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当阅读了一本名著后，大家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这时就有必须要写一篇读书笔记了！到底应如何写读书笔记呢？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1
说实话，虽然作者最后专门讲明了他的大历史观，可我却没有看懂——如果说放眼到二三百年后去看这一段历史，任何小的细节、文武百官的挣扎都不可能对历史有任何改变，历史必然要朝商业兴盛、法律齐备走去，那作者通篇文章研究的意义又是什么呢？看来知识储备不足是硬伤，否则即便是大白话写出来也看不懂[捂脸]
真幸运自己对这本书没有浅尝辄止。两年前第一次看纸质版，当时只是把它当做一本简单的传记合集来看，看故事大于看分析，以至于万历的苦闷、张居正的遗憾、海瑞的悲壮可能是我唯一有点感触的东西。
两年过后，书里讲的内容早已遗忘殆尽，只记得当时看的时候很惊奇，赞叹不已。怀着猎奇心理再次打开，却又发现了另一番天地：如果大明是以伦理道德做根基来维持其统治，那历史上的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是不是就不难理解了呢？事实就是如此。
全书以万历十五年这一个看似平淡无奇的时间做切点，选取当时几个典型人物做主题一一剖析：万历，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中间纵横捭阖、旁征博引、深入分析。从万历、张居正、申时行来讲述伦理道德在当时帝国统治中举足轻重的作用，以及文官集团与皇帝之间的制衡；从海瑞的.经历来说明当时由于伦理道德的制约，难有商业、法律的发展；从戚继光的夹缝中生存说明文武官之间严重不平等的地位；从李贽这个自相矛盾的哲学家说明心学、理学各自的发展历程（没太懂）。
虽然中间有很多地方觉得过于冗杂，作者说着说着不知道绕到哪里去了，但大的思路理清了再看这些东西，有整个税收制度、文武官制度、治国理念、商业法律等等，万事俱陈，不免还是要大为赞叹。
而且也是看这本书的过程中，对历史人物的认识也有了一些变化，从以前单纯的好坏之分认识到了人的复杂性，评价也不能单纯以道德做定论，这里边还有一个人的理念、功绩、局限、历史性，太复杂。
不知道还会不会再看，期待有一定知识储备后的再次重逢，相信彼时一定能有更深刻、更新奇的理解。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2
说到明朝，大家脑海中都会想到哪些人物或相关名称呢？
有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永乐皇帝朱棣，海瑞、张居正，靖难之役，还有明朝东厂和西厂、锦衣卫……
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叫《万历十五年》，书名虽为万历十五年，然而其内容却俯瞰了整个明朝的兴衰，并且告诉我们与以往历史书中不同的海瑞、张居正……读黄仁宇的书，你会深刻体会“历史给人以智慧”！比如下面的经典段落：
一个农民家庭如果企图生活稳定并且获得社会声望，惟一的道路是读书做官。然而这条道路漫漫修远，很难只由一个人或一代人的努力就能达到目的。通常的方式是一家之内创业的祖先不断地劳作，自奉俭约，积铢累寸，首先巩固自己耕地的所有权，然后获得别人耕地的抵押权，由此而逐步上升为地主。这一过程常常需要几代的时间。经济条件初步具备，子孙就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这其中，母亲和妻子的自我牺牲，在多数情形之下也为必不可少。所以表面看来，考场内的笔墨，可以使一代清贫立即成为显达，其实幕后的惨淡经营则历时至久。这种经过多年的奋斗而取得的荣誉，接受者只是一个人或至多几个人，但其基础则为全体家庭。因此，荣誉的获得者必须对家庭负有道义上的全部责任，保持休戚与共的集体观念。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读书使人充实，思考使人深邃。每天推荐一本好书，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3
世间已无张居正，然则人人张居正。
张居正死了，但是他却是一道影子，贯穿着全书。张居正在政治改革上的觅无出路是一种苦闷。这也是皇帝的，申时行的，海瑞的，戚继光的和李贽的苦闷。也是在儒家道德精神统治下，体制的苦闷。
在帝国的权威上，皇帝的苦闷在于，他只是一个活祖宗，礼仪的化身，他和一块牌位没有什么差别。他的治理天下的雄心壮志被精心编织的文官集团束缚住了。他无力挣脱，但又不服输，于是“无为”，消极对抗。
作为国家的核心领导，张居正的后任，首辅申时行的苦闷在于，他想要恢复文官集团的阴阳平衡。他承认官员的自私和贪欲，但他更想要通过调停等温和的办法来最大化激发出这个集团的一致利益性，但是他失败了。套一句张爱玲的话，“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他理解也同情皇帝，但作为首辅，他必须和皇帝站在对立面。因此这其中的矛盾也使得他最后还是避免不了皇帝和文官集团矛盾的`激化。不过申时行的做法，我认为是当时状态下最优解。
海瑞是个一根筋，超级理想主义，是一个活在自我构筑的精神世界的人。就像李贽说的，“是一根万年青草却成为不了栋梁之材”。他注定失败。
戚继光在一个重文轻武达到顶峰的时代里，做出的成绩已实属不易。这离不开上司谭纶和首辅张居正的支持。因为他们都抱有同样的理想。作文李贽是一个矛盾的人，虽然提出了一些在当时颇为前卫的观点，但我个人认为，就是说白了，道理我都懂，就是做不到的“无赖”。他不想受世族家庭的牵绊，他不也不愿在官僚体制内挣扎无望。他内心很焦灼，很想获得安宁。但是他没有，因为他也深受儒家道德的影响。所以他在王阳明的心学、道家、佛家等书里寻“清凉门”。
作者通过万历十五年的几个方面代表性人物来反映，在儒家道德统治下，以道德驯化人民，没有完备的法律，没有更新的技术，“善恶”只在地方官一念之间的社会必将走向末途。万历朝看似平淡，实则以走向衰亡。“文极必开动乱之机，由乱复归于治”，也是“质”的新生。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4
《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先生所写的学术理论著作。与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都是写历史，但是一个学术性比较强，一个文学性比较强。我看《明朝那些事儿》比较快，阅读也比较顺畅，就跟听人讲故事一样。但读《万历十五年》的时候感觉挺拗口，也没有《明朝那些事儿》那样强的故事性。出于对历史的喜好，我读完了它。由此有了进一步了解。
正如黄仁宇在书中所说，万历十五年(1587)在历史上实实在在是平平淡淡的一年，但在作者的笔下，各种弊病一一显现。书中介绍了许多有名的人物：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蛰。
先从万历开始讲起，万历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以皇帝的身份向臣僚作长期怠工。这是由于文官不容许他废长立幼，即以三儿子常洵代替常洛为太子。大儿子乃是恭妃王氏所生，而三儿子乃郑贵妃所生，这郑贵妃才是万历以后重要的情感支柱，他们的爱持续终身。因此当他觉得受到这种力量的限制时，他便消极起来。迫于舆论的压力，他不得不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常洵被封为福王到河南之国。这是带有屈服性的。自他消极之后，那些文官便经常上奏章抗议，而万历采取的做法即留中，即扣在宫中不加批示。因为不论激烈抑或平静地答复都让那些文官达到沽名卖直的目的而暴露他自己缺乏雍容的气度。而有良心的官员觉得不能尽到他们的责任提交辞呈时他既不援例慰留也不准离职。在他看来，虽然经典上支持推翻无道昏君，但自己毕竟没有到纣、桀那种地步，所以放任不管。我觉得做皇帝做到这份上也够可以的了!不知该用无能还是无奈来形容……
再说一说申时行，其实申时行并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才能，只是机缘凑巧罢了。他看到前任首辅张居正生前积极采取政策，死后却险被开坟掘墓。他也学乖了，甚至取消一些张居正在位时实行的政策。申时行作为首辅具有窥测旁人心情的能力。他办事的原则基于对本朝政治制度的深刻了解。
在首辅申时行看来，纵使国步艰难，政府的办事能否收效，仍能以常识判断。如果各部院寺的文官几个月都见不到皇帝一面，他们就很难维持信心，认为皇帝陛下对于各种事情仍能充分掌握。所以申时行既然要影响全体文官，那他就必须提供自己的诚意。他宁可被视为大和事佬，甚至是牺牲原则的政客，但他坚持调剂折衷的原则。他看透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而文官同时又是国家最大的问题。
而张居正作为他的前任，也称得上是聪明绝顶，却没有深刻的认识到这一点。张居正的十年新政，重点在于改变文官机构的作风。加强行政效率是一种手段，张居正的目的是希望国富兵强，而且理财本来也是他的专项，但这一次他却在他的专长之中买下了失败的种子。
他在任时的一个错误是勒令各府各县把税收按照规定全部缴足，而事实上这些税收根本就不可能交足，这就必将导致地方官敲扑小民甚至鞭挞致死。并且这与政府一贯标榜的仁厚精神所不符，也与“间接管制”不符。另一个错误是他忽视了文官集团的双重性格：即虽系公仆，实为主人，文官在标榜“四书”中宗旨时也追求自己的利益。申时行就注意到这一点，所以他才被人称为“和事佬”。另外，因为在文官集团中那些追求私利的文官固然多，但是也不乏邹元标那类真正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人。这样一来张居正为了提高效率而任用“私人”在那些人看来便是急功近利，任用私人了。
海瑞，其实说实话，这个模范官僚在历史中的实际作用并没有那么大。只不过他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偶像。他极端的廉洁、极端的诚实，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也可能就是极端的粗线条、极端的吹毛求疵。就比如隆庆皇帝继位后任命海瑞为南直隶巡抚，驻扎苏州。他一到任就把他的“督抚条约”三十六款在各府县公布。条约规定:境内成年男子一律从速结婚成家，不愿守节的寡妇应立即改嫁，溺杀婴孩一律停止。巡抚出巡各地，府县官不得出城迎接……这些条例大多繁琐苛刻，而他干预境内农田所有权更是直接导致了他被参劾而下台。
但他的廉洁的的确确，他官至二品，死后却仅留有20两白银，不够作自己殓葬之资。并且有一次总督胡宗宪以报道新闻的口气告诉别人海瑞为了给母亲做寿，大开宴席，买了两斤猪肉。这些都足以显示出海瑞的确清廉。还有一些琐事可以从侧面映证，即在他就任南直隶巡抚的消息发出后，缙绅之家纷纷把朱漆大门改漆黑色，以期韬光养晦;驻在苏州的一个宦官则将他的轿夫由8人减至4人……这些人都是怕他们的作风与海瑞的清廉作风不符。
文臣说完了，接下来说说武将。《万历十五年》中记载的戚继光，大家应该与他比较熟悉了，中学历史教科书里就有。戚继光是当朝最有才能的将领，但是他被认为是与张居正关系过于密切而被劾罢三年后仍不能见用。戚继光的名字在他死前三月被最后一次在御前提出还使皇帝深感不悦，提议者被罚俸三月。1555年戚继光调任浙江新任时，东南沿海也迭经倭寇的蹂躏。例如一股50-70人的海寇竟然创造了一个奇迹——他们登陆后深入腹地，杀人越货，如入无人之境，竟超过杭州北新关，经淳安入安徽歙县，迫近芜湖，围绕南京兜了一个大圈子，然后趋秣陵关至宜兴退回至武进，以后虽然被歼，但是据称被他们杀伤的竟然有4000人之多。而南京作为当时的陪都，也有驻军12万人，这样的军事行动，在世界军事史上亦属罕见。面对这样令人焦虑的局面，他的任务不仅仅单纯的击败倭寇。
从他的军事著作《纪效新书》中可以看到他如何有条不紊的实行建军计划，宣布招兵办法，确立铁一样的军法(连坐法)……他的确是一个有才能的将领，但他在《纪效新书》中所作的不厌其详的规定注定他所建立的军队一定带有个人色彩，所以他建立的军队被恰如其分地称为“戚家军”。可是当这支军队建立三十年之后，这支军队仍然是戚继光的个人军队，这与文官们的原则不相符，所以戚继光在文官们心中不是国家的栋梁，而是国家的威胁。又加上戚继光与张居正的关系过于密切，所以他就不可避免地被严厉劾参。
其实纵观武将的命运，戚继光不是个例。虽然他的谢世没有得到应有的荣哀，但在生前收到的重视仍然要大大超过其他将领。他的朋友，另一位名将俞大猷也具有再造明朝军事力量的宏图却屡被参劾和申斥，壮志难酬。再看其他几位高级将领，卢镗先被拘禁，后被斥革，汤克宽则是被拘释放，命他戴罪立功，最后为国捐躯。诸如他手下的将领胡守仁、王如龙、朱钰、金科等人也受到革职或戍边的处分。这些事例不一而足，这主要由文官的武将的.关系导致的。在后面会作说明。
至于哲学家，举了个例子，李蛰。这个大家也比较熟悉，课本上有。李蛰，黄仁宇先生给的评价是：自相矛盾的哲学家。我觉得这个形容还是比较贴切的。比如在他姚安知府任期满后，他决定退休，后来住在好友家里靠好友接济，和好友闹翻之后，毅然去佛堂居住，与他妻子分隔两地，在他妻子死后，他悲痛不已，此后好几年他还一直规劝别人别轻易剃度，尤其是有近亲的人。这不能不说他是个自相矛盾的人。他是儒家信徒，他在1587年以前已经按照儒家的伦理原则完成了对家庭应尽的一切责任后才剃度。但是他剃度又不是单纯意义上的遁世，因为他以后的行为代表了全国文人的良心，他剃度仅仅是为了追求自己的个性，当时的环境已容许他追求自己的个性。他被捕后接受讯问，回答说：“罪人著书甚多具在，于圣教有益无损。”在他自裁气绝以前，他用手写了一句王维的诗以表死因：“七十老翁何所求!”此时他的悲观情绪已相当明显。具体怎样自我矛盾，还得看原作。
书所介绍的人物至此就已全部介绍完了，接着我想谈谈这个朝代最突出的问题，文官问题。其实有很多问题都与文官有关。万历的消极怠工，张居正和申时行的做法，武将的悲惨命运……都与文官有分不开的关系。文官的数量、薪俸、做法、观念都会影响这个庞大帝国的运作。
明朝历史上除了草创时期的洪武、永乐两朝，文官凌驾于武将之上，已成为绝对趋势。文官集团机构庞大，人数众多。而文官的工资又很低，这就说明文官就必须从收取的税物上获得额外收入以补贴家用。一代清官海瑞做到二品大员，死后也没有足够殓资。那些低级文官就更不用说了。申时行担任首辅时，拿出了足够的诚意，他把人们口头上的理想称为“阳”，而把人的私欲称为“阴”，而他也没有发现这种私欲绝对不可能消除。文官向追求私欲这种社会风气投降的程度不同。大多是在似合法与似非法之间取得一部分额外收入以补贴家用，维持士大夫阶层的生活标准，李蛰可归属于这一类。少部分极度腐败，声名狼藉。还有更少一部分清高自负，坚持只拿朝廷发放的那点薪俸，海瑞是这类人的杰出代表。
再从文官的意识形态上谈。文官的做法大多是中庸之道，标榜稳健和平。那些武将在他们眼中是血气之勇。当社会和经济发展不相平衡、政治手段无效时，便会导致战争。而这对一贯标榜稳健和平的文官来说，则是失败的象征。所以概括说来，武将的领兵作战与文官的施政原则本就不能相容。这就是文官与武将的联系。还有一点，文官会有“讪君卖直”的做法。即当皇帝的作为不符合他们的意愿时，他们会冒死直谏，因为正直是一个昂贵的商品，他们熟读诗经，深知流芳百世之说。他们宁可犯御前不敬之罪，今日受刑，明日名扬史册。
其实文官们的做法大多与自己的追求有关。有人追求信仰，有人追求名利，做法只不过是他们的一种手段。文官集团在历史上的作用，得自己亲自去看看原著。这些实在是一言难尽!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5
杰克·伦敦被称为〝现实主义文学之父〞。美国人把他尊崇为〝无产阶级文学之父〞。他出身于劳动人民中，为人民写作，为人民请命，尽管他存在始终无法解决的世界观矛盾，但这就是他，这也是他作为一个英雄的缺憾。但无论如何，杰克都为历史添加了光辉的一笔。他的故事永远存在于人们的心中。
〝啊！不错，你可能毁了我的事业和我的'写作。我是天生必须走现实主义道路的，可是资产阶级精神和现实主义是敌对的资产阶级全是胆小鬼。他们害怕生活。而你呢，却千方百计地要我也害怕生活。你希望把我也弄得循规蹈矩。你希望把我塞进一个两英尺宽。四英尺长的生活的框里，在那里，生活里的种。种价值全是架空，虚伪而庸俗的资产阶级的教养和文化是建筑在庸俗的基础上的—我得承认，庸俗得无以复加。我刚才说过，你希望把我弄得循规蹈矩，用你的阶很久以前我就开始写作品，并且还读给部分人听过，但那时他们都劝我找份工作，如今我可没有变，我还是那个马丁，但为什么他们的态度变了？〞
马丁终于想通了，人们看中的不是马丁这个人或他的作品，而是他成名后身上所附带的钱和名誉。认识到这一点后，马丁开始对整个世界失望，他的思想变得空洞，整个人都变得颓废。最终，他投身于海洋的怀抱，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人的思想在开疆拓土时要格外小心，有时看得太明白，反而害了自己，该糊涂是就得糊涂。在探索思想的道路上，应以思想的价值为目的，也就是这种思想对社会和个人是有益的思想的力量是强大的，我们都是思想的载体，当思想超负荷时，就会毁了载体。马丁就是这样毁了自己。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6
又到了写读书笔记的时候了啊，苦恼。月初的时候还精神抖擞的打算多看书来着，可是莫名其妙的，就颓废了。仔细思量，这一个月竟不知道做了些什么，要不是依稀还有点记忆，几乎都要以为自己失忆了长达一个月。所以这本《万历十五年》，耗费了整整一个月都没看完，也不奇怪了。
说起来，十几年前，就有朋友提议我看这本书，彼时对历史没什么兴趣，推崇得越高，越觉得这本书该是如何的晦涩难懂，越是提不起勇气来看。然而真正翻开这本书的时候，却发现文字居然浅显易懂，读来也颇为有趣。
书分七章，讲了六个人的故事。鉴于这本书挺有名，我也不是什么刻苦钻研历史的爱好者，大概内容和整体思想这些深奥的东西就不费这个神了（脑子是个好东西，可惜我没有）。那就想到哪写到哪儿吧。
感想一：皇帝真不是好职业，明面儿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实际上呢，大部分的皇帝都困在紫禁城这么一个井底大的地方，看我们万历童靴，想出个门看看自己的.陵墓都要被再三弹劾，再繁华的宫殿，一困几十年，只怕也是相当的烦闷了。兢兢业业呕心沥血，是应当的，假若想恣意妄为一番，那就是昏君。运气好的，还能寿终正寝，运气不好的，指不定连坟都被扒了。
感想二：申时行把人们口头上公认的理想称为“阳”，不能告人的私欲称为“阴”。而我们行走在外的一举一动，就是阴阳调和的结果。这大概也是佛洛依德提出的“本我自我超我”吧。人性真是个太复杂的话题，不可说不想说不愿说。琢磨不透的事儿，就不琢磨了，得过且过这一生吧。
感想三：历史，或者说过往是面镜子，也有可能是放大镜或者哈哈镜。看的角度不同程度不同，得到的结论也不同。至于真相，当事人都不一定说得清楚，何况后来者乎？不过仔细想想，或者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呢？随便瞎想想，别当真。
感想四：穷一人之力，是无法与大环境对抗的。试图力挽狂澜如张居正者，最后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看破者，要么如万历消极怠工，要么如李贽，最后自刎而亡（第七章没看完，随便翻了翻，说得不对也忽略吧）。所以啊，我们普通人，还是就这么浑浑噩噩的活着吧。难得糊涂，看透了不是好事儿。
感想五，感想五和本书无关。将将坚持了半年每天看书，到了这个月完全坚持不动了。难道是“星星们”都逆行的缘故么？
毕竟“光是想活着，就已经耗尽全力了”。其他的，连一根头发丝的劲儿都没有了呢。
齐奥朗说“自杀让我明白，我就要在我愿意的时候离开这个世界，这令生命变得可以承受，而不是毁掉它。”曾经这句话让我挺振奋，跟打了鸡血一样，现在也起不了作用了。
所以现在这种不想死也不想活的状态到底是怎么个回事儿呢？盒子里的那只猫吗？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7
黄仁宇用其独特的视角，将明朝晚年，即万历十五年，作为切入口，对这段历史进行了别样的解读，1587年，一个看似平平淡淡的一年，在其中发生了很多为人们易于忽视的事务。而在黄仁宇眼中，这些事务虽然表面看来无关紧要，但实质上却为明王朝最终走向没落，埋下了祸端。其新奇的视角给后人带来了新的启示。
纵观全书，每位人物都力图转变，却最终都被文官体制所束缚，以致明朝发展在万历十五年几近停滞。书中以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戚继光、海瑞和李贽等历史关键人物为代表，着重选择具备后世参考价值和社会历史性的事务进行阐述。
受孔子儒家思想的影响，且吸取秦朝重法而短亡的教训，自西汉以来儒家在各代王朝的地位就直线上升，但治国不能一味只用道德，还需法的约束，所以到明朝就渐渐形成了表儒暗法的治国之道，但道德还是高于法的，从明朝官员遇到不能用法决断的问题时，则用道德来衡量这一点就能看出。 但当道德在社会中占比重量太大时，就会产生表面上人人追求道德，而私底下人们都为自己谋取私利。海瑞就是典型的范例，官员一边把他标榜为人民楷模，要人人都学习其精神，一边却想把他架空，认为其是个麻烦，从书中“海瑞的`死讯传出，无疑使北京负责人事的官员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再也用不着去为这位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到处惹是生非的人物去操劳作支配了”就可以看出。 我想《万历十五年》之所以能够在如今，还能受到很多人们的宠爱，是因为它还具有现实意义，人们不仅可以了解这段历史，还可以从中吸取阅历，对当今生活进行反思和具有深远的教化意义。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8
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属平淡的一年。著者以万历皇帝、首辅大臣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以及李贤为线路，通过描述几人的生平历事，来翻开万历及大明王朝的历史。万历十五年，在当朝朝廷发生了若干历史学家易于忽视的事件，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表面上看来，是历代王朝所在平常的事情，但有些看似平常的事情却对未来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看《万历十五年》第一遍的感受是以德治国也许是理想中的治国之略，但是在实施时，却是与社会制度、社会发展不相适应。至少来看真正实际治国之略是以法治国，辅以于以德治国，法律至高无上。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执政者却依旧固守原油的固封道德治国，不思创造新的制度，只求平衡稳定。又是既得利益集团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停步不前，固守旧德，致使新的思想、新的创造无法施展，随之大明帝国落伍与世界潮流，直至改朝换代。
万历十五年，提及两千年前的孔孟之道，在过去曾经是领导和改革社会的力量，至此已成为限制创造的牢笼。庞大的`帝国，不依靠公正而周详的法律，却依靠固化的道德信条；各人行动全凭儒家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万历十五年，1587年，西班牙舰队征战英国的前一年，通过对这一年几个人物看似平常事情所写，却对以后乃至民族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万里中枢集团固闭自封，不闻世界之事，是以落伍于世界，是以陨落的渊源。不过终究是上层建筑的发展已经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势必为历史所抛弃。今日之于我们、民族、国家、企业、个人，亦于如此！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9
提起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首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的是我的史学理论老师王学典先生，他那紧紧皱起的眉头，忧国忧民的意识，深邃睿智的讲述，还记得他向我们推荐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时说过的话，历史不是可以简单描述的，这本书固然有它的局限性，比如说史料的严谨性，但重要的是这本书的“大历史”观。这种“大历史”不纠缠于历史的细枝末节，而是将历史高度抽象，从而上升为理性的思考，更加深刻地分析历史、分析当今。我们学习研究历史，不是为了历史而历史，“观今宜见古，无古不成今”，历史的作用是指导人们正确地看待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最终的目的是人的关怀，而《万历十五年》便是这样一部史书。既然老师推荐，少不了到图书馆遍寻一番，竟然没有。因此当时的我顶着炎炎烈日跑到三联书店买了一本，买书的热情不谓不高，读这本书与买书相比只能是走马观花，算是完成了老师布置的任务。留在我脑海的印记不多，但仍有几点印象比较深刻：第一，作者的写作方式，读文学小说的感觉。原来历史书可以这么写，读起来流畅舒服，没有太多史料的堆砌。第二，它的有悖于传统的观点，如民穷的根本在于律制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国家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自肥腰包。另外就是书中的万历皇帝、大学士张居正、海瑞、戚继光这些我们熟悉的人物在书中自有其独特的描述，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虽各有原因，但根本在于制度已经山穷水尽，因此上至天子，下及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
一直觉得“书非借不能读也”真是太精辟，买过的书常常被束之高阁，很少被问津，感谢学院的《师生共读一本书》活动，使我重新仔细拜读了一遍这本书，感慨颇多，大致整理一下希望能与大家共勉。
首先是作者的历史视角，黄仁宇先生在谈到自己写作的《万历十五年》时曾说：“不仅可把历史看做一个链条，也可把它当做一个鸡蛋来剖开;研究既可是历时的，也可是共时的。”切开某段历史的横断面，我们不仅可以把握到它的主脉，也可看清它的细节;不仅可以了解它的外观，更可发现它的深层结构。公元1587 年。这一年是极为平淡的一年(《万历十五年》一书英文名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中文直译为《无关紧要的1587年》)，除了一些难以避免的灾患之外，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之上没有发生任何一件足以影响历史进程的大事。但是作者却独独选择这一年作为其切入点，以全新的视角，新颖的形式，深刻的思想为我们揭示了明代历史进程中的一页，昭示了东方这个古老的帝国衰败的必然。
全书以人物为主线，分为七个章节，每一个章节都有一个主角，而这些主角的选择又涉及到社会不同的阶层，构成了明代中晚期社会结构的一个缩影。在这些人物中既有当时的最高统治者万历皇帝，又有权倾一时的重臣张居正;既写了当权的保守派官僚海瑞，又写了身为布衣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李贽。而这些人物之间又暗藏着各种矛盾：有万历皇帝同群臣之间的矛盾，有各级官僚之间的矛盾，有保守派与自由派的矛盾等等。但是所有的矛盾都集中于一个矛盾即个人与体制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的存在导致了所有这些人物都具有一个共同点--最终的命运都具有悲剧色彩。如万历皇帝虽然贵为一国之君，但在立储这个问题上却一直不能如愿，在与群臣争斗了数十年之后最终屈服，这种屈服表面上是向群臣屈服，实际上是在向体制屈服;又如戚继光为了建立新军和保卫国家，不得不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游离，这种游离迫使他投机取巧，巴结权贵，最终仍逃脱不了政治中的现实，在贫病交加中死去。在书中，所有的人物，无论地位，无论善恶，统统都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他们或身败，或名裂，还有的身败兼名裂，没有一个功德圆满者。他们的个人理想、价值在一个大黑暗时代里被社会现实击得粉碎，而他们的人生轨迹也随之湮灭了。这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整个民族的悲剧，这个悲剧一直延续到1840年而发挥成了极致。
明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朝代。西欧近代史的起点与明代的建立都在十四世纪，在此之前，中国的经济、军事、科技都还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但是到了明代灭亡的十七世纪中叶，古老的中国就明显落后了。这种衰亡是否已经为两百多年后战争的失败和近代史的屈辱埋下了伏笔?这是几乎每个涉及明史的人都会思考的问题。作者对此也进行了思考，他在《后序》中提到："万历十五年公元为1587年，去战争尚有二百五十三年，但是中央集权，技术不能展开，财政无法核实，军备只能以效能最低的因素作标准，则前后相同。"那么造成这种局面的症结在哪里呢?作者又进一步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这正是《万历十五年》不同于别家史著的关键所在。有了如此的思想定位，那些深刻、一语中的地论述不断地从书中流泻而出。如作者在谈及海瑞时就提出"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的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这个当时的弊端;又如在谈及官僚阶层时，又尖锐地提出"官员们在道德的掩盖下争权夺利，导致文官集团的涣散，进而导致整个帝国无法治理"。诸如此类的论述很多，似乎这又是一本以暴露中国传统弱点为主的著作，但是这种"暴露"的目的是什么?作者自己这样评价："《万历十五年》指出道德并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从没有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观点应当远大。"由此可见作者这种"暴露"并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是检讨过去的错误，以作为现在乃至将来的借鉴，同时也告诉每一位读者应该如何保全中国传统中有价值的东西。
其次作者的写作手法，通常一般的作家，不管是哪类作家写历史总要从整个朝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来找这个朝代的衰落过程，然后再从这些研究结果来证明这个朝代的各式人物或成或败的原因。但是黄仁宇老先生却不同，他是反着来。他是从各式的人物命运的起落中梳理出当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脉络，是以是一种以小见大的研究方法。并且以明史上比较有名的各式人物(如张居正、戚继光、海瑞等)的悲剧结局来推导出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且里面引经据典，用的都是在史料中有真实记载的文献资料作为本书的大部分内容，这就保证了它的可靠性和学术性和来源。比如戚继光向张居正，比如首辅申时行因为一时的妥协放过了剿灭皇太极的机会导致后来的明朝被皇太极所灭，还有当时倭寇的入侵并非单纯的外敌入侵，而是由于万历皇帝关闭了当时的海关大门，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致使原来沿海经贸比较发达的对外贸易关系受到重创，农民不堪其苦便纷纷联合海盗里应外合反抗朝廷，万历皇帝的这一举措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导致了本来已经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又被消灭了。这些都跟一般历史书上的记载完全相反，但从作者对这些看似小说里才会出现的例子的中又可以让我们找到史料上的出处，这些例子的确都是有文献记载的真实史料，而非作者杜撰或者臆造的。
再次是作者的语言，决然不同于一般的历史著作。它的语言极其生动，有时还带有调侃;结构上没有明显的痕迹，像讲故事的小说，又像抒情的散文，还像讽刺的杂文——总之，不是干巴巴的“历史文”;对一个重要问题的阐释，也不厌其烦地前后从几个角度反复分析，将一个普遍真理掰开了了、揉碎了，然后融入读者的观念当中。
总之，读史可以明志，而历史照进现实就可以知新，间或看一两本历史型的书，尤其是《万历十五年》这种不至于枯燥的历史书籍，对自己还是大有裨益的。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10
黄仁宇的历史著作《万历十五年》，原以为戚继光作为一代抗倭名将，功垂千古，在他为官领兵之时必也是风光无限的。但从作者的笔下可以看出，事实并非如此。他虽是本朝最有才能的将领，但他的军事思想不能见容于文官，政治立场不能见容于万历皇帝，最终因与张居亚关系过密而被弹劾罢官,直至临终再未起复。 自宋朝赵医胤杯酒释兵权以后,重文轻式的趋势便在不断发展，直至本朝，文官已经把控了整个朝廷，再无武官立足之地。
而在战场上，文官指挥战斗的事例不胜枚举，这种风气使得武将的.军事才能得不到发挥，文宫只勇动动嘴皮子便能占有军功，武将舍生忘死还要背负战争失败的责任。 戚继光在这样的环境中，立志建立一支新型的军队。因为以一己之力无法对抗朝廷体制， 他做自己可为之事，招募新兵，培养军队，整顿纪律，让这支军队具有强大的战争力。此时，这样的军队已经与他密不可分了，被百姓称为“戚家军”，这是对他们战斗力和纪律的认可。但这样的军队显然不能被文官集团容忍，异军突起,通背了常态和惯例，这使他们感到恐慌，表现在行动上，自然是不遗余力的打压。
戚继光拥有非凡的军事才能，这个王朝里，他孤军奋战，于战力低下的卫所军中建立起“戚家军”抵抗传寇，保卫沿海和平。他是一位孤独的英雄。作者：马燕妮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11
《万历十五年》起初是由黄仁宇先生用英文写成，而后被译为中文。而《万历十五年》的英文书名为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中文意思为―1587，无关竟要的一个年头。虽然黄仁宇先生在书名中称这一年为无关紧要的一年，但以他提出的大历史观的视野出发，就不难以1587年为一个契机，窥得前后历史发展的方向以及各种事件发展到最后的原因。以下是我读完《万历十五年》后的所想所感，以及读后生出的一些疑惑和对此疑惑的粗浅看法。
首先的一个疑惑就是黄仁宇先生在书的自序中写道明朝一切问题的症结在于以道德代替法制。那么为什么明朝缺乏完善的法制，众多问题的解决都是以抽象的道德代替？而明朝以前也存在过法制相对完善的朝代，如唐朝，那么为什么明朝不予以引用借鉴用以完善自己的制度？在我看来，这是因为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和金融，而是维护落后的小农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而唐朝呈现出的是一种向外的发展方向，鼓励工商业的发展，扶助先进的经济。而这种在经济发展制度上的选择，就必然导致了唐朝、明朝在法制健全方面的差异。明朝，以维护落后的小农经济来保证本朝的稳定，形成的是一种封闭向内的发展模式，而唐朝，先进经济的不断发展，要求相应法律的出现与完善，这就间接推进了唐朝法制的健全。
既然以道德代替法制是明代一切问题的重要症结，那弄清楚这种替代关系是怎样导致重要问题的发生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首先，我们可以从万历立储的问题上来讨论道德代替法制的弊病。“四书”中提倡的伦理，传统中奉行的道德，告诉皇帝和天下臣民，不能因为男人对女人的宠爱而改变长幼之序，由此可知，若按当时天下奉行的伦理道德，皇帝是不应该因为特别宠爱某位王妃而废长立幼的，这是道德。然而这仅是道德，若按法律来处理立储问题，万历废长立幼也并不是不可能。然而明朝体制上的不完备，技术上的不周密，使得本朝只能用道德将群臣百姓捆绑在一起，以求社会的稳定，朝堂的太平。明朝这种对道德的高度重视，也就导致了百官对万历废长立幼这件事情上的强烈反对，最终万历迫于这种道德上的压力，也不得不做出妥协。然而立储问题虽已解决，但这个问题留下的祸患最后影响到了整个朝代的安危。读后感i万历由年少时一位勤于勤政的君王转变为一位怠于修政的皇帝，不能说与这件事并无半点干系。事物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由质变到量变，从张居正生前生后的种种风暴，到自己立储问题的纷争，不能不说万历皇帝没有察觉到他虽贵为君王，但并无太多实际上处理事务的权力，实际上掌握决策的是整个官僚体系。开国之初，皇帝才是权利的中心，文官是为处理行政工作而产生的工具，但高度的中央集权，事务必然繁多，部分属于皇帝的政权就日渐转移到了官僚集团的手中。掌握权力的官僚集团需要的只是一位在道德上极端高尚，行为举止符合礼仪，在文官集团所订下的规范体系内行事的“贤明君王”。万历皇帝当然可以从发生的种种事件中悟出其中的玄奥，而后他消极怠工，怠于朝政也就有其内在原因了。
从模范官僚―海瑞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窥见以道德代替法制的后果。海瑞，为官清廉，刚正不阿，在当时的确是一位清官。但即便是一位道德高尚的清官，也是“以道德代替法律”这种制度下的产物。明朝法律技术不完善，为了管理，便使用道德来填补法律上的不足。但是这样一种以道德为优先的法律，能基本的分辨是非都难做到。我们可以从海瑞对疑难案件的评判标准窥其一二，“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贱民，宁屈富民”。海瑞判案，只要是穷人对富人的案子，无论对错一般都是穷人赢富人输，海瑞的这种以道德断案不问是非的方式，长此以往，必然招致富人官僚的非议，也同样导致了他最后不能成功。海瑞固然有他不是的地方，但总的来说，他也只是完全恪守当时社会提倡的意识形态，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完全遵守者，在他看来人每天的一举一动都可以被划入“善”与“恶”两个方面，非善即恶，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控制下，海瑞这一套并不公正的断案方式也就有了解释。在海瑞的这件事中，我们可以发现道德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力是极大的，它不仅是行政的工具，也成了断案的工具。
张居正生前对朝政的影响力极大，而他死后的问题依然影响到朝政。他所推行的万历新政曾让明朝再次出现复盛的'痕迹，那为何张居正无论在朝还是离世之后，都会遭到部分文官集团的攻击？
首先，明初官职变革，明太祖朱元璋废除宰相一职，命令子孙后代不得复设，明朝从此便没有了拥有能与皇权相抗衡的相权的宰相。明朝初年官职体系，废宰相，设六部，六部直属于皇帝，后因处理繁重文件的需要而设内阁。起初内阁只是一个类似于秘书处的文字处理机构，后来因奏疏繁多，单凭皇帝一人专制管理无法处理完，所以皇帝会与内阁大学士商量并让内阁参与到政治管理的活动之中，久而久之，政权慢慢地部分转移到内阁的手中。从明朝官制层面来说，内阁只是皇帝的秘书处，内阁大学士不属于当朝的行政官员，当朝真正的最高行政长官是官阶二品的六部尚书，作为官阶五品的内阁大学士是无权干预朝政的。而张居正作为内阁首辅，并没有干预朝政的权利，所以张居正推行改革新政等行政举措被部分反对他的官员视为“越权”，难免不被其他官员非议。其次，就是张居正强力推行的万历新政极大的威胁到了官僚集团的利益。张居正认识到要改变这个国家的风貌，首先就要从官吏问题上解决，从官僚制度上解决，所以才有了后来他推出的“考成法”。“考成法”推行在于加强行政效率，整治官吏作风，其惩罚力度之大使得这些原本就适应了低行政效率的官员苦不堪言，而只要是影响到张居正新政的官员，就会被他的人参劾，逐出朝廷，文官们敢怒不敢言，久而久之，文官集团对张居正的不满越来越大。其次，改变官吏问题的考成法施行了，张居正就开始在经济问题上下功夫。张居正开始对全国的大部分土地进行清丈。这一行为，可谓让张居正成为众矢之的。因为此举清丈出大量皇亲贵族和官僚地主隐匿的兼并土地，如此一来他们要上缴的赋税就会增加，这对于打击地主豪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有着积极意义，但却威胁了官僚集团的利益。在《万历十五年》的第72面提到申时行深知我们这个帝国有一个特点：“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否则理论上的完美，然不过是空中楼阁”。张居正的万历新政“人在政在，人亡政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张居正的新政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并不是相安无扰的。张居正推行的万历新政动摇到这个朝代的稳定，最重要的是动摇到了文官集团的利益而使他在死后落得家破人亡、身败名裂的下场。书中提到一句话，意思是要么是新技术的产生淘汰落后的组织形式，要么就是落后的组织形式对新技术的扼杀。张居正推行的新政最终付诸东流的原因也在此。
既然我们这个国家是一个极其崇尚道德的国家，那么崇尚道德的思想体系能不能接纳不同与它的道德观念呢？从李贽的例子上看，这个崇尚道德的国家，并没有那么大的胸襟来接纳不一样的思想观念。李贽行为上背离传统，思想上不墨守陈规，同时攻击虚伪的道德，一心想要创造独立的人格和思想。然而李贽这种想要在当时的思想环境下树立独立的人格和思想的想法，必然让他成为传统道德体系的攻击目标。 明朝自上而下都由道德所约束捆绑，这样的道德实质上有点代替法律的意味，既然是这样，这个国家就必然不会让社会上出现两种不一样的评价体系，新评价体系的出现会对统治根基产生一定的动摇，而这不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
黄仁宇先生在自序中就提到，这些人，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可以功德圆满，断非个人原因可以解释，而是当日制度已山穷水尽，大家都只是成为了制度的牺牲品。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12
历史学领域，向来就是一个意见不同，纷争不断的学术领域。但是无论如何，思想的冲突还是有益于文化的进步与发展——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一书，即是为明代历史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更准确地说，是为了历史学领域提出了一个应当注重的话题——“大历史观”。尽然，书中的一些观点不会被通篇认同，但是其意义，可谓是一次理念上的革新。
正如书中所说，1587年，在中国则为明万历十五年，次岁丁亥年，所发生的要事可谓寥寥无几，而其程度则以震撼全国朝野上下的事件，则更显得屈指可数。整个国家都在承平与祥和的气息中度过。然而，史官与历史学家都没有注意到，尽管没有关于要事大篇幅的记录，但是在他们笔下的一次次集会、早朝、经筵、会议、谈话，在大量日复一日的枯燥文字之中，我们的王朝正在经历着它的潜移默化的改变——而一般而言，潜移默化的改变，其影响甚于一次集中的矛盾总爆发。事实上，在1587年所发生的一切，昭示着明王朝已经失去了一次关乎它未来命运走向的变革机会，并且步入了它命运的最后一段路程，走向了衰亡。
能够维持国家运转的，有几种东西——其一，乃是完善的'制度，就如同今日之美利坚，无论官员如何之平庸，但是由于有一套完善的制度，那么整个国家还是在欣欣向荣地发展着;其二，乃是社会道德的制约，道德虽是无形之物，然而却是一种巨大的约束力，统治者如果能够灵活运用道德力量管理国家，那么儒家“大同”的构想就能够全面实现了。其三，也就是潜规则。这种构成于各种集体的规则，成型与完善与各种游离与法令与条例之外，虽然它不是标准的形式规则，但是仍然是维持文官平衡的重要点。现在，我们的大明王朝虽然集这三者于一身，但是第一种，即制度，已经显得死板而不合时宜，既无法控制地方，又无法领导中枢。所以，留给万历皇帝和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们的，只有软弱无力而缺乏条理的儒家道德与官场内部籍以维持秩序的潜规则。
制度的不适用是本朝最大的特征，也是整个国家的悲哀之一。缓慢而缺乏效率的政府、充斥着各种关系链条的人事考察，等等等等都使得我们的明朝对于国家的治理只能够维持到“平稳”而无法将其晋级为“盛世”，一旦战争来临，整个国家都会由于调度不一与指令相斥而混乱不堪，1619年的辽东，正确的证明了这一点。
当制度不堪修补，社会的推动力已然消失之时，再强有力的改革也显得无济于事。用书中结尾的话来说，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这些人，虽然拥有着不同的抱负与蓝图，但是由于整个国家已经没有了动力，那么“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是宴安耽乐，首辅的调和或者是独裁，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还是习于苟安，文官的贪墨舞弊还是廉洁奉公，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取得有意义的成就。”并且书中还提到，整个国家的悲剧所造就的结果，就是一个个个人的悲剧——有的身败，有的名裂，有的则身败兼名裂。这些小成分，构成了整个国家的悲剧。
今天，当我们回顾这段数千年前的历史时，也许更会对于人物在整个历史环境下的处境而唏嘘感叹乃至同情。因此，我们也应该以更高远的视角，去探寻那些人物心理中复杂而不为人知的一面。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13
初读《万历十五年》，幸而，这显然不是一本枯燥乏味的历史书，作者运用了平和的记叙手法，这点倒是让我想起了曾十分爱看的《易中天》品三国，当然这本书更严肃一点，通俗易懂的文字将我们置身于明朝之殿，以及其错综复杂的利益争斗，人情善恶，和让万历及读者都有些倍感无奈地政治体制，文官体制。
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但就像风暴前的平静，又如同作者黄先生所说：“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万历皇帝10岁登基，在位长达48年，又有张居正这样的能臣亦或是奸雄，这不禁让我想起清朝一位流芳百世的英明神武的君主——康熙皇帝。同样是幼年登基，在位时间冠绝该朝，同样有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却为何命运迥异，一个被认为是明朝衰败的根基所在，一个却开创了康雍乾盛世。首先，不得不提对万历有着深远影响的大学士张居正。
在万历年幼时，张居正在危难之际保全了皇室的安全，并进而成为首辅大臣，对于万历的种种事物牢记于心，他是一个有野心的政治家，是他首先意识到明高祖所建立的统治制度，随着时代的变迁，岁月的流逝，越发显得不合时宜，他力推改革，成就了万历即位以后第一个欣欣向荣的十年。但我认为，也正是他毁掉了万历，张居正权倾朝野，组建利益集团，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颇有鳌拜功高盖主的味道，为积弊已久的朝堂埋下了隐患的种子。而万历皇帝呢?对于张居正他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是怀有对前辈的尊敬，还是对他庞大的政治力量有所依赖，有所依仗，还是对于这位朝中具有无可比拟地位的大臣，心生恨意? 张居正去世半年后，因为各种言论，弹劾对张居正的冲击，让这位亲政不久的皇帝感到对他的信任简直就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张居正和冯宝，万历年少时最为亲近的两人，后来都不得善终，这对万历的心理上觉得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和难以磨灭的创伤。
另一个让万历变得不死朝政的原因就是让他倍感无奈的政治体制——文官体制。身为九五之尊，也只能是一个“活着的祖宗”。长期以来，中国一直以儒家思想为正统思想，不仅是正统思想，更是统治思想，本来这是帝王用来喝令权臣，统治天下的思想利器，个人认为最能体现这一思想的便是一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岳飞亦或是《水浒》里的悲情英雄宋江，都未能摆脱这一思想，但时至万历，已经变成了万历想励精图治的巨大障碍，没有统治，只有约束。万历无能为力，只能以消极的态度对待朝政，对待群臣所谓的道德压力，于是开始了不理朝政，不思进取的万历年代。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但以秦国商鞅变法为先，统一全国，依法治国的效力可见一斑，但秦国又迅速地覆灭，秦王的横征暴敛，滥用劳力，民不聊生，固然是一方面，但哪个朝代的后半期又不是这样?我认为当时的人文思想没有统一，没有被君君臣臣的思想所束缚住，也是原因之一。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不仅仅是一种人文思想，更是一种统治文化，一种将天下士子的.思想能集中统一的利器，是一种帝王之术。古代科举制度的论题一般也以孔孟之道，四书五经之类为题，而一般不以时事政治，怎样具体的治理国家为题，因而这种道德至上的风气一直伴随着整个中国封建社会，重德轻法的弊端便是许多行政，经济，管理问题变得政治化，道德化，上纲上线，难以以统一的数字化标准来衡量好坏，造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
作者也在书中评注道：“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律，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
万历虽也曾有雄心壮志，但终究还是一个悲情皇帝，思想道德上的束缚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虽在位长达48年，但长期不理朝政的他还是留下的骂名与非议。 当我们徘徊于王朝的兴盛与没落之间，我们是否能够回归历史，正视历史。本书留给我们的最大思考，便是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显然万历的悲剧说明了以道德代替法律荒谬之极，但反观当今社会，我们拥有了比那时健全的多的法律制度，名目繁多的法律多到直接催生了律师这一职业，但显然道德的缺失又成为了一大问题，道德问题无法通过规章条例来硬性规定，如同小悦悦事件的冷漠路人，他们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但如果受到法律的制裁，是否也是一种悲哀?是否违背了以人为本的精神?那怎样才能找回社会所应具备的基本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这又是一个当今社会继续思考的问题。
当我们行走与历史与现实之间，我们是否能以史为鉴，哀之鉴之。万历的悲剧我们不会重演，但我们应积极思考现代社会给我们带来的问题，避免成为下一个悲剧。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14
前两周在书店历史读物的架子上翻到了《万历十五年》，忘了从什么时候知道的这本书，反正是在脑子里很熟悉的名字。大概因为前段时间刚读完《明朝那些事儿》，对明朝历史的兴趣还比较高涨，趁着自己脑子里依稀对这段历史还有一些印象，便想着赶快读读看。
认真打开这本书之前，我看了一些读后感，除了大部分传统的读后感(类似于书的总结和介绍)，还看到一篇完全不介绍大家读《万历十五年》这本书的帖子，作者大概是从头到尾都批判了黄先生的“大历史观”，更是以陈梧桐教授的评语做结尾：“(万历十五年)作为学术著作尚不够格，作为大众读物传播的是错误的明史知识，实在不值得肯定和热捧。”
或许从明史研究者的专业角度来看，这本书存在很多不可取的地方，甚至是错误;也许，这是研究者之间对于同一问题或历史事件的不同理解和看法。总之，就如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都可以抒发自己的观点和感悟，这本书不至于一无是处。
打开书本读完万历皇帝这章后，从学者的角度，文中论述到历史史实的部分，有出处、有根据，所有故事情节与《明朝那些事儿》里我所读到的几乎一样，只不过是作者表达的方式不同，一个用写小说的方式，一个用文学创作的方式。
万历自小登基，从小接受极为严苛的教育、训练，学四书五经、书法、历史，没有兴趣一说，全是必学，而且一种学的好了，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去研习另一种。几乎没有休息时间，要时刻做好预习、复习，因为有如师如父的张首辅时刻监督着。
婚姻也是为了完任务，没有爱情一说，皇后的选择权几乎不在自己手中，自己的宠妃也不能由着性子封赏，就连立谁为接班人也面对着重重掣肘。
皇帝，代表着无上的权利，可也处处充满着高处不胜寒的凄凉，没有人可以相信，哪怕是从小培养自己的如父一般的张首辅、生生母亲、枕边人、甚至是亲生的儿子。有权利的地方，便有战争。这是更古不变的道理。
黄先生说：即使贵为天子，也不过是一种制度所需要的`产物。
这话对，也不对。
天子，也不过是社会可以正常运行的其中一环，他有决策权、一票否决权，可诺大的朝廷，每一个官员都对他的决定提出附和、建议或反对，势力之大有时是不受皇帝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他是制度的产物。可是，他也不仅仅是制度的产物，还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必经的一个阶段，是历史背景下的必然，和历史发展的产物。
黄先生还说：皇后，只是一种制度的附件。
这话未免过于冰冷了。纵使与平常女人不同，也确实具有制度所带来的悲凉属性，但是这话也显得片面了。皇后，是夫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后宫的管理者，是皇子的母亲，是父母的女儿，就算外面包裹着再大的冰冷物件，也改变不了温暖的内核。她是制度的产物，但不仅仅是制度的附件。
有些事情本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没有特别的解读，就算有，也决不仅仅是一个因素就可以解释的了的。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15
戚家军大败倭寇，保卫一方平安，其头功当然是戚继光的。戚继光一手创立的戚家军是革命性的，其军纪之严明，战术之先进，在当时都是独一档的存在，是戚继光让军队真正成为一支军队，而非一群散兵游勇。不过有了严明的军纪，先进的战术，是不是还缺少点什么？哦对了，军队战斗力的强大，还离不开强大的武器支持。我们经常吐槽我们发明了火药却只是用来放烟花，发明了指南针却只是用来游玩，然而并不是没有有识之士认识到了火器的价值，戚继光就曾上书陈述火器的重要性，然而他的建议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落实。糟糕的后勤制造出的火器甚至有爆炸的危险。和他有类似遭遇的还有一代名将俞大猷，他提出的是水师的重要性，他曾建议把陆军军费的一半用到水师上，以此来在海上就击退倭寇，可惜这并没有引起重视，俞大猷只能抱憾而终。究其原因，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过错都推到当权者头上，他们固然有鼠目寸光的一面，可是即便他们深谋远虑，赞同俞大猷的提议，那么事情就一定能办成吗？倒也不见得，这些问题已经超越了军事的范畴而涉及到了政治。再次重复一遍那句话：我们的国家是以礼仪道德为治国根本的，法律或者规章制度已经沦为形式，甚至掩饰违法行为还被认为是忠厚识大体，总之一切都是为了安安稳稳过日子，我感觉用讳疾忌医来形容很合适。那既然没有法律规章的约束，就自然也不能期待行政效率有多高了，而效率低下是技术的`进步的天敌。松散的组织结构里容不下现代技术，而现代技术一定会推动社会趋于精密，这是两种力量的交锋，可惜的是当时还是旧势力更加强大。
既然现实如此，戚继光也没有因此忿忿不平，而是采取了更加务实的策略，火器不好用那就不用，我用软实力照样横扫倭寇。更能体现他的智慧的地方是他对于政治也是洞若观火，本朝重文轻武，文官们不会容忍武将和文官平起平坐，戚继光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只是把军事技术作为必要的辅助，这让他受益良多。这一点，值得海瑞学习，虽然海瑞是文官，戚继光是武将，然而在性格上海瑞倒更像是一个武将，戚继光更像文官。这对他们的仕途有决定性作用，海瑞被弹劾被迫去职，而戚继光则得到了一个武将所能得到的所有荣誉。并不是说他们做官只是为了虚名，不过有了地位才能大展拳脚不是吗？
可单单凭借这些，亦不足以帮助戚继光建功立业，还要朝中有人。张居正和戚继光可谓黄金搭档，他们都有雄心壮志，都有锐意改革的决心，也都有不世出的才华，因此张居正对于戚继光也是尽力提携，为他创造出了自由发挥的空间，也才有了戚继光的赫赫战功。
前文所述皆为作为一名将领的戚继光，现在我们来认识一下另一个戚继光。戚继光会写诗，这样的跨界是相当难得的，这也为他赢得了文官们的尊重，看来无论什么时候都是艺多不压身啊。
最后，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真的是一条铁律，张居正是这样，海瑞是这样，戚继光也没能例外。其实戚继光和张居正关系密切或多或少也有这方面的原因，他让家人给张居正馈赠礼物就见于张居正的书牍。他娶妾生子，却把他们隐藏起来，他泼悍的夫人对此一无所知。戚继光并不能完美地适配于传统的道德框架，在颂歌里我们可以忽略这些，不过在历史中，我们要直面它。
戚继光最后孤独地死去，其实自张居正去世的那一刻起，戚继光在历史舞台上的表演也快要结束了。在这个道德至上的国度，任何一点瑕疵都可能被大做文章，更何况是一个和张居正关系密切的武将呢？文官们自然不会放过他。戚继光，孤独的将领，可是孤独的又何止戚继光一人？武将们出生入死，保家卫国，还不如文官的笔杆子和嘴皮子管用。这是这个时代武将的悲哀，也是大明王朝的悲哀，因为在东北的白山黑水间，一个名叫努尔哈赤的人正在厉兵秣马，虎视眈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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