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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的读书笔记

时间:2022-07-05 18:24:53 读书笔记 我要投稿

万历十五年的读书笔记(精选27篇)

  《万历十五年》主要内容是,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国,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以下是有关《万历十五年》的读书笔记,一起来看看吧!

万历十五年的读书笔记(精选27篇)

  万历十五年的读书笔记 篇1

  万历皇帝自小受慈圣皇太后和首辅张居正严格教育儒家教育;熟读经史,敬重天道,效仿祖法。开始万历皇帝也想按着他受教育的努力去做好皇帝,严重旱灾时,甚至亲自步10里为百姓祈雨。但是经过一些事情,慢慢发现的人性和体制的复杂性。首先是自己非常信任的对他严格说教的导师张居正个人生活被揭发是如此腐败,而文官打倒张居正的文官的目的,显然又和他万历初想的并不一样。当他想自己能主导政治时,却发现想做任何的改变,就会受到非常大的阻力,这些以道德和祖法为工具的阻力让他难以对抗。黄老先生讲明朝是文官体系为统治的,不如直接讲以儒家意识形态为统治,任何文官甚至皇帝都很难对这种意识形态有任何的挑战。最后万历选择妥协,以道家无为来默默的发泄他的不满和进行抵抗。书中儒家意识形态根深蒂固,以及这种意识形态和人性的冲突矛盾。就行成了一些特殊的行为。

  张居正政治上厉行改革,做为万历的老师,对皇帝严格要求。但他本人又口是心非,表面满口节俭,而私生活极其奢侈。厉行改革,却又不了解实际情况,反而出了相反的效果,同时也得罪了一批人。结果一死,整个家族和政治同僚就受到清算。

  申时行做为首辅,行为却和张居正完全不一样,在处事上他信奉调剂折衷的原则来调节文官间,皇帝官僚间的矛盾。这种行为是典型中墉之道,是儒家思想和人性妥协的产物。

  海瑞更是个争议的人物,他严格尊崇孔孟之道,对崇尚道德,严守法律。他的这种行为,当时的官僚对

  其即希望是一个社会道德的标杆,又知其的脱离现实性,对其不重用,并排斥其很多行为。海瑞个人可以通

  过自律及对价值的追求了来到达,但由于其很多理念本生脱离人性,必然不具备大众性。其很多行为更是暴露出儒家思想的缺陷,像由于孝道极端推崇,休了两任妻子的,最后一任莫名死去;还有对个人欲望的极端抑制,这些本身就是和人性先背离的。其行为对具体事物的处理效果,也颇受争议,看是完全遵守道德,然而由于社会的事情复杂,以及道德本身的局限性,往往起了并不好的效果。当时的精英阶层本身并不相信他,包括当时的知识份子,对这种行为也有争议,象李贽就明说有时清官比贪官更误事,清官有道德的支持,而且就算失败也能赢当时读书人非常看中的名誉,处事固执而不知变通,往往导致事情往坏的方面发展。

  在写戚继光和李贽也真实的把其多面性呈现给了作者:戚继光有军事才能,民族英雄的一面,但其又有偷偷纳妾,张居正的一面。李贽一个学者,思想家,其对人对己对社会的妥协与抗争记述,也非常真实。这种性格多面性的记述更加体现了人性。

  现代大众社会行为学说,通常一个人对事物的看法或观点的接受:第一位的是立场,第二位的是情感,第三位的才是客观理性。黄老先生能客观理性的研究这段看似平常,确是很典型的历史时间,并且又能非常客观理性的呈现给大家,确实是读者的幸运。

  读后,感觉最深的是,价值观的影响力,不仅对个人的行为,道德,和幸福观起决定影响,而且任何团体,社会,宗教,国家都是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其影响深远,决定整个体制。决策面和执行面还有基层中间过长的距离和脱节导致的低效是高度集权的社会体制所不可避免的。道德很多方面是对社会稳定其作用,社会发展更依赖于技术方法和本身的规律的研究。个人的道德及智慧在社会群体中有时是矛盾的,社会群体和个人很多规律是相反的。

  万历十五年的读书笔记 篇2

  历史学领域,向来就是一个意见不同,纷争不断的学术领域。但是无论如何,思想的冲突还是有益于文化的进步与发展——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一书,即是为明代历史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更准确地说,是为了历史学领域提出了一个应当注重的话题——“大历史观”。尽然,书中的一些观点不会被通篇认同,但是其意义,可谓是一次理念上的革新。

  正如书中所说,1587年,在中国则为明万历十五年,次岁丁亥年,所发生的要事可谓寥寥无几,而其程度则以震撼全国朝野上下的事件,则更显得屈指可数。整个国家都在承平与祥和的气息中度过。然而,史官与历史学家都没有注意到,尽管没有关于要事大篇幅的记录,但是在他们笔下的一次次集会、早朝、经筵、会议、谈话,在大量日复一日的枯燥文字之中,我们的王朝正在经历着它的潜移默化的改变——而一般而言,潜移默化的改变,其影响甚于一次集中的矛盾总爆发。事实上,在1587年所发生的一切,昭示着明王朝已经失去了一次关乎它未来命运走向的变革机会,并且步入了它命运的最后一段路程,走向了衰亡。

  能够维持国家运转的,有几种东西——其一,乃是完善的制度,就如同今日之美利坚,无论官员如何之平庸,但是由于有一套完善的制度,那么整个国家还是在欣欣向荣地发展着;其二,乃是社会道德的制约,道德虽是无形之物,然而却是一种巨大的约束力,统治者如果能够灵活运用道德力量管理国家,那么儒家“大同”的构想就能够全面实现了。其三,也就是潜规则。这种构成于各种集体的规则,成型与完善与各种游离与法令与条例之外,虽然它不是标准的形式规则,但是仍然是维持文官平衡的重要点。现在,我们的大明王朝虽然集这三者于一身,但是第一种,即制度,已经显得死板而不合时宜,既无法控制地方,又无法领导中枢。所以,留给万历皇帝和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们的,只有软弱无力而缺乏条理的儒家道德与官场内部籍以维持秩序的潜规则。

  制度的不适用是本朝最大的特征,也是整个国家的悲哀之一。缓慢而缺乏效率的政府、充斥着各种关系链条的人事考察,,等等等等都使得我们的明朝对于国家的治理只能够维持到“平稳”而无法将其晋级为“盛世”,一旦战争来临,整个国家都会由于调度不一与指令相斥而混乱不堪,1619年的辽东,正确的证明了这一点。

  当制度不堪修补,社会的推动力已然消失之时,再强有力的改革也显得无济于事。用书中结尾的话来说,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这些人,虽然拥有着不同的抱负与蓝图,但是由于整个国家已经没有了动力,那么“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是宴安耽乐,首辅的调和或者是独裁,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还是习于苟安,文官的贪墨舞弊还是廉洁奉公,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取得有意义的成就。”并且书中还提到,整个国家的悲剧所造就的结果,就是一个个个人的悲剧——有的身败,有的名裂,有的则身败兼名裂。这些小成分,构成了整个国家的悲剧。

  今天,当我们回顾这段数千年前的历史时,也许更会对于人物在整个历史环境下的处境而唏嘘感叹乃至同情。因此,我们也应该以更高远的视角,去探寻那些人物心理中复杂而不为人知的一面。

  万历十五年的读书笔记 篇3

  在阅读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之前,首先对其为何选择万历十五年这个时间十分不解,尤其是知道他的英文版书名“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译为“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时。对此,在看完第一章后,便有了解答,“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而就是这些在1587年前后被历史学家忽视的事件,让那之后的历史掀起了波澜,这些也是随后所发生历史大事件的症结所在。

  本书一开章讲述的便是当时处于权利顶端的人物——万历皇帝,而写他出现最多的词汇便是“演戏”、“预习”等,十分具有讽刺意义,这位帝王8岁登极,“是一位熟悉各种礼仪的君主”,可以说也是一位符合以道德、礼仪所支撑的制度的君主。幼年时期他信任张居正、冯保,认真学习为君之道,是一位勤勉好学的君主;少年时期,开始希望摆脱束缚并独挡一面,而在其真正摆脱张居正、冯保阴影之时,又陡然发现自己仍无法自由,反而落入到另一个漩涡当中,而文官集团的泥沼比之前更胜。之后这个原本积极向上的君王便只能以最消极的态度去抵抗,这可以说是一位帝王的悲剧,他曾经也有抱负也曾勤勉,但在制度之下却无从反抗,最终成为在朝堂上的木偶,祭祀庆典中的演员,用一个词语概括这位君王的心情,应当是“无奈”,对这种制度的无奈。

  在书中,还有一个人物十分重要,便是张居正,此人在第一章的万历皇帝中便占了很大的篇幅,并且在随后的全文中都时时出现他的影子,可以说是一个具有重要线索意义的历史人物。张居正此人让看者内心十分复杂,他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改革家,是中国历史上优秀的内阁首辅之一,明代最伟大的政治家。他前后扶持明神宗10年,实现一系列改革措施,收到一定成效,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一条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获生机。然而,在黄先生的笔下,张居正却不仅仅是一个平面人物,更是一个活生生的普通人,也拥有普通人的缺点。善于玩弄权术,对政敌心狠手辣,奢靡无度,在规劝帝王勤勉的同时又大量敛财,表里不一的性格使看者对其印象大打折扣。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即是在人生权力达到最高峰时猝然去世,如同闹剧一般,却任然将他的影响带向了他的身后,他的贡献、政策是实实在在的为当时的明帝国撑起了可以喘息的一角,而当这世间再无张居正时,这个庞大的帝国也只能一步步的走向灭亡。

  文官集团是那个年代特色,也是使那个年代制度走向僵化的罪魁祸首,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但国家的最大问题也就是文官。面对明体制下文官集团的“阴”、“阳”两重性,即人性的私心贪欲和道德伦理,张居正所在的十年新政重点便定位在改变文官机构的作风,文官制度受各种环境之累,做事缺乏条理。张居正力图振作,要求过于严厉,以致抗拒横生。在他有生之日,他犹可利用权势压制,可一旦身故,便最终全面崩溃。万历皇帝显然是没有张居正式领导全局的能力,无法制衡文官集团的矛盾,他所采取的消极方式反抗立储问题,反而使矛盾更加不可调和。多少年来,文官制度已经深刻烙印在帝国的骨髓里,万历皇帝也许除了消极怠工,已经没有更好的解决方式了。

  全书,著者对几个典型的历史人物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从侧面反应当时明王朝内部的烂创,制度的僵化已经无法阻止社会走向灭亡,道德是这个制度的中心,却也同时成为了这个制度致命的缺陷,一个以道德为主,法律为辅的国家,其崩溃的起点总是从内部开始的。黄老先生最后提出了“数字化管理方式”,如官员的绩效考核、军队的系统化管理等,以期解决这个历史的难题,然而我认为纯粹的数字化管理是不够的,我国复杂的社会背景和人文背景是无法单靠数字进行规整的,这样的方式能够借鉴却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只有在人类不断的前进过程中摸索与实践,充分剖析社会,才能找到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解决方式。

  万历十五年的读书笔记 篇4

  《万历十五年》起初是由黄仁宇先生用英文写成,而后被译为中文。而《万历十五年》的英文书名为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中文意思为―1587,无关竟要的一个年头。虽然黄仁宇先生在书名中称这一年为无关紧要的一年,但以他提出的大历史观的视野出发,就不难以1587年为一个契机,窥得前后历史发展的方向以及各种事件发展到最后的原因。以下是我读完《万历十五年》后的所想所感,以及读后生出的一些疑惑和对此疑惑的粗浅看法。

  首先的一个疑惑就是黄仁宇先生在书的自序中写道明朝一切问题的症结在于以道德代替法制。那么为什么明朝缺乏完善的法制,众多问题的解决都是以抽象的道德代替?而明朝以前也存在过法制相对完善的朝代,如唐朝,那么为什么明朝不予以引用借鉴用以完善自己的制度?在我看来,这是因为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和金融,而是维护落后的小农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而唐朝呈现出的是一种向外的发展方向,鼓励工商业的发展,扶助先进的经济。而这种在经济发展制度上的选择,就必然导致了唐朝、明朝在法制健全方面的差异。明朝,以维护落后的小农经济来保证本朝的稳定,形成的是一种封闭向内的发展模式,而唐朝,先进经济的不断发展,要求相应法律的出现与完善,这就间接推进了唐朝法制的健全。

  既然以道德代替法制是明代一切问题的重要症结,那弄清楚这种替代关系是怎样导致重要问题的发生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首先,我们可以从万历立储的问题上来讨论道德代替法制的弊病。“四书”中提倡的伦理,传统中奉行的道德,告诉皇帝和天下臣民,不能因为男人对女人的宠爱而改变长幼之序,由此可知,若按当时天下奉行的伦理道德,皇帝是不应该因为特别宠爱某位王妃而废长立幼的,这是道德。然而这仅是道德,若按法律来处理立储问题,万历废长立幼也并不是不可能。然而明朝体制上的不完备,技术上的不周密,使得本朝只能用道德将群臣百姓捆绑在一起,以求社会的稳定,朝堂的太平。明朝这种对道德的高度重视,也就导致了百官对万历废长立幼这件事情上的强烈反对,最终万历迫于这种道德上的压力,也不得不做出妥协。然而立储问题虽已解决,但这个问题留下的祸患最后影响到了整个朝代的安危。读后感i万历由年少时一位勤于勤政的君王转变为一位怠于修政的皇帝,不能说与这件事并无半点干系。事物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由质变到量变,从张居正生前生后的种种风暴,到自己立储问题的纷争,不能不说万历皇帝没有察觉到他虽贵为君王,但并无太多实际上处理事务的权力,实际上掌握决策的是整个官僚体系。开国之初,皇帝才是权利的中心,文官是为处理行政工作而产生的工具,但高度的中央集权,事务必然繁多,部分属于皇帝的政权就日渐转移到了官僚集团的手中。掌握权力的官僚集团需要的只是一位在道德上极端高尚,行为举止符合礼仪,在文官集团所订下的规范体系内行事的“贤明君王”。万历皇帝当然可以从发生的种种事件中悟出其中的玄奥,而后他消极怠工,怠于朝政也就有其内在原因了。

  从模范官僚―海瑞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窥见以道德代替法制的后果。海瑞,为官清廉,刚正不阿,在当时的确是一位清官。但即便是一位道德高尚的清官,也是“以道德代替法律”这种制度下的产物。明朝法律技术不完善,为了管理,便使用道德来填补法律上的不足。但是这样一种以道德为优先的法律,能基本的分辨是非都难做到。我们可以从海瑞对疑难案件的评判标准窥其一二,“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贱民,宁屈富民”。海瑞判案,只要是穷人对富人的案子,无论对错一般都是穷人赢富人输,海瑞的这种以道德断案不问是非的方式,长此以往,必然招致富人官僚的非议,也同样导致了他最后不能成功。海瑞固然有他不是的地方,但总的来说,他也只是完全恪守当时社会提倡的意识形态,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完全遵守者,在他看来人每天的一举一动都可以被划入“善”与“恶”两个方面,非善即恶,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控制下,海瑞这一套并不公正的断案方式也就有了解释。在海瑞的这件事中,我们可以发现道德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力是极大的,它不仅是行政的工具,也成了断案的工具。

  张居正生前对朝政的影响力极大,而他死后的问题依然影响到朝政。他所推行的万历新政曾让明朝再次出现复盛的痕迹,那为何张居正无论在朝还是离世之后,都会遭到部分文官集团的攻击?

  首先,明初官职变革,明太祖朱元璋废除宰相一职,命令子孙后代不得复设,明朝从此便没有了拥有能与皇权相抗衡的相权的宰相。明朝初年官职体系,废宰相,设六部,六部直属于皇帝,后因处理繁重文件的需要而设内阁。起初内阁只是一个类似于秘书处的文字处理机构,后来因奏疏繁多,单凭皇帝一人专制管理无法处理完,所以皇帝会与内阁大学士商量并让内阁参与到政治管理的活动之中,久而久之,政权慢慢地部分转移到内阁的手中。从明朝官制层面来说,内阁只是皇帝的秘书处,内阁大学士不属于当朝的行政官员,当朝真正的最高行政长官是官阶二品的六部尚书,作为官阶五品的内阁大学士是无权干预朝政的。而张居正作为内阁首辅,并没有干预朝政的权利,所以张居正推行改革新政等行政举措被部分反对他的官员视为“越权”,难免不被其他官员非议。其次,就是张居正强力推行的万历新政极大的威胁到了官僚集团的利益。张居正认识到要改变这个国家的风貌,首先就要从官吏问题上解决,从官僚制度上解决,所以才有了后来他推出的“考成法”。“考成法”推行在于加强行政效率,整治官吏作风,其惩罚力度之大使得这些原本就适应了低行政效率的官员苦不堪言,而只要是影响到张居正新政的官员,就会被他的人参劾,逐出朝廷,文官们敢怒不敢言,久而久之,文官集团对张居正的不满越来越大。其次,改变官吏问题的考成法施行了,张居正就开始在经济问题上下功夫。张居正开始对全国的大部分土地进行清丈。这一行为,可谓让张居正成为众矢之的。因为此举清丈出大量皇亲贵族和官僚地主隐匿的兼并土地,如此一来他们要上缴的赋税就会增加,这对于打击地主豪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有着积极意义,但却威胁了官僚集团的利益。在《万历十五年》的第72面提到申时行深知我们这个帝国有一个特点:“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否则理论上的完美,然不过是空中楼阁”。张居正的万历新政“人在政在,人亡政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张居正的新政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并不是相安无扰的。张居正推行的万历新政动摇到这个朝代的稳定,最重要的是动摇到了文官集团的利益而使他在死后落得家破人亡、身败名裂的下场。书中提到一句话,意思是要么是新技术的产生淘汰落后的组织形式,要么就是落后的组织形式对新技术的扼杀。张居正推行的新政最终付诸东流的原因也在此。

  既然我们这个国家是一个极其崇尚道德的国家,那么崇尚道德的思想体系能不能接纳不同与它的道德观念呢?从李贽的例子上看,这个崇尚道德的国家,并没有那么大的胸襟来接纳不一样的思想观念。李贽行为上背离传统,思想上不墨守陈规,同时攻击虚伪的道德,一心想要创造独立的人格和思想。然而李贽这种想要在当时的思想环境下树立独立的人格和思想的想法,必然让他成为传统道德体系的攻击目标。 明朝自上而下都由道德所约束捆绑,这样的道德实质上有点代替法律的意味,既然是这样,这个国家就必然不会让社会上出现两种不一样的评价体系,新评价体系的出现会对统治根基产生一定的动摇,而这不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

  黄仁宇先生在自序中就提到,这些人,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可以功德圆满,断非个人原因可以解释,而是当日制度已山穷水尽,大家都只是成为了制度的牺牲品。

  万历十五年的读书笔记 篇5

  1587年,在近三百年的大明历史中,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只是历史长河流淌的一瞬,它没有1368年开国的波澜壮阔,也没有1644年国破的哀伤,这一年,万历发现他不管怎样都难斗过手下的文官集团,他开始消极怠工了;这一年,是张居正去世后的第五个年头;这一年一代名将戚继光走了,随后不久一个奇人海瑞也跟他去了,对于一个王朝来说,死几个人是极其平常的,然而这个普通的一年却是整个大明王朝走向死亡的转折点。明朝在我整个历史上是极其重视考试的一个王朝,考取功名是万千学子为其奋斗一生的路,文治在这个朝代发展到了极盛,而这个极盛的点,又让万历碰到了,经历了近二百年的发展,从嘉靖后期,经过了徐介,高拱,张居正的历位首辅不懈努力,在皇权与文官的拔河比赛中,皇帝终于发现,他已经再也没有取胜的可能了,文官集团成为了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

  这一年,世上已经没有了张居正,到这一年,经过对他的反倒清算,他的幕僚已经清算的差不多了,万历从小时候像神一样敬畏这个老师,到认为他是玩弄权力的大奸,对已经去世的他投去了最大的愤恨,然而到这一年,万历终于明白,他满以为那些大臣的对张居正的反倒清算是为了大明的礼仪,大明的前途而努力的,原来所有的礼仪道德全是空的,他们也只是为了权力,没有了张居正对他的限制,这些大臣对他的限制更厉害了,所有的斗争无非是披着道德的外衣而为获得权与力的斗争,于是万历失望了。

  这一年,所向披靡,无敌于战场的戚继光去世了,横行战场四十载,打的倭寇闻风丧胆,吓得蒙古骑兵十几年,不敢犯境的战魂消失了,他享有作为军人的最高荣誉,然而这样一位将领却是,孤独的!看到自己的上司俞大猷及下属的不幸结局,他迷茫了,他是一个战争的强者,然而面对着文官集团的统治,他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弱者,武将在文官眼中终究只是一群不懂礼法的匹夫,文官集团希望通过道德的控制使天下太平,如果不能则就是丢脸的事情,那么好战的武将必定不会得到他们的青睐!戚继光费尽心机的找到了张居正这个后台,给张居正送美女以来保安稳,对官员大肆宴请,送礼走动,对于一个武将来说,算是极其悲哀的事情,他只是懂得一个法则,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首先要做的就是保护好自己,只有留着性命,才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而,对于海瑞这个奇怪的人,却似乎永远不懂这一点。海瑞是一个精神的领袖,在道德的这块土地上,他无疑站在了制高点,他绝对的洁身自好,绝对的不贪一文,然而这样的一个人却是无用的,这位对于官员来说是“海阎王”,对于百姓来说是“海青天”的人,无论对与谁来说,都会承认他是道德的楷模,在精神的领域无不佩服,他把嘉靖骂的暴跳如雷,他骂满朝文武皆服人也,把自己推向了风口浪尖,他能得到什么呢,毫无疑问的是打击,一再的打击,不要说在当时的官场他混不下去,就是到一千四百多年的今天官场他任然混不下去,因为它忽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性。海瑞是个好人,然而这个好人却没什么用,因为他脱离了物质的承载限度。

  人都会有阴阳两面,“阳”的一面就是我们可以到处标榜的礼义廉耻的道德,“阴”的一面就是我们想获得的私利,“阳”与“阴”的关系相辅相成,道德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如果当把道德升的越来越高,物质降的越来越低的时候,那么也就违背了人性,必然构造出一堆道貌岸然的人。大明王朝是一个基本上完全靠道德的约束维持统治的朝代,所有的法制完全要给道德让路,所有评判的标准不是,是不是违法,而是是不是合乎礼仪,当这套制度发展的顶端的结局,必然是造成一滩死水的和气,有人扔个石头,波澜一起,一切也就要开始烟消云散了。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万历十五年的读书笔记 篇6

  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这一年发生的小事虽并未酿成大灾,但正是这些表面看起来似细枝末节、容易被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实际上却是一切问题的症结所在。

  中国是一个有极强文化传统的封建王朝,在秦统一中国,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废黜百家以来,在政治上奠定了封建王朝的发展方向。以地域上的统一,思想上的统一,精神上的统一引导中国的发展。众所周知,先秦哲学是百家争鸣的时代,可到了汉代却独尊儒术,这并不能归咎于生物的随机选择,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儒家强调仁、义、礼、智、信,这在以土地为基本生活资料的封建王朝是非常重要的。也正因如此中国逐渐形成了以儒家为正统的传统道德,作者黄仁宇在书中的《自序》里写到:“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所在。”(选自《万历十五年》,作者黄仁宇,三联书店出版,句子在第四页)缺乏灵活有效地法律规则,社会运作完全依靠所谓的道德掌控。同时在统治者的有意引导下,君主乃至百姓人人以善恶评价为标准,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人的内心信念的力量来调整人们之间相互关系。这就造成了重礼轻法,重道德轻法律的封建文化氛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道德准则,有自己的良心,有自己的政治抱负。

  甚至直到今天这一道德准则仍随着生命的延续而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心里,根深蒂固。从好的一面讲,这根深蒂固的道德准则是中国人的精神所在,灵魂所在,能让其他企图欺辱我们国家的人感到钦佩。从坏的一面讲,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人们习惯了在微博微信上随意发表自己的言论,不了解事物的本质就妄下断言,出言伤人,这就是所谓的——道德绑架。

  当今社会道德绑架的事件层出不穷,例如因《战狼2》票房大卖有人叫嚣让吴京捐一个亿、公交车上因年轻人没有让座而对年轻人拳打脚踢的大爷大妈等等。我个人认为所有未经思虑与深究的谴责行为都是道德绑架,换位思考与了解事实后再表达也不迟。以道德约束自身,为圣贤。以道德约束天下,为贼寇。希望现如今的人们莫被道德绑架,也莫绑架他人。 《明朝那些事儿》中说:“所谓千秋霸业,万古流芳,以及一切的一切,只是粪土。先变成粪,再变成土。”(选自掌阅电子书《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磨铁数盟出版授权掌阅,句子在第二十一章)天上浮云似白衣,斯须改变如苍狗。朝代更替,时光飞逝,虽世殊事异,终要以史为鉴。亦如李莉所言:“把对历史的叩问变成现实道路的厘清?迷雾般的历史就会拨云见日,现实的长河中就会顺风远航。”(选自《论语的智慧》,作者李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句子在第十三页)

  万历十五年的读书笔记 篇7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在史学界地位颇高。他不是二十四史那样诉说着单一历史事件,也不是《明朝那些事》用现代口吻调侃过去,它通过万历十五年这一看似平淡历史年份为支撑点,从各色人物悲剧结局,梳理当朝政治、经济和文化脉络,剖次明王朝甚至是封建社会没落的制度、体制原因。曾经平面的历史人物,通过阅读此书之后变得立体而丰满:阅读之前,我以为万历不过是个懒惰至极的昏君,但纵观全书后,我懂得万历消极怠工的背后有他皇权与礼教抗争的无奈;阅读之前,张居正被视为雄心满怀励精图治的政治家,但我看到在其大刀阔斧的改革背后,也有着与整个文官集团不合时宜的矛盾;阅读之前,我以为首辅申时行不过是个和稀泥的的何事佬,但透过他左右示好我看到了他大局的权衡;阅读之前,我以为海瑞是位模范的“青天大老爷”,但剥去个清官楷模的外衣,海瑞也有他愤青般的悲哀……

  中华五千年文明,儒家孔孟,道家庄老,为何到沦落至今却成为余秋雨口中的“无信仰、无道德、无感恩”国人素质?也许,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拨开历史迷雾给了我们一个解释,历朝历代,通过庞大的文官集团,来统治全国。在文官集团和万千小民之间,明朝所采用的就是以礼和道德来维持国家秩序,也可以理解为,明朝并没有真正以《大明律》来维护他们的统治秩序,而是靠道德和礼教,而道德和礼教又是比较抽象的一些准则,在私欲面前,不堪一击。道德以阳的一面存在,而私欲则以阴的一面存在。当道德可以代替管理国家的时候,文官集团里的官员,则会打着道德的幌子满足自己的私欲,仿佛海瑞,成为了文官集团的标签,每个人仰望着他,但是,没有人愿意做海瑞,那些文官们内心深处有着尴尬和不安,一方面是圣贤书的教导,一方面是现实里必须接受的官场潜规则。一个个充当着纸笔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正是这腐朽的制度,才造就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改朝换代的悲剧。

  绿窗明月在,青史古人空。历史是一条时间的大河,拥有大量史籍的中国人可以从中得到更多历史的启迪,读史以明志,我们如何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不走礼与法的脱节,体制与道德相脱离的老路,值得探究与考量。从微观说,确立“法”的思想、树立“法治”观念,摆脱人情因素或许是公务员工作的基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制度理念贯穿于心中将带我们远行。

  万历十五年的读书笔记 篇8

  读罢黄仁宇的《万历十万年》,不得不对本书作一个高度的评价。短短四个篇章,从万历及两位首辅的角度揭示了大明帝国在长期“不事朝政”的万历手下正常运转的奥秘;后三篇章选取了万历年间具有代表性的三个人剖析了万历这个时代。其中最令人感慨的,必是张居正、申时行两位首辅。在笔者眼中,前者是一位素质过硬的政治家,后者是一位聪明绝顶的官僚。但如果给他们打分的话,两者我都不会给满分,因为两个聪明一世的人在同一个问题上犯了不一样的错误,一个向左,一个向右。

  一不一样的人眼中有不一样的历史

  在分析、比较这两位首辅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阐明这样一个观点:不一样的人眼中有不一样的历史。同样一段《明实录》中的史料,由于史官对事件背后的故事不会有详尽交代(甚至是为了政治利益能够篡改历史),不一样的人会从同一段史料中得到不一样的结论。

  例如在谈到隆庆年间的首辅高拱被黜一事时,黄仁宇认为是高拱一句“十岁孩童如何治天下”的言论体现了其谋逆之心,从而得出张居正与冯保联合罢黜高拱是维护了大明江山的结论。在笔者看来,这一结论多少有些荒谬。第一,从政治意图来看。明朝文官大部分是政治动物,他们的所作所为必定贴合“赢利远大于风险”这必须律。“高拱谋反”的获利无非是继续做首辅或者自我登基,而付出的却是身家性命乃至九族安危。况且太平盛世谋反乃是滑天下之大稽!第二,从史料看来,并无充足的资料能够证明“高拱谋反”(史料中并无高拱收买内侍、准备兵丁武器等行动)。若将黄仁宇先生的“谋反”理解为“摄政”,那么对于一个10岁的天子,任何人成为首辅必然都会“摄政专制”。第三,从结果来看,如果高拱是真的谋反,他的下场会是罢黜这么简单吗?第四,就张居正、冯保和高拱的关系来看,他们完全有理由陷害高拱。张居正并非高拱的亲信,高拱对权力的独揽已经引起了诸多大学士的不满,自然也危及张居正的安全。而高拱对冯保的升迁也屡次阻拦,足以引起他的愤恨之情。所以,高拱被黜是张居正和冯保的阴谋,他们将高拱原话中的“孩童”改为“天子”,这句话便有了十足的杀伤力。这么一个简单的文字游戏获得的回报便是张居正的首辅地位和冯保的司礼监秉笔太监一职。能够说除了获利之外,张居正能够自保,冯保能够复仇。

  除了对“高拱罢黜”一事笔者与黄仁宇先生观点不一样外,“徐阶是强占土地的富豪、地主”和“郑贵妃是聪明的女政治家”的观点笔者也不是完全认同。此外还需指出黄仁宇先生在第一章中所犯的一个小错误,即宫女“许配”给太监后并非成为“答应”。“答应”是侍奉皇上的地位较低的宫女,而这种被称为“对食”的现象并非是光明正大的。

  以上是笔者阐述的一个基本观点:不一样的人眼中有不一样的历史。

  二“官僚”和“政治家”的名词解释

  下头笔者将对“官僚”和“政治家”连个名词进行简单的解释。在笔者看来,政治家相对于官僚,对政事更加负责,出发的角度基本上是江山社稷、道德礼仪;而官僚关心更多的是自身的地位和安全。在那里不妨列举几位名人。徐阶(嘉靖年间首辅)是政治家和官僚的综合体,并且他在这两方面都相当出色,在嘉靖年间的首辅之争中不但政绩上有所建树,最终也得以保全自身;严嵩是不折不扣的官僚,他应对蒙古骑兵入侵京城附近地区的行为作出的“不抵抗”的决定至今令人唾弃;海瑞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家(实际上他是懂得官场之道的,可是却绝不践行),但很不幸的是他也是一个不合格的政治家;抗倭名将戚继光也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和官僚的综合体。

  笔者说张居正是一名政治家,并非说他不懂为官之道,只是他升迁太过刚愎自用,不知韬光养晦,才在死后遭挖坟鞭尸抄家(这和多尔衮何其相似!),所以不能称之为合格的官僚;说申时行是一位出色的官僚,但同时他也是一名较为合格的政治家,毕竟治理黄河和封贡互市都是他不可抹杀的功劳,但因为他在“争国本”事件中太过圆滑,首鼠两端的行为触犯了文官集团坚守的道德礼仪,所以才黯然退出政治舞台。若两人做比较的话,张居正是政治家的代表,而申时行是官僚的代表。

  三张居正和申时行

  自古以来,君权和相权是一种博弈平衡的关系。可是在明代,作为君权外围的宦权也加入了这种博弈。君权的外围有宗室、外戚和宦官三种,但在明朝,宗室被打压(为了防止靖难之役重演),外戚势力弱小,宦权得以提高(尤其是东厂出现之后)。就相权而言,在明太祖朱元璋撤销宰相后跌入低谷,但之后出现的内阁又极大地提升了文官集团的权力。大学是手中有权力,而言官御史们有战斗力,他们的目的有的是为了个人私利,但大部分是为了江山社稷或道德礼仪,所以文官集团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君权时而联合相权对抗宦权,时而联合宦权对抗相权,但都是为了寻找权力的平衡点。若宦权与相权联合,那儿皇权便岌岌可危(天启年间的魏忠贤及阉党造成的动乱就是一例)。对于张居正和申时行而言,前者维护的是相权(是自身的相权而非整个文官集团的权力),后者维护的是君权。

  这种情景的产生,主要原因在于两人所处的时代环境不一样。张居正当政时,万历正处于青少年时期,不可能完全独立地把握政局,所以张居正扮演了臣子、导师和严父三种主角。他是一位合格的教师,教习经史,并适当调整科目以使万历朝向正确的方向发展(避免了万历沉迷书法而重蹈宋徽宗的覆辙);他也是一位合格的臣子,对于一个10岁的天子,他联合宦官冯保、外戚李太后稳定了政局,避免了朝政动荡。同时在前期,他肃清吏治,任用贤人,使得大明帝国能够正常运转。但作为一名“严父”来说,他的行为太极端,在万历心中播下了仇恨的种子暂且不说,他当政后期任人唯亲、扶植私党、排除异己都在与他有利益冲突的文官心中埋下了导火索。更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张居正和其亲信势力过于庞大,影响到了皇权,所以张居正死后的悲惨结局也可想而知。张居正确实有过硬的政治素质,但太过刚愎自用、傲慢自大,才不会有一个完美的收场。此外,还需张居正一个并非高瞻远瞩的决策,那就是“考成法”。最初施行时确实增加了财政收入,但也导致了明朝中后期一个极为严重的社会矛盾——流民现象。所以张居正当政前期的表现令人叹服,但后期其盲目自大却又令人扼腕叹息!

  作为张居正的亲信和万历的教师,申时行成为首辅的时候,万历已经成为了一个心智成熟的成年人。加之张居正的前车之鉴,申时行的政治风格更倾向于温和稳重。例如张居正刚去世时,言官大臣纷纷上述弹劾,申时行既不参与弹劾自我的教师(在其他人眼中他不搞政治投机),也不维护自我的教师(不与众矢之的统一战线以维护自身安全),但暗中他还是极其照顾张居正的家人,多次暗中阻止吵架等活动。由此可见,申时行处事确实圆滑。而却他上任之后立刻废除了张居正的“考成法”,大大缓解了社会矛盾;他任用潘季驯治理黄河,对蒙古采取封贡互市政策,这都是他不可磨灭的攻击。但作为一名官僚而言,他对君权的态度在“争国本”事件上与文官集团的道德立场完全相悖,导致辞官回家的惨淡收场。

  在对待君权的态度上,张居正的极左做法触怒了君权,申时行的极右做法触犯了相权,所以他们在权力博弈中并未找到平衡点,结局也就不那么完美。可是在“成王败寇”的权力斗争中,千百年来哪有完美的结局呢!

  四这本书带给我们的黄仁宇先生在书中也降到了海瑞、戚继光和李贽三人,他们代表了不一样阶层不一样环境的人,但同样怀有“治国平天下”的梦想。当年明月曾说过:“‘知行合一’这句话,张居正读懂了,海瑞没有读懂。”我想戚继光和李贽也都读懂了,仅有海瑞一个人生活在他那“非黑即白、非是即非”的教条主义世界中。

  应对同样的现实,戚继光顺从了,人们在他的杀敌保固与为官的左右逢源中却读不出他的无奈与孤独;李贽选择了出价,却始终无法割舍对这个社会的关心,同样更不会有人读懂他孤傲的悲凉。

  这本书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大明帝国这台生锈的机器已经经不起任何折腾,只是依靠文官集团和几个强有力的君主在维持着齿轮的正常运转。张居正的折腾(京察、考成等)造成或加剧了社会矛盾,而申时行、王锡爵等人的“无为而治”反而更加有效。但最终,崇祯皇帝,这个有勇气、有骨气、有决心可是缺乏知人和远见之明的君主改革了驿站制度,社会矛盾加剧,加之四方战火和天灾人祸,导致了整个大明帝国的灭亡。

  之后建立的大清帝国,类似的体制、类似的经济模式也预示着历史的大失败会继续上演。中国的这种所谓的封建专制体制并不见得比资本主义落后,只是一个延续了上千年的制度在腐败的铁锈出现后,自然落后于一杆新制的枪炮。

  万历十五年的读书笔记 篇9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而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顺民心。 ——题记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己亥年腊月,读得《万历十五年》间春花秋月,今之视昔,悲夫!斟酌许久,思春秋何以变,量文明何兴衰?感慨系之矣,故列作此文,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看秋月春风,知仓廪实而知礼节,明历古之变。忆往昔品唐诗之高雅,览盛唐之风采。前有“车如流水马如龙”之盛景,后有“八荒来拜,万国来朝”之繁华,礼仪之邦威名远扬,泱泱华夏震慑八方。何以得?秦王玄武变,中原尚贫瘠,贞观数十年,旧貌换新颜。“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黎民百姓知礼仪、识礼节、心胸阔、大体成。是因李世民深知“船能载舟,亦能覆舟,”勤俭节约,发展民生,兢兢业业,轻徭役少赋税,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乐得其所。据悉贞观年间,路无冻死鬼,九州无豺狼。以史为鉴,仓廪实而知礼节,历古文明方能一日千里。

  看秋月春风,知衣食足而知荣辱,明历古之变。纵横明朝百余年,第一才子杨慎连中三元,成为大明王朝绝无仅有之奇才。叹世宗,流连风月辱忠贞,惜杨慎,流放云南苦难言。毕生蒙辱意难平,一叶扁舟,一顶草帽,墨笔落下,一生再未归朝廷。在锦绣河山间放浪形骸,于前朝书海间苦心孤诣。多年以后,白发老人安然入土,著作等身,名满天下,为文明画上瑰丽一笔。柴米油盐的衣食饱暖成为生活基本后,人方能思荣辱。因为知耻而后勇,所以文明得以在秋月春风中变迁不止。卧薪尝胆十余年,不忘一介忠臣夏言惨遭奸人陷害致死之耻,嘉靖年间内阁首辅徐阶,风风雨雨忍耐严蒿的折辱,最终斗垮严党,惩恶扬善,清平天下。虽说“江东才子今犹在,肯与君王卷土来,”然而江东霸王不堪汉高祖四面楚歌之入辱,乌江自刎,留下千古绝唱。屈原发配吟泽畔时低叹“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他愤恨“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半生忠君恋阙,心系国家,不甘亡国之耻,于是纵身一跃,一河碧水为之激荡,千载令名不朽。凡此种种,皆言荣辱,而后荡气回肠,雕镂下千年长河涤荡亦挥之不去的中华品质!以史为鉴,衣食足而知荣辱,历古文明方能生生不息。

  看秋月春风,知上服度而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阅百年满清,基业显赫,却闭关锁国,孤陋寡闻。慈溪专政,宦官外戚,遍布朝野。上不服度,六亲不固,民不聊生,豺狼当道。江山笑,烟雨遥。于是满清摇摇欲坠。亲王腐败,污吏横行,压榨民脂,尸位素食。纲纪松弛,政令不行,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于是大清王朝匍匐于列强铁蹄之下,覆灭在历史长河中。以史为鉴,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历古文明在刻古与雕今中选择了焕然新生。

  看秋月春风,明历古之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当今大同盛世,无战火之忧,无贫寒之苦,学而优则仕,不曾闻失路之人。我莘莘学子,幸遇时机,在互联网翻天覆地,科技日新月异之年代,可览古今史册,亲鉴万事得失。更当图学治国,舞慧笔长灵思,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豪情万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读十五载万历,看尽纵横八万里,上下五千年。呜呼!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历古千年,是非荣辱,文明兴衰,不过如此!

  万历十五年的读书笔记 篇10

  读史可以明古,析古而后观今,我想这就是读历史的一个重要意义。

  之前读了《明朝那些事》,甚为震撼,明月先生是一个奇人,用简单通俗的语言把276年明朝的历史说的生动而不失文学色彩,给我们这些初学中国史的白纸提供了一部经典而传奇的教材。经典的段落很多,我还没有好好的整理,有机会再把这个作业补上。今天要说的,是明朝里的一个年份,或者说很重要又平淡无奇的一年,万历十五年,也就是1587年。

  黄仁宇先生是明史大家,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很是深刻,所著《万历十五年》为近年来大陆史学领域的畅销书,也是美国大学的教科书。因为黄先生生活在上个世纪,曾经离开祖国有30多年,书中的文言色彩教为浓厚,读起来还是有些晦涩难懂,在封城居家的这段日子里,断断续续的总算是读完了。

  如果说《明朝那些事》是276年的明朝历史的古代日记,那么《万历十五年》则是记录并分析明朝由盛转衰的主要历史事件和技术、制度原因。大风起于青蘋之末,正是万历年间那些看似平常而不能再平常的事,才慢慢演化成明帝国的危机,最终导致这个大王朝的灭亡。

  书中详细分析了明朝制度的弊端,虚幻空洞的德道准则、落后腐朽的农业治国制度和庞大而局限的官僚系统,此乃明朝灭亡的最本质因素。明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全书以万历、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这几个主要人物为线索,以当时的史实为论据,详细诉说了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初发生在这个古老封建国家的一桩桩用当今眼光感到不可思议的真实故事。纵有挽狂澜之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张居正、治世能臣的申时行、官场清风的海瑞、军事天才的戚继光、思想界努力探索的李贽这些顶级官僚的治理和挽救,但终不能阻止这艘驶向冰山的巨型泰坦尼克,是以个人道德之长,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

  对明朝社会制度和官僚制度分析:

  明朝这个庞大的帝国,在本质上无非是数不清的农村合并成一个集合体,礼仪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对于违法的行为,做掩饰则被认为忠厚和识大体,各个机构之间的联系,从来也没有可资遵循的成文条例。

  我们的帝国是由几百万个农村聚合而成的社会。数以千万计的农民不能读书识字,全赖乎士绅的领导,村长里甲的督促,他们才会按照规定纳税服役。在法律面前,他们享有名义上的平等,而实际上,他们的得失甚至生死,却常常不决定于真凭实据而决定于审判官的一念之间。

  明朝文官集团所奉行的原则,是严守成宪和社会习惯,遏制个人的特长,以保持政府和社会的整体均衡。

  把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进行了一定意义上的解析:

  朱熹在作出结论时,却总用自然界之“理”去支持孔孟伦理之“理”。这也就是以类似之处代替逻辑。

  大凡高度的概括,总带有想象的成分。尤其是在现代科学尚未发达的时代,哲学家不可能说明宇宙就是这样,而只能假定宇宙就是这样,在这一点上,朱熹和其他哲学家并无区别,既然如此,他所使用的方法就是一种浪费。

  王阳明受过佛家思想的影响,他的宇宙观也属于一元论。他的所谓“良知”,是自然赋予每一个人的不可缺少的力量。它近似于我们常说的良心。但是良知并不能详尽知悉各种事物的形态功用,具有这种知悉作用的是“意念”。良知只是近似于意念的主宰者,可以立即对意念作出是非善恶的评判。

  他的思想系统中还有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对因果关系的重视。这种对因果关系的理解推导出了他的“知行合一”说。他认为,知识是一种决断,必定引起一种行动。

  在王阳明看来,“致良知”是很简单的,人可以立时而且自然地“致自知”,但是不断地按照良知行事就很困难。这和孔子关于“仁”的学说颇为相似;凡人立志于仁就可以得到仁,但是每日每时都不违背仁,即在圣贤也不易做到。

  我们读王阳明,始终不懂到底什么才是“心学”,我想他的弟子王畿的话已经说的很明白了:

  他的入室弟子王畿作出断然的解答:一个人企图致良知,就应当摈绝意念。理由是,人的肉体和思想,都处于一种流动的状态之下,等于一种幻影,没有绝对的真实性。所以,意念乃是枝节性的牵缠,良知则是永恒的、不借外力的存在。良知超越于各种性格,它的存在寓于无形,有如灵魂,既无年龄性别,也无籍贯个性,更不受生老病死的限制。按照王畿的解释,良知已不再是工具而成了目的,这在实际上已经越出了儒家伦理的范围,而跨进了释家神学的领域。

  黄先生还对“理学”和“心学”与儒释道的关系做了说明:

  “心学”,和朱熹的“理学”相对。心学派反对理学派累赘的格物致知,提倡直接追求心理的“自然自在”;理学派则认为心学派也大有可以非议之处;宇宙的真实性如果存在于人的心中,任何人都可以由于心的开闭而承认或者拒绝这一事实性。这样世间的真理就失去了客观的价值,儒家所提倡的宇宙的一元化和道家的“道”、释家的“无”也很难再有区别。一个人可以用参禅的方式寻求顿悟,顿悟之后所获得澄澈超然的乐趣仅止于一身,而对社会的道德伦理则不再负有责任。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黄先生写这本书不是为了批评明朝,更不是借古讽今,用他的话便是:历史学家检讨过去的错误,以作将来的警戒。但同时也要忠告读者,保全有价值的事物。据此猜想,今后中国极需采取东西两方的经验。因之作历史的人,务必将所有资料,全盘托出。

  书的最后,总结性地阐述了黄先生的大历史观,对我们学习历史、研究历史的人来说大有裨益,这是一个跨越古今跨越中外历史长河的大领悟:

  如果用图解,则下面图中实线部分代表我们可以以经验证实的知识,即我自己所称大历史,虽包括中国商周到人民共和国已三千多年,在人类历史上讲,仍不过长弧线上的一个小段落。我们所认为的真理,也是在这小范围切身直觉而成。我们也还不能够知道宇宙结构的真原因和真目的,也很难预知今后的真结局与真趋势。用虚线表示这弧线的过去和未来,也仅仅是凭实线作根据,揣测而成。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都只能假定自然法规(natural law)会要逐渐展开。下一代的人证实我们的发现,也可能检讨我们的错误,也就等于我们看到前一代的错误一样。

  图上向外的箭头表示我们的道德观念,都有突出环境、创造新环境的征象。可是我们又无法脱离站住脚跟的基点。况且我们自己也有继续做错事的根性。这根性以向内的箭头表示之。所以我们所走的路线也只能在内外之间,亦即希望与现实之中的弧形路线,半出于我们的志愿,半由于其他条件推演而成。只是因为今日科技发展之故,旅行于弧线形的速率越来越快。我们只好把向外的箭头画长。这也是本文的宗旨,所以不惮再三解说,要把道德的范畴放得远大,历史观点代表人生哲学,不能受短时间的政策所掩蔽,尤其不能闭户造车,不顾外间情势的单独决定。

  我对大历史观的理解是,每个时代所认为的真理(自然法则)都带有那个时代的局限性。因为人性使然,时代的发展都带有自身的劣根性,所以时而远离历史发展规律,时而接近历史发展规律,但总的趋势是向更高级更符合自然法则的方向发展,正所谓“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万历十五年的读书笔记 篇11

  “以铜为镜可正冠,以史为鉴可知兴。”这个寒假,在老师的推荐下我看完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不仅让我对明朝的历史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更让我对于当今社会得出了些许感悟。

  这本书用传记的手法叙述了当年张居正生前得志,死后却遭掘官之耻;申时行调和皇上与文官之间的关系,处处当起了和事佬;大英雄戚继光在张居正生前位至“总理蓟州军务”,张居正死后却被罢官家居;饱受褒扬的“青天”海瑞,最后却被迫开始长达十五年的赋闲生涯,直至死去;名仕李贽失势后,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一开始试图冲击礼教束缚的万历皇帝,最后却不得不开始长达十七年的“无为而治”。

  上至天子下至平民无不成为以德替法制度的牺牲品。黄仁宇先生认为:中国两千多年来,以德替法制度,到明朝为极限,这就是一定问题的症结。

  纵观全书,明朝庞大的文官集团是导致这些的根源。以万历皇帝为例,为了防止再出现类似于正德皇帝任意妄为的事情,在万历皇帝登极之际,他们决心不再让朝廷的大权放在一个年轻人手里,听凭他任意使用,而是设法把皇帝引进他们崇奉的规范里。文官们让他从小接受翰林的教育,注意他的家庭生活和私人活动,尤其防止他接受武官和宦官的不良影响。于是他从小就没有体会到自由的意义,不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而获得臣下的尊敬,以至于在后来闹得满城风雨的立储问题,这个孤立无援的皇帝因为缺乏坚强的毅力,一再向强大的文官集团屈服,最后干脆以消极怠工来抵抗,即老子所谓“无为”。

  这样一来,皇帝找不到更合适的事情可以消磨时光,只好看宦官掷银为戏。他的消极怠工使帝国陷入深渊。设想,假如文官集团不以“德治”思想处处限制万历的行为,使他保持早期的雄姿英发,励精图治,明朝会不会再出现一次盛世局面?明朝时文官们奉承道德和礼教,他们经常打着道德的幌子满足一己私欲,口中振振有词,背地却瞒天过海,海瑞作为一代清官的模范,却在当时几乎没有人愿意做海瑞,以至于万历十五年丁亥的岁暮,海瑞的死讯传出,使北京的朝廷大大松了口气,那些文官们内心深处有着尴尬和不安,一方面是圣贤书的教导,一方面是现实里必须接受的官场潜规则。一个个充当纸笔上的巨人,高谈阔论的演说家,行动上的矮子。正是由于这腐朽的制度,才造就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改朝换代的悲剧。

  现如今,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革新才能引领潮流,可依然存在着很多问题,政治改革,医疗教育,廉政建设等,仍出现“踢皮球”的情况,如李克强总理所说:“改革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更难”。如今国家提倡继承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学习国内外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理念,求真务实,勤俭节约,不说空话,实干兴邦,励志创新,走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才是实现“中国梦”的正确方向。

  历史是一条时间的长河,读史以使人明志,从史料当中,可以读出如何建设我们的祖国,如何做到“实干兴邦”,如何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决胜实现全面小康的关键阶段,我们更应读史,善读史,力争从史中汲取经验以兴国。

  万历十五年的读书笔记 篇12

  这是美籍华人学者黄仁宇写的一本好书,某年首先在美国出版,并多次重印。我是在阅读了王小波的“不新的《万历十五年》”一文后,才上网购得此书阅读的。在读书中,通过书里提到的文章和人,再去找自己有兴趣的书来读,这种是我自称为“顺藤摸瓜”读书法。由于这个读书法,我最近重点购买了一些“读书笔记”类的书籍来阅读。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历史学范畴的书。在我的读书目录里,应该是文(文学)、史(历史)、哲(哲学)三类为主。在阅读一个人的著作前,最好先阅读他的传记或者简介,这样,才会对作者写作的立场、背景、动因等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有利于自己对作品的理解。这个也是我自称为“摸清背景”的第二个读书法。由于这第二个读书法,我也购买了比较多的人物传记来阅读。

  通过读书,我要建立起自己的读书方法和阅读书目体系。

  再来谈谈《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吧。全书以万历十五年(公元某年)为历史时间的横断面,然后讲述了与这个横断面有关的六个人物――一个皇帝(万历)、两任元辅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一个模范官僚(海瑞)、一个杰出孤独的将领(戚继光)、一个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最后,从作者的大历史观得出结论:某年,即万历十五年,表面上无事可记,然而四海升平的表面之下,千年帝国崩溃的隐患早已埋下,所以,书中所述的人物都是悲剧性结局(皇帝也不例外),故万历十五年的历史,也是失败的历史!

  读了这本书后,引发了我的另一个思考,就是我们现在一再提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究竟我们民族历史那个阶段、那种机制值得我们骄傲,更值得我们在当今列强环伺的国际形势下提出“复兴”的口号?如果说中国的汉唐盛世值得我们后人“复兴”,那么,万历十五年的悲剧,不是由汉唐而来的吗?

  万历十五年的读书笔记 篇13

  万历皇帝生活在一个十分复杂的时代,那个时代既有象沈士行那样的能臣,也有象严嵩那样的奸佞小人。有人说:万历一朝是明朝盛与衰的转折点。而我读了黄仁宇写的《万历十五年》后对这段历史有了新的感悟

  万历是个聪明人,他明白,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碌碌无为的昏君,明朝的衰败已经无可挽回,而且,在封建官僚制度中,他的想法根本无法实施,于是,他彻底绝望了。他把国家大事都交给沈士行,在他的世界里,只有郑贵妃能够了解他。可他在位40年,在这四十年中,中国渡过了一段极为黑暗的时期,这也为明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其实,我觉得,即便万历皇帝知道了这些也不应该对朝政放弃不管。因为他的使命就是做一个好皇帝,那样即便明朝后来灭亡了,后世的人也不会怪罪他,因为封建官僚制度是一定会灭亡的。其实,万历皇帝本来是一个英明的君主,只不过没了张居正,有了郑贵妃,万历皇帝就整天与郑贵妃享乐,几十年都不上朝,万历皇帝就完全堕落了。

  《万历十五年》一书使我从另一个角度了解了历史。

  万历十五年的读书笔记 篇14

  只能说粗略看了看这本书,并且发表了一些浅显略显幼稚的言论。

  这不是正史,作者在写本书时带上了很多自己的观点,但有时候可以帮助我解读一下人物。

  其实我对万历没有太大的情绪,我总觉得他也是小孩子气,想以一己之力动天下,后来发现哪怕是皇帝也是很难做到的。在看清楚自己的无能无力和渺小之后,他选择了放弃,他并不属于越战越勇的人。按理来说,张居正教出来的学生并不会太差,我就想说到底是被压抑了多少怨恨,才能在张死后由着百官一起清算他。

  所以我想,所谓“严师出高徒”,有时候也并不一定是准确的吧。唉。不想多说什么啦,身为上帝视角,只能说身在这个时代的人,身不由己,尽力做点为国为民的事也不容易,可悲,可叹。蚍蜉怎能撼大树?

  万历十五年的读书笔记 篇15

  万历十五年,在我国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起来虽似末端细节,但实质上确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于是,作者黄仁宇便以独特的视角和鲜明的观点,对这段时期加以详实的叙述。

  初读此书,并没太大兴趣,以为就是正史野史拼接起来的文字。而其朴实却十分有力道的语言,以现代化口吻描述一段段古代帝王、君臣以及百姓间的故事,着实深深的吸引着我。

  皇帝,永远是被仰视的对象。而万历优柔寡断,他甚至不敢对臣子下绝对的命令,文官集团用一些道德观念就可以紧紧的束缚着他。不过,毕竟他是万人之上,一人之下的帝王,说他软弱,谁会相信?

  他所有的妃都顺着他说话,唯独郑妃敢于讥笑他。不是大逆不道,而是因为郑妃确实走进了了万历的精神世界。

  我从来不知道,人可以这样的平等,即使在封建时代,人性的光辉也可以发挥的淋漓尽致。皇帝又怎样,平民又怎样,只要存在一种傲骨的气节,不屈的个性,然后明智的发表自己的意见。我似乎理解了伏尔泰的那句话:人生而平等!

  郑妃并没有拥有绝色的容貌,她的智慧与机警,使得万历在她面前尽述衷肠,挥泪如雨。作者描述的景象让人为之动容,我们为什么不以真诚的态度待人呢?纵使他在你之上,纵使他生活在社会的最低层。人与人之间不缺乏信赖。

  作者用近乎司马迁所持有的公正态度,评价那一时期的人物。包括一代名相张居正,一代名将戚继光,一代名臣海瑞,一代名僧李贽。作者用他的语言魅力拉近了读者与历史名人的距离。他们有血有肉,他们自相矛盾,他们有和常人一样的内心。

  每个人的一生都具有悲剧色彩,没有人能够至始至终都活的那么精彩,这就是人。万物都在变化着,人从来就没有什么固定的生存方式。清廉的海瑞固守着儒家思想的成规,他古怪的规矩不为时人所容纳,他青史留名,却仍有遗憾;抗倭英雄戚继光,他的将才也渐渐被埋没,他的军事思想也只能是纸上的字符,很多无法实现;多受后人崇拜的哲学家李贽,一生只在理想中漂泊,他的行为甚至和他的思想完全不同——即反对孔子的是非标准,追求自由,却依靠着达官贵人生存。

  或许,我们只能找对一个方向,然后更加智慧的应对一切。

  这是我通读全文的一点感想,我不知道是否一定正确,但我希望今后我读的书能使我更加明智。

  弹跳着的字符串成了一章古谱,述说着久远的故事,却无法陌生,因为似乎就在眼前。那图画般的人物正向我哭诉,哭诉他们内心的痛苦。我看得到他们生前的光辉和屈辱,我读懂了他们的性格与荣辱将永远定格在历史的一页。

  万历十五年的读书笔记 篇16

  《万历十五年》很有名,我也已经读过好几遍了。近来再重读一遍,又有了一些新的感受。

  中国古代政治的最鲜明特点是观念治国。

  早在国人历史早期,古人便凭借想象将世界和自身进行描述和理解。这倒也不稀奇,几乎所有文明的早期都有这个特点。但将想象充分赋予到政治中的,中国却是为数不多的。最好的例子是周公旦分封诸侯国。周公同几乎所有的古人一样,不能科学地理解天下的构成;他同时认为周王贵为天子,万民理应万世顺从,但后来的事实表明,并非如此。周朝人力图使政治体制顺应自然,但由于知识的局限,实际是让自然顺应了他们的意志,这便造成了政府行为自上而下的惯例,而中国人的性格在周朝初年最终形成,后世之人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一观念,改都改不了。

  再到后来,念由对天的感性过渡到对儒家思想的理性。历朝历代的首要任务与其说是治国,莫不如说是对儒家思想的推广和执行;皇帝及中央政府的最重要责任与其说是推布政令,莫不如说是身先士卒,践行儒家礼仪,与万民做表率。至此,儒家思想也可以称之为儒教了。

  造成这一现象的是中国的自然环境和政治传统。中国地域太大,自古而然,技术发展的限制迫使从周公起的统治者以观念规划全国,形成一套独有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上端细致入微,下端粗糙肥大。上端的统治者一是看不清下端复杂多变的实情,二是实在没有能力去处理数以千万计的分散在各地的小自耕农集团。为了统治的便利,只有靠观念,即后来的儒家道德。这种道德一来可以统一文官观念,让他们即使分散在各地,与中央隔绝,也能力解当地的疑难;二来可以规范百姓,使他们各自安分守己,少为国家制造麻烦。道德的产生是因技术的无奈,而实战的结果表明,道德的力量远远超过行政和司法,这就是我们反复强调“以德治国”的原因。

  这种德治方式在起初是有利的,最有力的证据就是秦汉、隋唐创造的盛世王朝。然而时代在发展,我们永远也找不到放诸四海而皆准道理,永远也找不到一劳永逸的创造。这种制度的优越性到了明清时期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中国在历史的坐标系中开始走下坡路,这也许就是黄仁宇先生创作《万历十五年》的缘故。

  《万历十五年》并非只写万历十五年这一年的故事,也并非只写万历年间的故事,他写的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优越的终结,是对“以德治国”的深刻剖析。取名“万历十五年”也许只是个象征,也许只是因为音韵的和谐。

  中国古代德治政治的优越性结束了,形式也结束了,但它的流毒却远未终结。儒教的本本没有多少人再学习了,儒教的精华没有多少人再记得了,但儒教的糟粕却深

  深扎根在现代人的心灵深处,因为中国处于封建社会几千年,而进入现代社会还不到一百年。这种扎根的结果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人的劣根性,这就是现代中国人还存在的诸多毛病。即便是年轻人,任你穿的很“哈韩”,吃的很“欧美”,唱的很“港台”,但骨子仍未脱离中国人的“奴性”以及其他任何“恶劣性”!儒教讲究“仁”,二“人”即为“仁”,中国人是研究人的人,最擅长“玩人”、“治人”、“整人”,因而任何朝代的任何一级组织的任何一次改革与反改革、革命与反革命,始终绕不开人事的问题,最终的落脚点都是对人的整肃。

  万历十五年的读书笔记 篇17

  《万历十五年》是即我在床头读完《明朝那些事》之后又一本关于中国阶段历史的描述,由于习惯性失眠,书中其中感慨也大多因为深夜的躁动而随风去了,但也却有一部分随着可吸入颗粒物一齐沉淀到了我的血液里。

  我惊诧,此书中许多人物身上,竟都有当今现实社会的影子。

  若将万历儿时看做我们的当代,他原本聪明敏感、乐于上进,也以往励精图治、喜欢读书,他本不是暮气沉沉、消极厌世的人,怨只怨那些作为臣僚的教师或家长,从不曾将他当作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确切的说是有尊严的独立个体来看待,同样也像像我们的学生时代,很多时候被当成了学习的机器,原本活泼好动、乐于思考,最终却极度厌学。诸如参加完升学考,要将书本剪碎或早上依旧习惯的坐在写字台前却不明白该干什么。所以,万历皇帝作为学生,臣僚做为教师,最大的失败之处,是大臣们剥夺了万历作为一个聪明的年轻人应有的个性、思想和活力。

  张居正不让他练习书法,申时行不让他练兵,所有人都不让他立三皇子为太子,甚至与他生前形影不离的爱妃都不能与自我埋在一个坟墓里。失去了如此自由,就算做着皇上,又有什么趣味?但他毕竟是皇上,依然拥有无尽的奢华和整个国家,而当今社会我们的悲哀何至于此。

  张居正作为首辅原先言行不一,到我们看见了太多人士的虚伪。官二代,富二代,军二代,黑二代。这个社会原先已经并正在真正属于这些有钱有势有权和不要命的,“学校十年功,不如一棵葱”的现象难免出现。

  我一向感觉,张先生本不是奸臣,他也是期望明朝国富民强的,他仅仅是一个有缺点的聪明的刚愎自用的大臣而已。孔子说,“唯女人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其实,“难养”的岂止是女人和小人?任何人彼此接触久了,都难免“不逊”起来,皇帝如此,张居正如此,恐怕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人也难免如此。事实摆在眼前,改变虽不及万难却也非一朝一夕之功。

  由此,我唯有在心田播种善的种子,也时刻提醒自我,只要是人都会产生某些偏见和不可避免的缺点,学习如何体谅并选择,哪些是我们应当学习的,那些是“见不善而内自省”的,现实无奈与社会种种幽暗的侧面,但却必须允许这些幽暗的存在,因为他毕竟是“丰富多彩”这个词的重要部分。

  应对如次、遇到问题、唯有进取想办法,努力让自我多一些才能,开阔些眼界,理清些思绪。而决不能消极怠工,心灰意冷。充满期望才能使我们欢乐生活。

  ——我们无奈于幽暗,也尽量做到让幽暗无奈于我。

  万历十五年的读书笔记 篇18

  统观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是采取传记体铺叙方式展开了对明朝万历年间的六位重要历史人物故事的描述,这些人物包括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以及李贽。整本书读起来很有意思,在黄仁宇先生的笔下,这些人物都个性鲜明。之所以以他们为故事主线,大概是因为他们在明朝历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他们在历史长河中又显得是那么渺小,在时代面前他们都是芸芸众生,自身的命运从一开始就被限定了发展轨道,他们试图打破它,却发现到头来一场空,因为所有人都被时代裹挟着前行。

  万历十五年是平淡的十五年,似乎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实际上,从这年起,王朝的覆灭已经不可避免了。或者并不应该这么说,应该说王朝的覆灭已经注定了,而只是从那时起,端倪更明显罢了。

  本书中提到了历史的惯性。在我看来,万历年间的各种事务都可以用它来解释。从明朝建立起到万历年间,它已经经历了二百多年以四书中的道德作为最高意识形态的日子。换句话说,是明太祖所建立的以封建道德为最高指导的思想绑架了明朝。及至万历年间,明朝的发zhan方向已经不是皇帝或是某些臣工可以改变的了,万历皇帝的“罢工”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俗话说,国不可一日无君,而万历皇帝因为立储问题与群臣闹矛盾,消极怠工长达三十年。而帝国统治机器依然正常运转,居然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

  万历皇帝表面上看是那个时代的中心,是那段历史的主宰者,因为他有高高在上的皇权。然而事实上,他是最可怜的人,他所处的时代是文官集团势力庞大的时代,他所处的时代是思想受程朱理学深刻影响的时代,所以他有“人欲”则不达,一是受文官集团势力的牵制,二是受他内心思想的羁绊。他当然不能像正德皇帝一样,不顾名声为所欲为,因为他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他从小所有的教育与文官集团集体认同的道德标准如出一辙,这些从始至终束缚着他。他试图打破这个无形的牢笼,以至于在张居正死后要那般绝情的清算他,但最后这种种在后人看来竟像个孩子打翻瓶瓶罐罐撒撒气而已,这种报复行为对于他自身获得真正的自由没有任何裨益。身为皇帝又怎样,时代决定了他的命运。

  时代的潮流是难以改变的,但这并不影响我们跟随着它,发挥自己的力量。有志向有抱负的人,理应懂得如何与时代相处。但凡联系一下过往的历史,我们可得知,唯有符合大势所趋、站在时代风口上的人与事,才可成事、做人。

  万历十五年的读书笔记 篇19

  最近认真把《万历十五年》一遍,我觉得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通俗好读,又能启发思考。

  打开这本书,没有枯燥的图表,没有复杂的历史陈述,而是把万历、张居正、海瑞、戚继光这些历史人物的故事,讲得像普通人一样生动、丰富,触摸得到。这些人里,张居正可能是最让人“心疼”的那个。他能力出众、志向远大,努力纠正国家制度的种种问题,在暮气沉沉的大明王朝算得上一股清流。但他穷其一生,却根本无法逆转这个国家衰落的趋势。在时代的浪潮下,人总是无奈而被动的。万历十五年,没有大事发生的一年,却藏着中国古代政治制度里,难以明言的种种奥秘!

  此书分七章,每一章中都介绍一个人物,以每个人物来反映这段历史;它从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这些人的角度来写的。反映当时从皇帝、首辅、地方官员、将军、哲学家的方方面面,冷暖人生。

  从这些朝廷中各种人中,我们可以看出,明朝的太阳早已成夕阳,灭亡也只是时间问题了。从军事上来说,戚继光——这个孤独的将领,带领戚家军平倭寇之后,并没有因此受到重用,也许是因为明朝的重文轻武,导致戚继光在此后黯然死去,他的死也没有得到什么重视,而后军事掌控于庸才之手,军事力量也逐渐下滑,到了努尔哈赤起兵之时,明朝的军事力量早已成为不堪一击的“纸老虎”了。再加上朝中无人可用,自然而然的被满族的铁骑埋没。而从统治阶级中,上至皇帝,下至芝麻小官,更是政治黑暗,歪风邪气盛行,一些忠义之臣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逝。像这样的朝廷难道还能长治久安?只能等着灭亡了。而万历十五年,恰恰为此埋下了深远的伏笔!

  这本书让我明白许多,也让我明白了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里极力想说的观点:道德与法律的位置,也就是儒与法的位置。

  自从秦朝因重法而灭亡后,自西汉以来,各朝都开始任用儒家。但是治国不能光靠儒家的道德观念,还是需要法家的,于是明儒暗法这一治国之道诞生了。但是一直以来儒都是高于法的,也就是说道德是高于法律的。这一点到了明朝最为显著,明朝的官员遇到法律所不能包括的案件时,是在用道德观念来判定对错,而明朝的道德观念是被朱熹的四书概括的。海瑞的斟酌标准里就非常强有力地表现出这一点: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这样就算有一些事依靠道德观得以解决,可是法律上的漏洞一味去用道德观填补,没准有一些没有道德观的官员回去钻法律漏洞,以图私利。但是如果让法律高于一切,就会造成像秦朝的短亡。更何况,无论制定法律的人想得多么面面俱到,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法律肯定会有漏洞,这个时候又没有道德观,社会将会更加腐败。只有让法律和道德齐头并进,社会才会和谐。

  《万历十五年》并非只写万历十五年这一年的故事,也并非只写万历年间的故事,他写的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优越的终结,是对“儒与法”的深刻剖析。取名“万历十五年”也许只是个象征,也许只是因为音韵的和谐。

  这本书阅毕,有一种愤慨之情,热血喷张的感受,与对世道苍凉的哀叹,历史的确有它的魅力啊!

  万历十五年的读书笔记 篇20

  《万历十五年》是对明代衰亡原因的概括,选取的人物分别反映了不同方面衰亡的原因,而这些原因又可以归结到社会制度的某个问题上去,让人明白明代衰亡的表面与内在之间的必然性。

  从“表”上看,分为几个方面:

  第一,皇帝制度本身是君主专制,而皇帝决策常常有误。并且在与群臣的较量中,群臣占优,皇帝便报复性地消极怠政。一方面皇帝能力有限,另一方面皇权正在被变相地攻击而受限。前朝的集权化导致了万历年的皇帝即便不谋其政也不让大臣出头,结果拖累了社会发展。

  第二,官僚政治严重。书中有一句话说“官只担心民众吃不饱,不担心民众吃不好。”官们更关心的是“合法与非法的收入”,地位,名利。私心人皆有之,但放到国家层面,缺乏法律规定,便一发不可收拾起来。这其中重要的一环是张居正。《明朝那些事儿》这样评价他:“最奸的奸臣都被他赶跑了,你说谁最奸。”他对皇帝来说是父亲一样的存在,而张居正本身是官僚阶层的顶点,是剥削阶层的主力。尽管他本人渴望更好地治理国家,重视民生,但他所在的阵营却因他的力量壮大甚至与他本人、与皇帝对抗。

  第三,是岗位待遇问题严重。明代官俸之低众所周知,而正是这一问题导致监察部门对腐败视而不见,从而使人民生活水平与生产力长期低下,转而又威胁到岗位待遇与税收的规范性。

  第四是部门管理上的不科学。其严重后果从倭寇攻入内地环南京城抢掠后全身而退可见一斑。曾经发展水平世界第一的明朝被日本这样一个弹丸小国来的流寇恶民如此狂虐,其部门管理确实存在极其严重的漏洞。说到底,还是中央机构、文官集团没有一种有效的制度来管理军事机构,使其能高效运作又不至威胁中央集权。而文官集团在日本人的长刀架到脖子上之前并不想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这些人更在意的是压制武官以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主导社会风气,攫取更多物质利益。因此,若无张居正这样的人力挽狂澜,事情还不知会发展到什么地步。

  然而这四个方面,以及其他未提到的方面,在书中被归结到一点上:道德统治社会。以四书五经作为不成文的治国方针,让人的利益、欲望缺乏可见的管制,而使行为与准则渐相背驰,而形成的了“阴”与“阳”。明代是一个充斥着“伪物”的朝代。哲学家李贽也因研究这种现象而名声鹊起,最后却触犯了士绅阶级利益而在当时身败名裂;张居正生前励精图治,死后也被大清算;二辅门生参奏大辅,三辅门人参奏二辅;戚继光因自己用士兵武器战斗而得以留职,他的同僚却因支持技术创新发配边疆,只因技术发展要重新洗牌各个衙门和官职。文官集团曾为这个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却成为了社会毒瘤。这不是什么人性的悲哀,人为利益来去本无可厚非,说到底还是治国之本出了差错。

  由此观之,要整顿的是执法制度和力度、社会生产制度、军队编制,而最重要的还是限制这些“伪物”,着眼人的生活水平,尽可能利用当时的剥削关系促进技术发展,再促进社会革新,这样以来就可能为我们的明朝续上个几十上百年的寿命了,直到工农社会真正的主人再次为自己代言。

  可是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万历十五年一去不复返。我们只有在它的教训之上尽全力把未来的事情做到最好了。

  万历十五年的读书笔记 篇21

  近期,在同事的推荐下,我阅读了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受益颇深。

  此书内容丰富,涉及明代政治、经济、社会多个方面,作者从万历十五年这一年的几个事件作为中心点展开叙述,从国家政治制度、决策方式、知识分子等,层层加以剖析,将他们置身于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进行评述,冷静客观地探讨他们的功过是非,指出种种做法对将来的中国社会造成的影响。作者看似随意着笔,实际上分析了晚明种种问题的症结,即以道德代替法制,整个国家发展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明清的衰落也成为历史的必然。

  《万历十五年》英文版原名直译为《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黄仁宇这样概述“无关紧要”:“1587,是为万历十五年,次岁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这一结论,作者是通过一系列事件解读出来的:皇帝的怠政、张居正的独断、申时行的中庸、海瑞的固执、李贽的无奈、戚继光的自强,这些人或身败或名裂或郁郁而终,无不作为牺牲品遭殃受害。透过一个个人物的命运,作者梳理的是大明王朝的体制和政治状况。事实上,黄仁宇的'笔触并未局限于1587年,而是纵览了整个明朝,乃至可以透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王朝的政治与经济体制,追寻其衰落的必然原因。

  《万历十五年》的章节安排几乎都以人物命名,万历皇帝属于最高统治者,而张居正、申时行是志在改进文官系统的皇帝顾问,海瑞是倡导复兴传统道德的地方官,戚继光是志在强军的武官代表,李贽则是一个思想的“离经叛道”者。

  显然,人物的选择具有典型性,把人物与制度的故事放大来看,就出现了如下图景:万历皇帝独处权威的顶峰,但更大意义上却是皇帝制度的一种象征,受着道德治理规则的种种约束——祖宗成法、道德礼仪及文官系统的运作机理,这些约束不仅使他丧失了发挥个性创造力的机会,也剥夺了他作为一个常人的权利,所谓“专制、无能、贪婪”也可视为万历在自我意志屡屡受挫之后的“消极怠工”。张居正和申时行官居首辅,张居正10年新政,最终只能在文官们的道德责骂声中草草收场。由此可见,人物的悲剧实际上是一种与制度互动过程中无所作为的悲哀,无论是万历皇帝,还是张居正、申时行、海瑞与戚继光都不能以自己的行动分别使皇帝制度、文官制度(包括经济和法律制度)及军事制度得到改观。

  我们渐渐了解了作者的历史观,从小处看,1587确实是平凡的一年,然而从这小处看开去,我们将视线扩大到前后几百年,无论政治家张居正还是申时行,军事家戚继光还是思想家李贽,不管他们做出怎样的努力,明朝的衰落已经无可避免,而究其原因,则是明朝开国以来的各种制度和举措造成的,是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造成了整个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这种状态从黄仁宇对张居正新政的评价中可见一斑:在下层行政单位间许多实际问题尚未解决以前,行政效率的增进,只会造成文官系统内部利益的纠纷,但这些实际问题不能引起技术的改进而只会被升级为道德问题加以解决,即用大而无当的抽象道德原则来掩盖问题和恢复平衡的状态。概言之,人物和制度的悲剧都源于一种“无法突破僵局”的悲哀。

  在作者看来道德绝非万能,我们需要技术与法律这种方式来解决一些不需要道德出面解决的问题,道德的目的应是远大的,它是作为一个指引而非硬性的规定。如果将道德作为一种硬性的规定,则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缺乏变化与活力丧失发展的机遇,二是对道德的挑战,这不仅不能使政策一以贯彻和实现,也会给社会造成动荡与不安。黄先生以史为鉴,警示今人,这也是他站在全球的角度以宏观的视角来审视历史,也正如富路特先生在英文版中的序言所言:“历史学家检讨过去的错误,以作为将来的警戒但同时也要忠告读者,保全有价值的事物。”

  《万历十五年》像一扇窗子,打开了我们的视野,他教给我们看待历史的一种方法。黄仁宇先生在谈到自己写作的《万历十五年》时曾说:“不仅可把历史看作一个链条,也可把它当作一个鸡蛋来剖开。”透过1587年这个历史横断面,我们不仅看清它的细节,更可以把握历史的主脉;不仅可以了解它的外观,更可发现它的深层结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黄仁宇倡导的“大历史观”的端睨。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读《万历十五年》,或许能启发我们换一个视角看问题,观察世界,回顾历史,透视人物,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样,或许会有许多真切的感受,或许有许多独到的发现。

  当前我们身处中华民族的巨大转型时期,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会越来越强大,这是我们每个人有目共睹的,也是非常值得我们骄傲的事情。我们要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不断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只有牢固树立和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树立为追求在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精神文明、社会和谐等各方面的共同理想,才能切实履行好自己的岗位职责,才能在自己平凡的岗位实践中积极为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奉献智慧和才华。

  万历十五年的读书笔记 篇22

  明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在中国历史上原本是及其普通的年份。但是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以该年前后的史事及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物为中心,抽丝剥茧,梳理了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层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现代中国应当汲取的经验,教训。

  黄仁宇先生在这本书中,分别讲述了万历皇帝朱翊钧,首相张居正、申时行,古怪的模范官僚——海瑞,孤独的将领——戚继光以及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六位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他们互相独立,同时之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令人印象深刻的有好多地方。

  万历皇帝不同于明王朝之前的皇帝,他的职责和权限已与前代大有不同。他的祖先一言一行都被臣下视为道德标准,而他却是在他的臣僚教育之下长大的。他的责任范围乃是这群文臣们所安排的,他的情感更需做绝对的抑制。他与他的祖先们虽然在他们臣僚的协助下,平常生活工作的形式相似,但在本质上却毫不含糊。

  明太祖朱元璋立国之初设立了作为行政工具的文官制度,但此时的文官却早已成熟。多少年来,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摈弃他个人的意志。皇帝没有办法抵御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则至为微薄。此时的文官们需要的只是一个个性情平淡的君主作为天命的代表,其任务就是在他们争端无法解决时做出强制性的仲裁。他们要求这位守成之主与日常的生活隔绝,在仲裁中不夹带个人的嗜好和偏爱以引起更多的纠纷。简单的说,就是皇帝最好毫无主见,因此更足以代表天命。这种关系,已经由万历的曾叔祖弘治做出了榜样。弘治皇帝越是歉抑温和,听凭文臣们的摆布,文臣们就越是称颂他为有道明君。

  这样一个皇帝,实际上已经不是国事的处置者,而是处置国事的一个权威性的象征。他应该做到寓至善于无形。如果他能够保持感情与个性的真空,经常演习各种礼仪,以增强抽象的伦理观念,他就和上述要求恰相符合。到万历皇帝这一年,由于其特殊性,更是能通过各种事例体现这一点。万历皇帝在从政后期,看破这一点,虽然依旧有被老祖宗赋予的权力,但是这权力已经“无能为力”,遂转而“无为”。

  他的两任首辅兼老师俨然是两个极端,张居正锋利,申时行圆滑。无论是锋利还是圆滑的处事风格,目的都是为了万历朝堂的稳固。可惜,历史悠久的文官制度所带来的弊端,以道德代替法律,终究让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无法真正解决问题。张居正死后被他一手培养的皇帝批判,后人也颠沛流离。申时行也不得善终,无法功德圆满。抛去他们首辅的身份而言,精通儒学的他们,将忠君做到了极致。万般皆下流,惟有读书高。如果我是张居正,如果我在1584年还活着,我一定泪流满面。身为读书人,宁可枝头抱香死,不曾吹落北风中。他所有读书人的高傲,和自己向往的君子之风,在万历皇帝的猜疑中,灰飞烟灭。可是人间再无张居正,人间再无申时行。这一切一切的源头,是当年暗流不断的朝堂,更是绵延了几千年的文官制度。

  海瑞就是这一制度下最具代表的人物。他是个清官,毋庸置疑。但清官不是万能的。他清廉、节俭、不畏权贵、不屑与官场的腐败之风为伍,这是从小接受的儒家教育的结果。他将道德视为至高无上的准则,甚至在判案过程中依旧秉承着道德原则。“他不是依靠强有力的机构而只凭个人的判断去裁决为数众多、头绪纷繁的争执,其是否能一一做到合情合理,无疑是一个极大的疑问。”他会失败,毋庸置疑。这并非是他个人之错,政府不用技术和经济的力量扶植民众,而单纯依靠政治上的压力和道德上的宣传,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而遏制法治的成长发育,以抽象的道德代替法律,是极为危险的一种方式。海瑞以一己之力想对抗整个文官集团,甚至在他被免官之时说“举朝之中,皆妇人也。”只会削减他同僚对他的同情。

  相对于海瑞,戚继光这个武将甚至可以说是更明白为官之道。戚继光有着很高的军事能力,在当时全国边防守卫混乱的情况下,他成功组建并训练了戚家军,使这支部队成为了抗倭的一把利刃。明朝中后期有才能的武将已经消失殆尽,笔者说,戚继光是一位孤独的将领。不似明前期的武将似百花争奇斗艳,这个时期,只有戚继光一枝独秀了。不得不说,明前期的军事力量非常强悍。自古以来就有这么一句话,文官可乱国,但只有武力可以覆国。所以每个朝代都在尽力打压武将的权利。明朝也不例外。“帝国的军队,经常的任务是面对内部的叛逆,而非外部的侵略者”。这句话,放在今天来看,简直是不可思议。在当时却是实实在在的现实。书中对边界军队的描述来看,不知有多少马匹,不知有多少士兵,没有组织的军队后勤补给,可以说边防的守卫军,形同虚设。无法想象,这个时期积贫积弱不仅仅是百姓,军队也无法避免。

  至于哲学家李贽,他不相信卫道士们口中的「存天理,灭人欲」,认为衣食住行就是天理,人欲是一种很正常的存在,这是实话。但是,他也是矛盾的,就如同千千万万与他一样,从小接受儒家文化教育长大的书生们,似乎是在思想上认同道德,而大部分人却不能身体力行。李贽说出了他们不敢承认的真话,却只是停留在了表象上,而真正的问题来源于这个时代与社会,让他无法从中超脱出来。他的一生都在试图与整个社会抗争,而自身也是矛盾的,最后,自杀在了监狱中,也许,这就是这个封建时代的悲剧。

  作者将这一年放进了世界史中,让人对西方的崛起和东方的衰落有了一个大致的对比。从这一年开始,世界悄然改变,西方书写了一部大国崛起史。表面上四海升平的大明,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

  万历十五年的读书笔记 篇23

  《万历十五年》虽然以此为题,但实际上万历十五年但是是个引子,黄仁宇只是借在这一年发生的一些不大不小的事情展开文章,把万历十五年作为叙述的线索和落脚点,全面地展示了明代后期万历年间从皇帝到官员国家暗藏的症结,显示了在落后的制度里无论怎样的个人,身处在何等位置,做出怎样的发奋,无论是他个人,还是他所想改变和摆脱的社会环境,都被沉重的制度牢牢禁锢着,让个人成为了这制度的牺牲品。既然个人凭一己之力已无法做出任何改变,这制度让明王朝离开了世界的中心,甚至无法跟上白山黑水边上一个小部落的节奏,明王朝已经到了沉没的边缘,落日沉沉,败落已经是无可奈何的事了。

  看起来黄仁宇只是选取了几个独立的人物作为章节来撰写,而实际上他选取的这些人颇具代表性,作者总是把他们放在一个更大的社会制度与背景中来叙述,他们看起来是个人,他们认识到了自己时代前进与滞后的碰撞中所出现的问题,也付出自己的发奋,他们都是作者认为那个时代中的佼佼者,但无论是坚持道德的力量维持复古亦或是某种程度追求自由和变革,结果对于个人命运或者个人的社会追求来说都是失败的。正因单凭一己之力无法对抗制度,每个人都是制度链条中的一分子,当他想改变这链条时,他无疑会被链条上的其他人所残酷打压,维持守旧平衡的群众力量是强大的,而想阻挡时代的前进也是个人办不到的。因此即使某个人意识到了现实与社会制度的格格不入,他也无法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际,只能感受着社会的暗流涌动而束手无策。

  第一章从小事切入万历的宫廷生活和处处被安排好的成长环境,他最终清算了自己坚持原则的老师和首辅张居正,想获得自主的权力,最后发现皇帝只但是是制度的执行者而已,并不具备自主权。而第二章里继任的首辅申时行则发奋在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折中共济,留意谨慎地维持文官集团内部的平衡,使国家机构能够正常运转,但这种处世态度并不为文官集团理解。第三章皇帝为立储一事与群臣对抗,认清了自己所处的环境无法实现自己的个人意志,最终对百官采取疏远、消极应付的态度,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百官失去了效忠的好处,也采取消极敷衍的做事态度。第四章进一步借内外政的大事证明了皇帝不能以个人意志做出决定而实际决定于群臣,活着的皇帝个人和他已死去的祖宗没什么区别。第五章清官海瑞期望恢复洪武皇帝时的制度和风气,然而这样做无疑与社会时代相悖离,虽然道德值得敬佩但无法真正施行。第六章从一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的角度叙述了明朝武官处于被文官压制的境地,而无法有所作为。第六章社会名人李贽的思想与社会的冲突,其实是儒家内部思想派生出的心学与传统朱熹理学的对立,然而李贽的思想虽然批判时弊,但并不能建立新的思想体系,故而本质上无法改变社会反而显得自相矛盾。

  总而言之,作者的观点是认为明代当时的制度已然极为落后,财政与组织上极为松散,导致国家实力名不副实,而微薄的薪水也导致文官阳为道德,阴为私利,实际主导国家的文官集团都处在此种阴阳冲突之中不能自拔,而任何企图的改变都遭到了强烈的攻击和反对。皇帝、首辅张居正和申时行、海瑞、武官戚继光、思想家李贽从个人的角度应对混乱的现状期望有所突破和改变或者凭借道德的力量恢复平衡,但种种发奋在对抗现实的庞大群体时都显得无可奈何和无能为力,正因他们既然无法改变制度,就无法避免的遭到来安于此制度的文官的攻击,因此即使是小的改良也无法推行,留意谨慎地持续平衡也不可能,国家此时的衰落已不可避免,唯一的问题只是时刻而已。

  万历十五年的读书笔记 篇24

  《万历十五年》很有名,我也已经读过好几遍了。近来再重读一遍,又有了一些新的感受。

  中国古代政治的最鲜明特点是观念治国。

  早在国人历史早期,古人便凭借想象将世界和自身进行描述和理解。这倒也不稀奇,几乎所有文明的早期都有这个特点。但将想象充分赋予到政治中的,中国却是为数不多的。最好的例子是周公旦分封诸侯国。周公同几乎所有的古人一样,不能科学地理解天下的构成;他同时认为周王贵为天子,万民理应万世顺从,但后来的事实表明,并非如此。周朝人力图使政治体制顺应自然,但由于知识的局限,实际是让自然顺应了他们的意志,这便造成了政府行为自上而下的惯例,而中国人的性格在周朝初年最终形成,后世之人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一观念,改都改不了。

  万历十五年的读书笔记 篇25

  《万历十五年》,由历史学家黄仁宇所着,作者将眼光放在1587这个“无关紧要”的年份,利用万历皇帝朱翊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督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这六个人物分别代表着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行政首脑、官僚阶层、模范官员、军事将领、思想界的翘楚,通过对他们的描述和点评,侧面描绘出明王朝的衰败。文中六个人物都试图有所突破和改变,但被制度所禁锢着的他们,只能成为制度的牺牲品,所以作者也在文中指出,这是“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黄仁宇以“大历史观”而闻名于世,在《万历十五年》也能充分地体现出来,他认为以道德为标准来评判历史有失它的合理性,于是他另辟蹊径,从技术的角度,从制度框架来进行分析明朝一步步走向衰落的原因,黄仁宇拓宽了历史研究视野,从历史的小细节出发,探究宏观的历史问题,这也是他所说的“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黄仁宇更加注重历史为什么会发展至此,所以他通过联系比较、归纳等等方法来得出结论。那么,在中学历史教学中,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又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结合《文艺复兴》一课的教学案例,来探索一下在“大历史观”的指导下,历史教师应当如何提高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

  以“问题”开始,以“问题”结束黄仁宇以“中国社会为什么不能实现代化”这一问题,而展开一系列对几千年历史的探索,在《万历十五年》亦是如此,为了解释为什么明王朝会一步一步走向衰落,他从各个角度,各个细节来论证它。以前的我们一直被框死在历史是怎样的,而不去寻求历史为什么是这样的,所以,对于历史,学生需要建立起问题意识,只有脑中有疑问,有了好奇心才会去探寻原因,带着问题去寻找史料,才会对历史有着更深刻的理解。而于历史教师而言,创设问题情境,不仅会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还能有效提升历史课堂教学质量。以《文艺复兴》为例,在进行历史教学设计时,可以设计“文艺复兴是如何产生的”,“文艺复兴是简单的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复兴吗”这些问题来贯穿课堂教学,引导学生一步一步发现文艺复兴的核心思想是人文主义,对古典文化并非是简单的“复兴”,这其中有继承,更有创新。利用问题来建构课堂教学,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树立问题意识,同时也能使学生对于历史课堂中学到的历史有更深的理解,也利于师生一起挖掘历史课堂教学的深度。培养学生的史料运用和分析能力《万历十五年》采用了纪传体的铺叙方式,黄仁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记叙史实,增强了可读性和趣味性,虽然结论看似平白无奇,但是它的背后,需要大量的史料来支撑,第一章《万历皇帝》所参考的书目,便有《神宗实录》、《穆宗实录》、《大明会典》等等。

  同样,在学生学习历史知识的过程中,也要牢牢抓住史料,提升对史料的整理和理解能力。在《文艺复习》为例,在讲述到文艺复兴的背景时,便可利用史料进行引导。如“意大利,那里最早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这客观上需要促使一种不同于封建文化的新文化产生并且发展起来……”通过这则材料,历史教师可以让学生联系材料和书本内容进行思考,从经济的角度的出发,文艺复兴产生的原因。根据材料,学生可以总结出工商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一些城市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历史教学过程中,历史教师有意识的培养学生对史料的阅读和剖析能力,能够帮助学生培养“论从史出”的治史精神,形成历史学习的正确方法。

  无论是从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出发,还是新课程标准的要求,都对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在具体的历史课堂教学实践中融入“大历史观”,对教学方式、教学手段、内容组织的丰富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可以提升学生的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学生史料分析能力,同时也有助于增强学生对历史的思考意识和整体意识。

  万历十五年的读书笔记 篇26

  周末,天气苍白,发霉的心情,觉得该出去晒晒太阳了,和好友一起到书店,买了本中华书局出版的《万历十五年》,一口气看了半本。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国,在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

  万历十五年,没有人能拯救朝政的腐败。高拱,张居正,海瑞,申时行,直到最后的自以为明君的崇祯皇帝,在整体制度体制的腐败下,中华民族也迎来的自己的文化危机。资本主义的萌芽很难兴起,传统的力量依旧强大。在全球化城市化的今天,中国人如何在没有皇帝的情况下,继续保持以德治国的传统,如何保持以孝道为核心的中国式价值观呢?这是《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思考的问题,也在现实中不断激荡着无数中华赤子的心胸。

  这一段时间,国学兴起,伴随着百家讲坛的推波助澜,传统文化复兴的势头似乎一浪高过一浪。国学、历史类图书开始盛行街面。易中天品三国,于丹说论语,王立群讲史记,汉武大帝,明朝那些事儿,讲座,电视剧,小说,历史以各种形式体裁不断出现。国学兴旺,历史重温,文化复兴,这是好事。我们小时候,四书五经,史记汉书,都是稀松荒疏的很。这些书对我来说都是近几年开始恶补的,感觉也只是走马观花,粗略浏览,很难记住了。为什么小时候没有早早把它们看过呢?追究其中原因,除了七八十年代的消费问题外,更多的是教育界的不重视,我辈只是从语文书的枝节中记住了星星点点的古籍名句。中国的古籍、历史是我们民族的财富,是我们文化的载体。经史子集,诸子百家,里面名言哲理多多,但是,这些财富却在很长时间内不受重视,甚至发生断层。有时候阅读古籍,真的有种韩愈《石鼓歌》中的痛苦。看了些古籍,我个人觉得,五千年的文化积累,既有精华智慧,也有糟粕垃圾。不能丢弃自己民族的根本,也绝对不能一窝蜂的去全部接受。学习的原则,根本的方法,还是毛主席的话,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万历十五年》很有名,我也已经读过好几遍了。近来再重读一遍,又有了一些新的感受。

  中国古代政治的最鲜明特点是观念治国。

  早在国人历史早期,古人便凭借想象将世界和自身进行描述和理解。这倒也不稀奇,几乎所有文明的早期都有这个特点。但将想象充分赋予到政治中的,中国却是为数不多的。最好的例子是周公旦分封诸侯国。周公同几乎所有的古人一样,不能科学地理解天下的构成;他同时认为周王贵为天子,万民理应万世顺从,但后来的事实表明,并非如此。周朝人力图使政治体制顺应自然,但由于知识的局限,实际是让自然顺应了他们的意志,这便造成了政府行为自上而下的惯例,而中国人的性格在周朝初年最终形成,后世之人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一观念,改都改不了。

  万历十五年的读书笔记 篇27

  读完《万历十五年》,我想重点通过万历皇帝,张居正,海瑞这三个人物来分别分析明代的社会制度,政治状况和伦理道德。

  书中,万历皇帝早期曾是充满激情的,曾希望励精图治,他阅览各朝实录,同学士们讨论历史兴亡,亲自徒步十余里前去求雨……但随着文官不断地对他提出劝谏,对他不合道德的意图作出抗议,万历皇帝深感自己是不自由的。自秦开创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以来,君主受限的因素变成了伦理道德。多少年来,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通过所谓道德礼法,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摈斥他个人的意志。皇帝已不是国事的处置者而是一种权威性的象征。纵使身为九五之尊,天子依然受制于群臣。万历皇帝清楚地认识到这点之后,索性以“无为”来对抗文官,采取了长期怠工的消极对抗。

  在我看来,个人私欲同伦理道德在大部分情况下是相背的,而万历身为皇帝,在众目睽睽之下,绝不能有逾距的行为。如果将私欲比作阴,道德比作阳,那么一众文官都不希望皇帝有阴的存在。他不能立心爱的皇贵妃之子为太子,也不能在死后同贵妃葬在一起,他无法置文官的意见于不顾。明朝废宰相,设内阁,是君主专制高度强化的时期,但是万历年间,皇权却依然受到束缚与限制。这是合理的,因为皇权理应受限以保证政治的清明。但这又是不合理的,因为朱元璋废除宰相设内阁是为了加强君主的权力,而到了后世,这种制度却过度僵化,以至于在这样的体制之下,万历皇帝只能成为被体制束缚的傀儡。

  从第一章开始,这本书就提到了张居正。张居正是个有执政才能的人。他生前权倾朝野,死后却惨遭抄家清算,甚至连“太师”之名也被夺去。他的不幸下场除却他自己处事不妥的因素以外,还离不开众文官集体对他的参劾。从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出,明朝时期文官集团是非常具有团体意识的,他们懂得什么时候同别人联合起来对付敌人,来凭借多数人的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

  张居正一生勇于改革创新,着实有功劳,他生前被人忌惮,还有很多人试图同他交好,而在他倒台之后,大家却又集体检举他的表里不一,独断专行和待人不善。这应该可以称作是“世态炎凉”。书中写,同乡之间,甚至是同年之间参加科举获得功名的官员,甚至考生与主考官之间,都是应当相互关照的。明朝时期文官俸禄微薄,为了彼此之间相互照应,产生了很多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团体。张居正在任官时期凭借自己个人好恶提拔官员,以致很多有权力的人都是他的亲信。而申时行在担任首辅之任时,扮演着和事佬的角色,不断调解官吏之间,官员与皇帝之间的各种矛盾。有人曾背地里评价他,说他并没有什么建树。申时行只觉得他不理解自己的苦心。在他看来,如果他的施政记录是一张白纸,这反倒证明了一切都被纳入规范之中,都在正常运转。不管这两个人以怎样的方式处理政务,都从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明朝政治体制之下官场上的腐败。

  很久以前就看到过海瑞备好自己的棺材,然后去痛骂皇帝的故事。海瑞这个人的性格特点非常鲜明,那就是正直,甚至正直到了古怪的地步。他力求节俭,吃穿用度一律从简,甚至连文书用的纸张都做出了严格限制。他的刚正不阿受到了一致的赞扬。文人饱读四书五经,知道什么是忠义,他们知道怎样能够流芳百世,所以哪怕放弃生命也要来贩售自己的道德。我们没办法揣测海瑞本质上是不是出于这种情怀,但是他确实身体力行,比谁都要清廉正直,爱惜百姓。

  这到底应该如何形容?我们为他的高尚人格而感动,称赞他的品性,称赞他的节操。但是这种崇高的背后,实际渗透着千百年来为中国社会所恪守的伦理道德。这种道德观念经由历朝历代留存至今,皇帝用道德来统治人民,但自己和自己的臣子却无一避免地受到了道德的洗礼。没有人能逃脱精神上的禁锢,道德已不仅仅是统治者的工具。当统治者试图利用道德来稳固自己的政权时,道德却也使政治体制越发固化。即使如此,皇帝和官吏都不是绝对的“阳面”。他们嘴上往往颂扬着道德,行动上却将个人私欲排在前面。海瑞受到集体表彰,但背地里,百官排斥他,厌恶他,弹劾他。宋代大儒朱熹对于四书的注释被列入了科举考试的内容,明明社会风气理应更加纯良,而人们内里的私欲却与表面的道德越来越远了。

  从主观上来说,我很欣赏张居正先生。虽然他也有短处,但是我认为他总体上是功大于过的。“工于谋国,拙于谋身。”是海瑞对他的评价。他的励精图治,他的锐意改革,还有他出言讥讽无能者的行为,都让我很有感慨。看到第三章的题目“世间再无张居正”的时候总觉得唏嘘不已,隐约能感觉到黄仁宇先生对这位首辅应该也是一种惋惜的态度吧。

  全书开篇提到“……这些事件,表面上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再看本书目录,从万历皇帝到首辅张居正,从将领海瑞到思想家李贽……每一个章节都对不同的历史人物进行了着重叙写。受着种种限制束缚的万历皇帝,活的得一直都像他死后所葬的地下玄宫一样凝固与窒息。海瑞同张居正一样都是在不断求索,希望能找出一种合适的方式,使帝国能纳入他们所设计的政治规范内。然而最终他们的命运都是无望的,生在一个道德伦理不断加强,君主专制不断僵化的里,每个人的命运都是早就写好了的悲哀,正如这个即将走向覆灭的社会制度。

  同大多数进行整体性理论概括的书籍不同,《万历十五年》以单独的个体为着眼点,以1587年为时间主轴,向前后左右不断延伸,向我们展现了明朝万历年间的社会状况,由此又能够见微知著,从而窥见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中国在明朝中期之前,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自明朝中后期以来,便不断没落,再也不复昔日的荣光。

  万历十五年总会带给我一种沉重感,书中的很多人都在努力地伸出手试图挽回着什么,然而更多的人选择无动于衷。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努力者的功夫都是于事无补,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只好选择放弃。或者说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放弃了什么,又顺从了什么。一代王朝走向覆灭,而摇摇晃晃的封建制度也最终轰然倒下,只留下了落后的中国。这是社会的必然,也是社会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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