汉军元气大伤，刘邦的诸侯纷纷背汉投楚，刘邦只好收集残部，退守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古荥镇）。此战之后,刘邦和项羽的军队在荥阳相持不下.

　　手工工艺水平

　　<P手工工艺水平西汉手工业的发展，还表现在高超的手工工艺水平上。<P1968年，在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中发掘出大量的精美的器物。例如出土的“长信宫灯”，制成一个宫女双手执灯的形象，十分生动，设计更为精巧，可以拆卸，灯盘可以转动，灯罩可以开合，随意调整灯光的亮度和照射的角度；宫女头部可以拆卸，体内空虚，右臂与烟道相通；通过烟道而来的蜡炬的烟被容纳于体内，以保持室内的清洁。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墓中两套完整的“金缕玉衣”，是由2000多块玉片和黄金制成的丝缕编缀而成，其制作工艺精美绝伦。<P在西汉，官营手工作坊中，主要生产者是工奴和刑徒，私营作坊中的劳动者，主要是奴隶，只有家庭手工业的生产者是“编户齐民”。汉代灿烂的手工业成果，就是由这些刑徒、奴隶和家庭手工业劳动者创造的。

　　皇甫嵩为何输给了董卓？

　　八校尉

　　汉代率兵守卫长安及城郊的八校的长官。汉武帝为了加强对长安城的防护而置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八校尉。八校尉之秩皆为二千石，属官有丞及司马。中垒本为中尉的属官，武帝时从中尉下分出而升为校尉，掌北军垒门内外；屯骑校尉掌骑士；步兵校尉专掌位于长安西南郊上林苑的苑门屯兵；长

　　■图

　　水校尉掌长安西北郊的宣曲胡骑；胡骑校尉掌池阳胡骑，不常置。射声校尉掌射声土；虎贲校尉掌轻车。

　　八校尉统领的军队是从地方或少数民族中选募来的常备兵。八校皆属精劲之旅，而胡骑、越骑尤为重要。

　　西汉时统领者多为皇帝的亲信。

　　东汉时将中垒校尉省去，又将胡骑并入长水，虎贲并入射声，只剩下五校尉。史书中常见的“五营”、“五校”，即指五校尉所属的军队。两汉时的诸校尉都以戍卫京师为主要职责，东汉时五校尉多由宗室担任，兼任宿卫宫廷的任务。

　　两汉时校尉也常率兵出战，如西汉时代大宛、伐羌，东汉时击匈奴、乌桓，诸校尉也参与其役。

　　（吴荣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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