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里仁篇》的读书笔记
读完一本书以后，相信你心中会有不少感想，需要写一篇读书笔记好好地作记录了。你想知道读书笔记怎么写吗？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论语.里仁篇》的读书笔记，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论语.里仁篇》的读书笔记1
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
此章有“观过知仁”的意思。而这句话表面看来有歧义，但是其儒家的生命价值是肯定的，也是不变的。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仁”训为“人”；“党”为“类”。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人的过错分别归于不同的类别，所以，通过观察一个人的过错就可以了解一个人仁还是不仁了。再有一种的解释就是：人指君子。“过”指过错。结合“苟志于仁矣，无恶也”来理解，“人之过也”的人就是君子。君子可能犯过错，各有所不同，观察君子的过错，才能知道其为仁如何。此解较为妥当。以下几种解释可资参考：
孔安国曰：“小人不能为君子之行，非小人之过，当恕而勿责之。观过，使贤愚各当其所，则为仁矣。”
二程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类。君子常失于厚，小人常失于薄；君子过于爱，小人过于忍。”
尹焞曰：“于此观之，则人之仁不仁可知矣。”
后汉吴佑谓：“掾以亲故：受污辱之名，所谓观过知仁”是也。
朱熹按：“此亦但言人虽有过，犹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谓必俟其有过，而后贤否可知也。”
现在看来，仁与不仁是区别君子和小人的标准，然而，时过境迁，物似人非。人们的道德和法律也在不断变化，仁与不仁也不断呈现新的意义，君子小人也在以不同面貌显现。所以，因恪尽职守，理解偏差造成的失误，是君子之过；而故意知法犯法，穿凿附会，钻法律的空子则是小人之恶了。因此，我们不仅要观过知仁，还要观恶知非啊！
《论语.里仁篇》的读书笔记2
第十章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此章重点在于说君子所言所行、所作所为的标准就是一个义字。谁是君子？ 君子是孔子时代的士大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身份至少也是属于士了。可是在礼崩乐坏的那个时代，传统意义身份的君子真能按照君子之礼处事待人吗？不一定！所以身为君子，其处事标准就成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凸现出来！对于这个问题，孔子首先关注的是天下，“君子之于天下也”，也就是说，君子所作所为是关乎天下百姓的事情了。《说文解字》说：“适，之也”，是宋国、鲁国的话。清儒段玉裁曰：“往自发动言之，适自所到言之。”《尔雅》解释：“适，往也”。此外，适还有其他的意义，如嫁等意思。按照“无适也，无莫也”这个句式结构，“适”与“莫”相对，相反相成。“莫”作为副词是否定的意思，如：莫能得（《史记·魏公子列传》）、慎莫留（《玉台新咏·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莫能守（《墨子·公输》）。莫还可做名词、动词用，如羡慕等意思。尽管“适”和“莫”可以互文见义，然而由于词义的歧义性，在《论语》成书后这句话就有许多不同的解释了。而“比”字义变化不大，如比肩之比。更民间说法更为亲切，如：比一比，看一看，即是拿什么做标准比量的意思。
朱熹《集注》说：适，专主也。春秋传曰“吾谁适从”是也。莫，不肯也。比，从也。谢（谢良佐）氏曰：“适，可也。莫，不可也。无可无不可，苟无道以主之，不几于猖狂自恣乎？此佛老之学，所以自谓心无所住而能应变，而卒得罪于圣人也。圣人之学不然，于无可无不可之间，有义存焉。然则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
明儒蔡清沿用谢氏之说，说：“言君子于天下一切之事，初无必为之心，亦无必不为之心，顾义之所在。何如而惟义是从耳？如理果当为则为之，理果不当为则不为。义者，事理之所宜也。义果当行则行，其行也以义，非吾有心于行也。义果不当行则不行，其不行也亦以义，非吾有心于不行也。若有心于行则是适也，有心于不行则是莫也。此三句语势要相连说，言无此二者只有一义耳。无适无莫不是住语处。若无下一句，亦不成说话。无适无莫不必言先有云云。只是应事时节？事之理合。如何便依道理处之？吾一无容私耳。适是偏这一边，莫是偏那一边，义之与比。又不是两边都要有，看理在何边？理在这边便一向这边去，不复顾那边。理在那边，便一向那边去，不复頋这边。若从两边取，便是子莫之执中矣。此正所谓时中者也，此正是不任情而任理。比，从也。与比者，与义比也。谓只倚在义一边去，如倚靠之倚。义之与比，事事到面前都元自有一个义在，不用外面讨一个义来应他，但吾以心制之而已。
清代刘宝楠《正义》曰：此章贵义也。茫ㄊ剩，厚也。莫，薄也。比，亲也。言君子于天下之人，无择于富厚与穷薄者，但有义者则与相亲也。
其实，这个义只是知止后的一种符合礼制的关系，如君臣有义。而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在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时，也存在着一种义，这个义首先是人人自由平等，在国家法制面前人人应当具有的契约精神。其次，在遵守法律、维护社会正义的前提下，人与人相互应有的一种担当和信任。最后，义是一种人之为人的现实主体道德自觉的品质。
《论语.里仁篇》的读书笔记3
本章旨在孔子的礼让与治国关系的思想。意为如果能以礼让治国，有什么不能治理好的呢？如果不能以礼让治国，讲礼又有什么用呢？
孔子是春秋时代的没落贵族，去日久远，那个时代有没有标点符号，因此该句的句读在宋代的时候已经成为儒者争论的一个焦点了。所以，朱熹就说：“此章之旨诸家皆不能尽善。今详上句之说则范氏得之，下句之说则李氏得之。盖以礼之繁文末节，当世所尚，皆时人所易行者。至于辞让之心，则礼意之实，而人所惮为。故言能以礼让为国而先民，则其为国也不难。若不能以礼让为国而徒相与从事乎繁文末节之间，则亦无以为礼耳。至于句读之间，诸说亦多不同，往往多至让字为绝句，而以为国者属之下文，虽于上句为通，然施之下句则不通甚矣。要之，此但当为三句，而中句至国字为绝乃安耳。谢、杨、周说皆失之，谢氏上句犹可通，而下句以如礼何者为一身之礼，则无所据矣。且其上句之读与下句文势正相戾，又与诸说不同也。杨氏周氏以礼而让之说，则巧曲而支离矣。李氏之读恐亦未免此病也。”经过长期思考，朱熹在《集注》去繁就简，解释说：“让者，礼之实也。何有，言不难也。言有礼之实以为国，则何难之有？不然，则其礼文虽具亦且无如之何矣。而况于为国乎？”
明代大儒刘宗周在《论语学案》中说“天下之乱皆起于争，人情相争则不足；相让则有余。故先王制礼以教之。其间一进一退、一俯一仰，玉帛之交错、拜跪之趋承，大抵先人后已之意。人主躬行让徳以制礼之本。凡事皆深自抑损，视匹夫匹妇皆能胜。予不敢以崇髙自恃，由是而礼教行焉。百官让于朝，万民让于野，纪纲犁而风俗成，治国之所以易易也。舍让而言礼，其人主实有争心，一切制度文章不过为涂饰耳目之具，天下何所禀式？与人以为礼之无当于治也，而不知其畔礼已甚矣。盖春秋之末，礼文日盛，礼意已亡，人情渐趋于嚣争，遂流而为战国，故夫子有感而言之。”
综上所述，礼与让治国是儒家的政治诉求。不同的时代赋予了礼和让不同的意蕴。在孔子的时代，孔子赞成的是周礼，礼不仅是一种道德规范，还具有行政法、民法的性质，在社会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维护公序良俗、民事调解不可或缺的工具。三国时期民间还有“让礼一寸，得礼一尺”的谚语呢，就是今天民间仍然有“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的说法。什么是让呢？让首先是一种举手的.礼节仪式。郑玄注《仪礼·聘礼》“宾入门皇，升堂让”，“让谓举手平衡也。”在注《书·尧典》“允恭克让”时说：“推贤尚善曰让。”《国语·晋语》也有“让，推贤也”的说法。而《左传·襄公十三年》有语：“让者，礼之主也”。《礼记·曲礼》亦明：“退让以明礼”。就字义而言，《说文解字》曰：“让，相责让也”。《小尔雅》语：“诘责以辞谓之让”。《广雅》谓：“让，责也”。由此可见，让不是无原则的退让，让是礼让，是有原则的相让，一是见人的礼貌动作，如现代人见面握手等肢体语言，二是表示推贤尚善，礼敬贤达善人，三是因责而让，如当仁不让。总之，礼让是一种做事敬的原则，回归到孔子的本意就是人人礼让可修身，修身礼让可齐家，齐家礼让可治国。为什么要强调让呢？因为“让者，礼之主也。”遵礼、守礼不仅仅在于有礼的形式，更在于践行礼的精神，身体力行地践礼。
儒家的智慧在今天仍然有积极的作用，今天讲礼让就不是讲周代的礼，更不是讲历史上某朝某代某个国家的礼，而是讲我们自己的礼。我们这个既有文化传统的历史传承又有时代的意义，这个礼一方面是以法为礼，另一方面是以德为礼。遵法守德，维护公序良俗就是现代礼让的基本要义。以法为礼不仅在于依法做事，还在于遵守宪法为守一切法的依据，基于母法与部门法基础上的民约乡规、单位规章制度就是今天礼让的内涵。以德为礼就是尊重私德维护公德，既不以公德害私德，也不以私德侵占公德。坚守公德是每一个人的基本道德底线。
正如礼为繁文缛节一样，今天各种各样的法律条文、规章制度实在多得了不得，而且还在不断地制定出来更细更多条条框框来。然而，“有礼无让”可以吗？不可以。无论外在的法律条文有多少，关键还在于人自身法律信仰，无论是法律制定的者，还是执法者甚至是全体公民都需要对法律的信仰，法律信仰也是公民的基本素养。如此，现代的“让，礼之主也”才有意义。守法基础上的谦让、让贤、当仁不让才有实在性，难道还有什么比一个有着礼让核心价值为导向的社会对百姓生活更有意义吗？
《论语.里仁篇》的读书笔记4
第十五章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本章旨在讨论孔夫子的一贯之道。参是曾参，即曾子，论语中曾 皙（点）的儿子。按照本章语言情境理解，在场的有孔子、曾子以及门人，后人在解释门人时有两种主张，一种认为门人是孔子的门人，另一种主张则认为门人是曾子的学生。笔者认为前一种说法较合情理，因为曾子１６岁初为孔子弟子时，孔子已经６２岁了，曾子从学于孔子总共也就１１年。《韩非子·显学》篇说孔子死，儒分为八。孔子死时，曾子才２７岁，按照此说，在孔子去世前曾子还没有开门立教，如果那时他已经开门立教，则与韩非子所言相矛盾。因此，吾道一以贯之章所言之门人应该是孔子的门人。如果按照师傅传道于首座弟子或者先进门弟子，先进门弟子再传于后进门弟子教习模式，先进门弟子与后进门弟子为师兄关系，最多也就是代师授业而已，曾子的父亲曾点就是孔子的学生，可见，曾子不是孔子的首座弟子或者先进弟子。那曾点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时，相对于后进门的弟子而言，他的身份就可能是先进门的弟子，他可以向后进门者解释夫子之道，这是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是曾子刚进孔门不久，夫子对他说夫子有自己的一贯准则，其他的师兄弟问曾子是否懂得夫子的意思呢？曾子说懂得，这个一贯之道就是忠恕吧。
通过以上分析，本章核心意思有两层，一是孔子告诉曾参孔子之道是一贯的；另一层是曾子认为孔子之道就是忠恕之道；由此可以推断孔子之道不一定就是曾子之道，曾子所理解的忠恕之道只是对孔子之道的一种解释，不能完全代表孔子的本意。
综上所述，孔子对曾参说他的道是一贯的、前后一致的，是没有矛盾的。曾子说是的，孔子走出后，同门师兄问曾参老师说的是什么意思，曾子说孔子的道就是忠恕两个字。忠是中心，中在心上，不偏不倚心怀正义就是忠；恕是如心，德者得也，得其本心，一心一意就是恕，也就是不苛求于人，而在于主体自身内在的道德需要，从自己的德行出发宽恕他者即是恕。忠恕合起来说就是心怀正义，宽恕他者。曾子的理解可以解读为此，实际上，心怀正义、宽恕他者也就是仁吧。这可以说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价值所在。看看古代儒者的解读，是否可以印证我们的认识呢？
唐代韩愈、李翱之《论语笔解》曰：“韩曰：‘说者谓忠与恕一贯、无偏执也’；李曰：‘参也鲁，是其忠焉。参至孝，是其恕也。仲尼尝言忠必恕，恕必忠，阙一不可。故曾子闻道一以贯之，便晓忠恕而已’。”
宋代钱时《融堂四书管见·卷二》曰：“参乎者，呼曾子名而语之也。贯，通也。唯者，黙喻而深领之辞。门人者，曾子之门人也”。又谓：“这个不是事事物物上斗合得来。会得后，自然光明洞彻，无所不通，本一贯也。非贯之而后一也。夫子以一贯语曾子，直是指得清切。曾子以忠恕答门人，直是断得清切。不清切，后一‘唯’字如何撰得出？后学不悟本一之旨，直向事物上逐项寻讨，安得曾子者而论忠恕哉？”。他在卷十三又云：“忠恕即道也。于此用力则去道不远，指初学者求道之方而言也。非谓别是一物也。苟忠恕矣，何违之可言哉？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即所以用力于忠恕者。”
宋代朱熹与周公谨的一段对话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孔夫子的一贯之道。周公谨问：“在内为忠，在外为恕，忠即体，恕即用”。曰：“忠恕是如此。夫子曰‘吾道一以贯之’。何故曾子曰‘忠恕而已矣’？”曰：“是曾子晓得一贯之道，故以忠恕名之。”先生曰：“且去一贯上看忠恕，公是以忠恕解一贯。”曰：“一贯只是一理，其体在心。事父即为孝，事君即为敬，交朋友即为信此。只是一贯。”曰：“大概亦是，公更去子细玩味，治国、平天下有许多条目。夫子何故只说‘吾道一以贯之’？”公谨次日复问：“‘吾道一以贯之’，圣人之道见于日用之间，精粗小大，千条万目，未始能同，然其通贯则一。如一气之周乎天地之间，万物散殊虽或不同，而未始离乎气之一。”曰：“别又看得甚意思出。”曰：“夫子之告曾子，直是见他晓得，所以告他。”曰：“是也。所以告曾子时无他，只缘他晓得千条万目。他人连个千条万目尚自晓不得，如何识得一贯？如穿钱，一条索穿得，方可谓之一贯。如君之于仁，臣之于忠，父之于慈，子之于孝，朋友之于信，皆不离于此。”问：“门人是夫子之门人否？”曰：“是也。夫子说一贯时未有忠恕，及曾子说忠恕时未有体用，是后人推出来。忠恕是大本，达道所以为一贯。”公谨复问：“莫是曾子守约，故能如此？”曰：“不然，却是曾子件件曾做来，所以知。若不曾躬行践履，如何识得？”公谨复问：“是他用心于内，所以如此？”曰：“只是朴实头去做了。夫子告人不是见他不曾识，所以告他。曾子只是曾经历得多，所以告他；子贡是识得多，所以告他。忠如瓶中之水，恕如瓶中泻在盏中之水。忠是洞然明白，无有不尽。恕是知得，为君推其仁以待下，为臣推其敬以事君（泳）。”
刘宗周在《论语学案》卷二说“一贯之道即天地之道，非圣人所得而私也。圣人自任以为吾道者，圣人从自己心上看出此道，满盘流露，一实万分。盈天地间万事万物，各有条理。而其血脉贯通处，浑无内外，人已感应之迹，亦无精粗大小之殊，所谓一以贯之也。一本无体，就至不一中会得无二无杂之体。从此手提线索，一一贯通，才有壅于便与消融。才有偏枯便与圆满。时时澄彻，处处流行，直将天地万物之理打合一处，亦更无以我合彼之劳，方是圣学分量，此孔门求仁之旨也。求仁之旨，忠恕之说也。假令曾子未‘唯’，更作何谓之问，则夫子必以忠恕答之，而谓曾子浅言之，以解门人之惑者，谬也。何也？天下无心外之道，圣人无心外之学也。此心本一实万分，无有内外。人已感应之迹，亦无精粗大小之殊。所谓‘忠恕也’，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是一贯，真头面又以忠为一，恕为贯者，亦谬也。盖曾子于圣人之道，以身体之而实有得焉。一‘唯’之下，得心应手，将圣人无限幽深、宏胜、不可思议妙道，只作布帛、菽粟承当。在所谓善？师门之藴也。一贯之宗，本之大《易》。其曰：‘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因而为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千变万化无穷而复于太极。周子《太极图说》更？其藴，此天地人至妙之理。然不必作一贯解，说是一贯反属安排，此盖圣人就自己心上言。心无死地则曰贯，无所不贯则曰一以贯之，非以一贯万也。一以贯之便还他天地自然本色，故曰‘天地无心而成化，圣人有心而无为’。曾子平日只在忠恕上做工夫，未有冥心合道之妙，故夫子就忠恕上指出道体。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者，忠恕是也。曾子一闻此言，如寐者得呼而醒，见得平日所用忠恕之功只在有思、有为上凑泊，一旦显在无尽藏如此渊渊浩浩，不觉心力俱堕，一切语言无可承当，直曰‘唯’而已。一‘唯’之下正好用工夫，便不必改头换面。要之，‘唯’后之忠恕，不是‘唯’前之忠恕矣。必以忠恕解一贯者，自门人分上，固下学之津梁，自圣人分上，亦上达之照影也。曾子质鲁，其为学也守约，一心一路一力作进步，便得水穷山尽，别有天地非人间，依旧是自家里住。曾子以忠恕解一贯，若未达则有《大学》一书在，可为深切着，明矣”。
由唐至明，韩愈、李翱有开启宋学之功，《论语笔解》是耶。韩、李稍加发挥，以“由忠而恕、缺一不可”解一贯之道。至宋代时，陆氏心学传人钱时发挥做人为学先立其大的学术立场，发挥微言大义不同意朱熹的观点，认为门人即曾子之门人，而且强调主体自身的价值，忠恕即是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个体内在的贯通才是道，非外在一件一件地求理贯通后才能明白一贯之道。比陆九渊年长的朱熹却主张以“一理万殊”的理一分殊的道学思想解释一贯之道，认为曾子在知道一条条、一目目具体事物的道理才豁然贯通，以忠恕为做人之大本，通达事事物物本然存在的道理，即知一贯之道。而明代刘宗周继承前贤理论，发挥陆王心学之旨，认为一贯之道就是天地之道，就是良知，就是仁道，在忠恕上做功夫即可体悟天地万物一贯之道——仁道。可见，无论儒家内部如何争论，儒学一贯之道就是人希贤、贤希圣、圣希天的成人之道，所以儒学也就是人学，也就是做人的学问。无论是追求外在物质需要，还是追求内在的精神需要，前提仍然是做一个表里如一，人生立场坚定，价值鲜明的仁人，这才够得上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条件的。因此，无论是用仁、还是用忠恕或者理来解释孔子的一贯之道，其核心还是在于人之为人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同时我们也可以看见后世儒家对孔子思想的崇敬以及升华。今天如果我们回归到历史的本来性来解释孔子的思想，破去孔子思想的神圣性的遮蔽时，孔子的思想便获得了新的生命，其对我们今天如何做一个符合社会发展的现代公民仍然有指导意义。没有那一种文化的传承是一成不变的，也没有那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没有生命的延续性的，把孔子的思想格式化、僵死地定义化了都是不科学的，也是不理智的，更非历史的、哲学的实事求是地对待自己文化的合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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