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尚定《走向盛唐》有感

读尚定《走向盛唐》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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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向盛唐》是尚定先生的博士论文，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在看完《魏晋南北朝史话》后，我先拜读了这部作品。《走向盛唐》主要讲的是盛唐诗风形成的渊源，所以重要的是盛唐时代风气怎么与魏晋南北朝遗风结合，在它的基础上发展创新，最终形成辉煌的盛唐诗歌气象，我看后主要将其归结为三个阶段：

　　受“关陇文化”影响程度的逐渐减弱。所谓“关陇文化”是北方文化系统中以鲜卑文化为主体，同时具有胡汉杂陈结构的典型特征的一支。其源头主要有两支：即以鲜卑族为主体的异族文化，另一支是关陇地区保存的秦汉魏晋以来的汉文化。但其实在关陇文化形成期，南方文化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关于这几个源头问题，在读《魏晋南北朝史话》时有所了解。鲜卑族在西晋灭亡后，北方的十六国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鲜卑的慕容氏、宇文氏、拓跋氏都曾建立政权，所以他们虽受到汉文化的影响，但他们本民族的文化也深深影响了北方的士人，而这种以鲜卑文化为主的异族文化是一种典型的游牧文化。而关于关陇地区保存的秦汉魏晋以来的汉文化，则要感恩于张轨建立的前秦政权。正如陈寅恪在《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万绳楠整理）所讲的从“地域”与“家世”上考察，即公立学校的沦废，学术中心移于家族。张氏统治凉州半个世纪，此间政局平稳，为汉文化保存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而且此后，北魏平凉州，凉州士人很大一部分进入北魏统治集团，对汉文化传播的意义不言而喻。而中原士大夫贬南方文化为非正统，又歧视北方异族文化，他们也基本保持魏晋汉文化传统，这与北方异族文化尤其是孝文帝东迁洛阳后的异族文化有大致相同的价值取向，因此中原士大夫也从这个意义上加入关陇文化的建设。由此可见“关陇文化”的一大部分是秦汉魏晋以来的汉文化。而关于南方文化对其的影响则要归为北迁或北逃的南渡士族带来的，如王肃的北奔。在这些因素都具备后，由于北周宇文泰的“关中本位政策”的实施，是这三部分合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模式。而唐初的统治者依赖关陇集团的势力夺取了政权，所以在意识形态诸方面与关陇文化一脉相承，也造成了贞观诗风的北方化倾向。即一种质朴实用的学风和慷慨悲凉的诗风，以唐太宗为首以及其下的群臣诗歌创作的主题基本是述怀言志就是证明。到贞观后期，从科举试对于文采的强调，以及太宗与群臣之间的唱和，虽显出追求语言技巧的势头，但他们的创作，并没有远离贞观诗风的主流，更没有堕入浮艳。

　　而诗风发生显著变化在龙朔前后，即文学史上所称的“龙朔文场变体”，以上官仪、李义府和许敬宗为代表。杨炯曾用这样一段话来概括“龙朔文章变体”的特征：“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狥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之所以这种诗风会兴起，是由于科举制度的变革，即进士科的抬高和明经科的压制（因为明经科带有明显的北朝文化特征，即带有“关陇文化”的烙印，其对儒学的偏重就是对汉魏及南朝前期文化的继承）。而这由于武则天集团对抗“关陇集团”密切相关。科举制度的变革的实质就是用人制度的变革，武则天要取代关陇集团就必须有一套新的用人制度；同时武则天要想彻底取代这一政治集团，也必须要实行文化上的变革，进士科的兴起以及随之而来的文化意识形态的变化，就是武则天压制关陇文化的一种手段。其后，在明经科、进士试中加入《道德经》，抬高老子的做法，也是冲淡科举试中儒学的一统地位，以及对文辞的强调也是武则天淡化科举考试的经学色彩，种种都是对重魏晋以来汉文化重视的“关陇文化”的压制。而这种变化也直接引发了《文选》成为一门显学，即“选学”。（因在此之前，唐初的五十年的诗赋观念更接近于“事类”；而此以后，诗赋观念更接近于辞章。则天以后，诗赋与辞章、事类的关系发生变化，实际上是一种文学观念的变化。）从武则天执政以后关陇势力与文化逐渐衰落。

　　受“四杰”的文学品格及文学观念的影响。上官仪的“六对”、“八对”，对初唐以来显示出北方化的“贞观诗风”矫枉过正，导致了后来诗歌的诸多问题。如闻一多先生所言“几乎有危害到诗歌生命的可能，于是因察觉了险象而愤激的少年‘四杰’，便不得不大声急呼，抢上来施以针砭了。”“四杰”这个诗人群体的艺术素养主要表现于博学，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宏博的文学主张，而这种艺术素养主要来源于“古文雅训”与“选学”。针对“上官体”的“绮碎”之弊，四杰变革诗风，力求做到“雕而不碎”。“四杰”所处的时代的文化气氛是独特的，这个过渡时代，士人可以恃才仕进，但同时有更多的士人有才而不得进，四杰就在这种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中铸成了“浮躁浅露”的人格，由此可以解释四杰的人格理想和价值观念。在这种矛盾的痛苦以及“宦游”生活中对“感物”的切身体验，以及当时佛道思想的影响，形成了他们的诗风倾向。四杰继承南朝诗风从“选体”入手，便意味着主要继承的是南朝前期的诗歌艺术，王勃诗广泛吸收谢朓、沈约，使五律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而由于艺术素养与艺术追求的不同，卢照邻和骆宾王则承担起了完善七言歌行体的任务，并最终使七言歌行走上蔚为大观的时代。七言的兴起，是因为当时诗歌除了抒情以外，还应当有更完备的功能这一艺术发展的趋势所致，随着“诗歌赋化”现象的出现（诗，抒情言志；赋，赋事见态。）七言抒情结构得以调整，在卢骆的手里走向兴盛。至此，走向盛唐气象的诗歌有了完备的体例。

　　受“风骨”与“声律”演进的影响。初唐文士的诗歌理想，其基本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用健康高远的诗美品格取代六朝后期尤其是梁陈诗风的柔媚格调；另一方面，完善诗的美感形式，主要是诗的韵律，完成由古体向近体的转变。而陈子昂则担负起了前一方面的重担，从“兴寄”与“风骨”出发，重建了诗美理想。“兴寄”由“正始之音”而起，“风骨”指“汉魏风骨”，他对诗歌艺术提出了积极的要求，就是是个应该有健康的情态，飞动的气势，要有一种盛世的格调。正是陈子昂以士人的敏感感受到大唐盛世的隆隆足音，才是“风骨”说提出的现实原因。其次就是沈佺期和宋之问将中古诗歌律变彻底完成，他俩也是近体诗完成的标志。他们在继承齐梁文士声律论的基础上，从理论到实践两个方面将声律纳入诗的审美法则，完善近体诗的美感形式。至此诗歌正式有了走向盛唐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