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

时间：2023-02-16 15:16:18 调研报告我要投稿

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

　　随着个人的素质不断提高，越来越多人会去使用报告，报告成为了一种新兴产业。那么什么样的报告才是有效的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

　　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篇1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部分外向型企业，特别是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一些外向型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大批工人被裁，致使农民工返乡。作为劳务输出大县的泗水县，是否受其影响出现大批农民工返乡现象，引起了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为此，我们组织部分政协委员，在职能部门的配合下，对全县农民工外出务工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农民工基本情况

　　我县共有44万农业人口，劳动力总数为24万余人。据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统计数据显示：全县共有外出农民工16.7万余人，分布在全县591个村中的62000余户家庭。其中大中型城市务工人员13.7万余人，主要分布在天津、北京、青岛、烟台、济南等地区，少数在上海、广州等珠江三角和长江三角地区，从事机械加工，服装、建筑、制鞋、玩具加工，餐饮服务业等。出国务工人员3100余人，主要分布在日本、新加坡、韩国及中东和非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主要从事有机械制造、电子、水产、建筑、农业等。市内县内就近就业2.7万余人。

　　春节期间，因受金融危机及其它影响，我县大量农民工返乡，原因是企业停产、半停产，企业提前放年假，也有个人原因提前返乡，回家过节等。春节之后农民工陆续外出，至二月中旬，没有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人数5234人，包括在国外打工非正常返乡的200多人。

　　调查结果显示，我县没有出现大批农民工返乡，没活干的现象，农民工做到了有序就业。原因如下：

　　（一）争取主动，及时输出一批。面对企业减员，农民工就业形势严峻的实际，我县劳务输出部门超前做工作，春节前就与劳务输入地区联系，与外省市的86个用工单位洽谈，争取到4.5万个用工岗位。并及时向社会公布用工信息，畅通农民工就业信息渠道，春节后，返乡农民工及时外出，重新走上就业岗位。

　　（二）诚信敬业，原单位保留一批。泗水农民工吃苦耐劳，爱岗敬业，深受用工单位的赞誉，部分农民工打工时间长，已成为企业管理人才和技术人员，得到企业的信任。有的企业减员，但技术骨干及管理人员仍得到留用。另外，泗水的农民工很讲信誉，愿与企业一起共渡难关。面对企业降低工资，工资降低幅度在200—400元，仍愿意在企业打工，如苗馆镇李家坡村农民工徐家臣，在维坊海花集团打工，工资由1800元降到1300元，本人春节后又返回原单位继续打工，类似这种情况的农民工人数占60%。

　　（三）挖掘潜力，本地安置一批。依托本地用工企业，如华金集团，柘沟石材加工，圣水峪乡花生米加工、黄沟乡玩具加工等企业安臵一批。特别是花生米加工厂、玩具加工厂等劳动密集型企业，提供了低门槛、灵活多样的就业机会，雇佣三、四十岁，甚至五十岁以上的农民就业，既可在工厂集中生产，也可在家里生产，为农民提供就业岗位。

　　（四）回乡创业，带动安置一批。调查中了解到部分外出务工者，利用自己多年在外打工学到的技术、管理知识和积攒的资金，回乡创业，在家搞种植业、养植业、或办企业。如圣水峪乡小河村，往年外出农民工中有30人今年在家发展生态农业，建成了大拱棚，种植蔬菜，预计年收入可达万元以上。泗张镇小山村司光元投资十几万元，进行木材加工，还安臵10余人就业，目前，返乡创业者达3000余人。

　　二、农民工的愿望与要求

　　调查中了解到，没有外出务工的农民工5234人，其原因是一部分人因年龄偏大不愿外出；个别青年回家盖房结婚，短期内不准备外出；另有一部分因季节性工作，如在日照盐厂晒盐，或从事建筑业等，暂时没外出务工；还有一部分打算在家乡办企业，还没有寻到合适的商机。通过与这部分人座谈，了解到他们的一些想法和愿望。希望通过劳动培训，学到技术，在寻找工作中处于优势，有培训要求的人员占40%以上。回乡创业的面临资金不足，比如搞养殖、种植业，或加工业，希望在资金方面提供方便，并在税费、用地等方面得到优惠政策的扶持。

　　三、对策及建议

　　（一）开展用工宣传，确保本县企业用工。近年来，我县招商引资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一些企业陆续落户泗水。去年以来新建和在建的企业，今年将陆续建成投产，经对企业用工情况调查了解到，下半年县内企业有17400个就业岗位，我县现有人员远远不能满足企业的.用工需要，为及时解决本县企业用工问题，建议劳动部门加强与企业联系，了解用工情况，及时向社会公布用工信息，协助企业招聘员工，并对用工人员进行培训，为企业正常运转提供人力资源。

　　（二）组织培训，提高农民工就业技能。加强对农民工的技术培训，由劳动保障局牵头，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充分利用就业培训中心、高级职业中学、技校等培训基地等资源，对本县企业所需人员进行岗前技能培训。同时争取上级失业培训补贴资金及失业保险金，认真实施农民工职业技术培训、阳光工程、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程。免费为农民工进行专业技能、法律法规、维权、种养殖业、建筑业、餐饮业、营销业等技能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就业能力。

　　（三）加强引导，规范境外劳务输出。对出国务工人员加强引导，慎重选择出国，引导出国务工人员在办理出国手续时，应通过正规中介机构，保证外派劳务合法，避免劳务输出纠纷，促进境外劳务输出健康发展。

　　（四）制定优惠政策，支持农民工创业。一是实施“绿卡”制度。为回乡创业的投资者提供“一个窗口受理，一站式办结”的高效服务，为企业发展提供“保姆式”服务。二是税费减免。制定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税收减免政策，或实用招商引资新建企业政策，支持农民工创业。三是用地优惠。政府向返乡创业者提供土地使用优惠政策，对土地使用给予资金补贴。四是资金扶持，帮助农民工创业者申请贴息贷款及小额贷款，争取农业项目补贴。

　　（五）典型示范带动，推动农民工创业。举办创业人员经验交流座谈会，推广农民工创业典型。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如苗馆镇马家井村孟庆友，在日本打工三年返乡后，投资200多万元，建成奶牛养殖厂，养奶牛50多头，年收入14.4万元。黄沟乡村民张秀玲，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带动更多农民就业。张秀玲在青岛玩具厂打工4年，回乡创办了大黄沟村、东义村和南义黄引集村3处玩具加工厂，安排200多名农民就业。返乡农民工创业，是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他们不仅带回了新技术和观念，还拓展了农村经济发展的空间和方式，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篇2

　　调查背景：近年来，大量的农民工从乡村来到城市，在城市开始了寻梦之旅。

　　梦总是美丽的，现实总是残酷的，他们为城市注入了活力，为社会付出了廉价的劳动力创造了大量的财富，然而在陌生的大城市仍然处于“边缘”状态。他们干的是工人的活，身份却还是农民，他们很难融入城市生活，在城市里的生活状态不容乐观。

　　调查目标：借着这次跟着老师做调研的机会，对农民工的生存状况进行了深入调查，进一步了解农民工在城市中为何生存如此困难。

　　调查时间：20xx年8月1日-4日

　　调查对象：农民工的生存现状

　　调查方式：走访、交谈、问卷、查看新闻、报纸调查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小月河及周边农民工聚集地

　　近年来，随着北京市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农民工涌向北京，他们干的是城市人不愿干的最脏、最重、最险的活儿，他们为社会奉献了自己的青春。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权益以及很多方面仍然让人堪忧，他们的生活现状牵动大多数人的心。海淀区小月河及周边是农民工的聚集地，在这次调查中，我们深入了解进城务工者们的现状，与农民工们交谈了解他们的一些基本情况，深入他们工作生活的地方感受他们的现状。现状将此次调查的结果报道如下：

　　一、个人基本情况

　　目前，北京市大约有400万进城务工的人员，他们为北京经济的持续发展发挥着他们这一特殊群体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群经济发展的生力军来源地广泛，涉及30多个省、自治区，但主要集中来自于河北、河南、安徽、山东、四川等农业大省。从年龄结构上看，主要是15到49岁之间的青壮年劳动力，他们选择那些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工作环境差、北京本地人不愿干的工作岗位;这群农民工主要以男性劳力为主，并且大部分是具有初中学历的人，这样才可以较为适应北京工作的需要。他们名下的耕地由家里亲戚经营的所占的比重相当大。对于出来打工的目的，年轻的农民工比较倾向于来大城市见见世面开开眼睛，换个环境发展自己;中年的农民工则会毫不犹豫地说是为了挣钱，为了养家。

　　他们大多数并没有要长期留在城市的打算，并且认为限制他们留在城市的主要因素是没有归属感或没有户口，他们觉得出来赚钱只是暂时的，最终还是要回到农村去的，觉得能留在城市好好生活那是想都不敢想的一件事儿。因为政府为了首先保障北京当地人的利益而缺乏公正的对待外地人尤其是农民工，最典型的或许就是北京的户口政策了。因为这种严谨的政策，导致很多外来人口几乎不可能获得北京户口，这样，即使常住在北京一辈子，也不被认为是北京人，更得不到因为有户口而有的政策优势，譬如获得社会福利，保险，教育，就业等。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不公正。当然，从政府管理的角度看，为了控制北京当地人口，有必要加大对户口政策的管理，否则会导致北京人口的剧增。可是，政府却不能仅仅依靠户口的有无而施行两种甚至几种不同的政策，对外来人口在各方面生活上施加限制，实际上这是一种自私的作为，只让那些农民工创造出巨大的经济效益却不让他们享受发展的成果，将果实全部保留在自己的囊中，这难道不是一种自私吗?

　　二、就业特征

　　在北京的农民工在从事着建筑和服务等诸行业，因而在小月河小吃街及建材一条街上极少能看到本地人，大多数都是外来进城务工人员，所处的工作岗位大多都是无技术的工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体力劳动者，也有一部分是做些小本买卖，比如街边移动小吃摊、水果摊、地摊。在我们所调查的小月河及周围的地摊主中，我们发现，摆地摊的农民工还会有另一群竞争者。有很大一部分是毕业了的大学生，他们白天有着一份正当的工作，因为他们的工作收入不足以使其在北京过上好日子，夜晚就出来摆地摊。所在的工作单位性质基本上都是个体工商户，极少看到有农民工进入政府部门以及国有企业等社会福利较好的行业。这也与他们比较集中出事的行业为服务业及建筑业有关。他们平均每天工作时间有10小时左右，大多都是不固定的，会根据各种实际情况进行变化的。平均每个月休息的天数在2天左右，有很大一部分是没有一整天的休息时间的。究其原因主要是某些私营、个体业主追求高产量，高效率，而农民工也为了挣更多钱主动拖长工作时间。

　　在找工作方面，他们获得工作的途径有90%是通过朋友亲属介绍来的，基本上采取的模式是，有个熟人在这里干了觉得还可以就介绍亲戚朋友们也来这里工作。

　　在工资收入方面，变动幅度还是非常大的，从八百到四五千不等。在与他们的交谈中发现，他们基本不了解20xx年北京市的最低工资标准是1160元。北京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在1200到1300左右，这种收入水平虽然相当于全国农民人均收入的四倍，可是，在北京这种高消费的城市里，这种收入水平或许只能满足温饱略有结余罢了，生活水平并不能比其他地方的民工高多少。我国的基尼系数排名世界前十，已经超过了0.5，说明我国的收入差距已经达到悬殊阶段。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特别是在北京这种大城市，上层人士与这些下层民工收入差距更是触目惊心。除此之外，北京目前还存在着诸多拖欠甚至不发给农民工工资的现象，这虽然是多方面的原因(包括民工本身维权意识、合同意识不强等)造成的，但多数还是强势集团对弱势群体的欺压，是包括政府在内的组织不能充分保证民工利益的体现。当然，现在这种情况由于政府等机构的努力已不是那么泛滥，但仍不时有冒出北京民工为要回工资而遭遇拒绝和报复的新闻。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应该尽最大努力杜绝而不是减少这种不公正的现象，充分体现文明城市的公正、文明，这当然需要社会各方面的长期共同努力，但最起码现在北京人应该尊重民工、善待民工、从态度上端正起来。

　　除了工资之外，他们找工作最为关注的问题大多集中在能否提供食宿等生活条件，毕竟要在北京自己租房生活的开销还是非常大的，但是工作单位所给他们提供的生活条件基本上只是属于能基本满足的水平，但他们也并没有过多的抱怨。

　　农民工所在的工作单位基本上没有为他们提供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等基本保障。他们也不舍得自己办理保险。若他们不来北京打工，留在当地的话，大多数都是从事农业生产方面，不仅辛苦并且一年到头也留不下多少钱，觉得挣得的钱并没有在北京辛苦打工的多。他们从事的行业并不需要太多复杂的技能，因而在上岗之前只是作一些简单的介绍就能直接工作了，很少有全面的培训，不过他们还是挺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培训的，这样对于他们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提供了机会。

　　在业余活动方面，他们的休息时间并不是非常规律与充足，通常都是在家休息，限于看电视、睡觉等，并没有太多丰富的业余活动。一方面，他们本身的总体文化水平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低于当地人，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文化生活;另一方面，他们亦可能觉得自己除了工作没有什么时间去参见其他的休闲活动，也有的“难以融入北京当地的生活”。这其实也是有情可原的，前一种情况难以在短期内得以改变，后一种情况也符合农民工的切实心理：我们是赚钱来的，不是玩的。可是同样，这种情况也会造成不利的影响。他们的生活单调、简单、压抑，缺乏多样性，可能会造成某种不利于社会稳定的情况。农民工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文化财富的创造者和文化财富的创造者。农民工的文化权益应该得到全社会的关注。政府多搞一些针对农民工的活动，鼓励他们参与丰富多彩的生活，也会填补他们在其他方面缺失的真空。他们平时交往的对象主要是同事和工友以及老乡，社会交往范围还是属于比较窄小的。

　　三、流动行为

　　进京的农民工基本上都有过在家务农的经历，因为在家种地既辛苦也挣不到多少钱，根本不足以养家以及供孩子上学，很多都是不得不出来打工的。也有部分农民工有着在其他城市务工的经历，只要有合适的工作，赚得比原来多，他们还是愿意变换工作地点的。变换工作地点的主要途径为亲属朋友介绍，变换决策主要还是由自己做出。在行业的变换也大多集中在销售、餐饮之类比较容易上手的服务业上，即使要变换工作，也优先现在原来从事的工作领域，毕竟是熟悉的有经验的。

　　四、子女受教育问题

　　据了解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问题是一个很让他们头疼的问题。在调查中发现，有四成农民家庭的孩子成为留守儿童，他们在乡村小学上学，平时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由于家里老人缺乏科学知识，缺乏法律知识以及教育现代孩子的正确方法，这堆孩子们的成长都是非常不利的，很多留守儿童的性格变得越来越孤僻，不能拥有正确的.价值观和法律意识，有部分人甚至走上犯法的道路。然而被接入城市的农民工子女在城市里上学需缴纳高额费用，这对于农民工来说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负担。

　　五、生活支出

　　在这次调查中我们将日常的支出分成这样几大部分，分别是：食品、衣服、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通讯费用(包括交通和电话、上网费用)、娱乐文教用品及服务费用、住房费用(包括水、电、燃气等)。

　　在这其中，用于食品的比例还是占据着绝大部分的，平均占到百分之五十。根据恩格尔系数反应国民生活质量，我们可以知道，食品支出比重越小生活质量越高，所以农民工的生活质量还是有待提高的。

　　在衣服方面的支出与年龄及性别还是有非常大的联系的，其中，年轻女性的衣服支出最多，平均每个季度都会给自己添置一俩套新衣裳，她们买衣服的地点大多是在地摊或是去动物园等较便宜实惠的地方，极少会去逛商场。年纪大的男性衣服支出最少，基本不买衣服，穿旧衣服只要不破不烂就行了。

　　在全年医疗保健支出方面，他们的情况是只要能撑则撑，实在不行才去买药，三分之二不上正规医院看病。其原因有：正轨医院费用太高。错误!未找到引用源。他们没有习惯上正规医院就医。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没有钱，为了节约。因而在医疗保健支出方面还是比较少的，平均占到百分之五。

　　在交通通讯费用方面，他们很少出远门，一般都是来回于工作与住所，一般住的地方都在工作的地方或者距离很近，因而交通方面的支出是相当少的，出门坐公交，极少会打的。手机现在是普遍都有的，每个月的平均话费支出在三十块左右，一般都是与家里人联系。农民工基本上是自己没有电脑的，上网一般都是通过手机或者去网吧，他们上网最经常做的事是聊QQ，打麻将或斗地主等，甚至有些农民工把上网等同于上网聊天。总的来说，上网的支出还是比较少的，平均一个月十五块钱。

　　在住房方面，很大一部分是单位包住的，若不包住，则是租住一些出租屋，价位在一个月二百到三百左右，与他人合租，条件比较简陋。在设备用品以及服务、娱乐文教用品及服务这两方面的支出是非常少的，很多几乎为零。这也反映了他们的业余生活还是非常单调的。他们挣到的钱有很多部分都是留着寄回家给家里的老小提供必要的支出费用，在调查中同时也发现，有一部分农民工挣的钱不够自己花还在用着家里的钱，这种情况多出在年轻女性。

　　六、一些建议

　　农民工进入城市是不可逆转的洪流，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政府只能采取措施对他们进一步培训，规范建设更有利于他们生存的环境，使其尽快在城市里落脚，让他们与城市居民和谐共处才能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和精神文明财富，才能更好地描绘未来城市的蓝图。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农民工这个重要而可爱的群体吧!以下是一些建议：错误!未找到引用源。大力发展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根据企业用工需求和农村劳动力培训意愿，大力开展多种门类、多种形式的培训，增强农民工外出适应能力、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完善农民工就业信息服务。加强输出地与输入地劳务对接，健全城乡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多渠道为农民工提供就业信息。输出地要为准备外出就业的农民工免费提供政策咨询和准确、及时的务工信息：输入地要完善用工信息发布机制，所有职业介绍机构向农民工免费开放。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引导农民就地就近转移就业。积极发展小城镇、县城经济，大力发展农村“水电路气房”;大规模开展农田水利和标准农田建设，增加农民的就业机会;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农产品加工业、第三产业，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农民工就业提供更多就业岗位。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农民工返乡创业，不仅解决自己的问题，还增加新的就业机会，是今后农村新的增长点。要在财政、税收、信贷、土地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积极引导返乡农民工参与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发展规模种养业，创办工商企业，以创业带动就业。

　　当然，我们看到，目前北京政府已经付出很大努力来管理、改善农民工的生活了，这和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是分不开的。可是，仍然有很多的问题亟待解决。这依赖于包括政府在内的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积极帮助，让农民工能够更好的适应这个社会，更好的生活。

　　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篇3

　　摘要：《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实施1年以来,农民工的状况得到有效的改善,特别是工资收入有了明显的提高,月均工资比20xx年增加625元,拖欠问题有所缓解,政府给农民工提供的服务有所加强。但是农民工收入低、处境困难等基本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尤其是农民工比较强烈的市民化愿望也远远没有实现。所以必须在进一步落实各项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的同时,还需要进行制度创新,加大相关投入,逐步消除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障碍和资金困难,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

　　关键词：农民工;市民化;最新情况;调查报告

　　农民工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与农村人口非农化没有同步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1]。根据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2]的估算,20xx年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数量为1.2亿,加上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工,全国农民工总数大约为2亿多人,成为仅次于农民而多于城市工人的第二大劳动力群体。尽管农民工群体为城市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一直受到不合理的待遇,存在各种问题,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弱势群体”。为了解决农民工问题,政府在近几年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规定、方针政策,设立了维护农民工权益和改善农民工生存状况的组织和机构,加强了对农民工问题的治理。20xx年3月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国务院意见》),这是国务院首份关于农民工问题的综合性文件。《国务院意见》将解决农民工问题提升到“事关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任务”的高度,明确了做好农民工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比较全面地提出了解决农民工诸问题的思路、任务和具体措施。一年来,《国务院意见》的实施效果如何?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发生了哪些变化?产生这些变化的原因是什么?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怎样进一步解决这些问题?带着这些问题,20xx年2~3月,武汉大学农民工问题研究课题组在武汉、广州、深圳、东莞和湖北省、河南省等部分农村进行了一次农民工最新情况的调查。调查共发放问卷1 000份,收回问卷812份,有效问卷765份,接受调查的农民工的就业地分布在19个省市、输出地分布在28个省市,涉及农民工的各种问题81个。以期通过调查获得的数据与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的调查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以及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20xx年的调查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及其变化,以及导致这些变化的原因,对《国务院意见》的实施效果做出评价,并提出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和政策建议。

　　1 农民工群体的基本状况及其变化

　　1.1 农民工的平均年龄略有增加,仍以青壮年为主

　　在763个样本中,平均年龄为33岁,其中16~25岁的占28.8%,26~30岁的占12.3%,31~40岁的占31.4%,41岁以上的占27.5%。与20xx年相比[2],农民工的平均年龄提高了4岁,30岁以下的农民工比重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而40岁以上的农民工比重增加了近12个百分点。从性别结构看,女性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低于男性。女性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31岁,30岁以下的占53.8%;男性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34岁,30岁以下的占38.5%。

　　1.2 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有所提高,但仍然偏低

　　从文化程度看,20xx年初,文盲/半文盲占3.3%,小学文化程度占16.6%,初中文化程度占59.6%,高中/中专文化程度占18.8%,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0.7%。与20xx年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的调查数据相比,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所占比重由83%下降到80.5%,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所占比重由17%上升到19.5%。农民工的文化程度虽然有所提高,但仍然偏低。在本次调查中,农民工的平均文化程度为8.7年,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比重仍高达80·5%。在对“阻碍你外出打工的主要原因”的回答中,16·4%的农民工认为“文化程度太低”是最主要的障碍,这在所有选项中是最高的。

　　1.3 农民工从事的行业部门有所扩大,但仍以制造业、建筑业为主

　　调查显示,农民工的就业部门分布于国民经济的几乎所有部门,但是农民工的就业部门仍然比较集中。在720个样本中,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农民工人数最多,分别占42.1%和36.7%,二者共占78.8%,其次依次是社会服务业占6.4%,批发零售业占4.4%,住宿餐饮业占3.8%,采矿业占2.2%,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占0.8%,其他行业占2.4%。与20xx年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的调查数据相比,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农民工比重逐年上升,且上升幅度也逐年加大。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20xx年占22%,20xx年占占25.2%,20xx年占30.3%,20xx年初达到42.1%;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20xx年占16.6%,20xx年占16.8%,20xx年占22.9%,20xx年初达到36.7%。

　　1.4 农民工家庭务工收入增加,经济状况得到改善,但大部分农民工认为他们在打工地的经济地位仍然不高

　　调查显示,20xx年初农民工家庭平均年收入18 588元,人均收入4 408元,其中人均务工收入3 314元,人均农业纯收入1 094元,务工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76.7%。根据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20xx年的调查,20xx年,农民工家庭平均年收入16 065元,人均收入3 587元,其中人均务工收入2 681元,务工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74.9%。与20xx年相比,农民工家庭务工收入有了较快的增长,在总收入中的比重进一步提高,成为农民工家庭收入增长的最重要的源泉。虽然,农民工家庭的经济状况得到改善,并有68·2%的农民工家庭的经济情况在当地农村居于中等以上,但65.7%的农民工认为其家庭经济状况在打工地居于中下等以下,这种反差表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仍然较大。

　　1.5 东部地区仍然是农民工的主要输入地,但在中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数量增加,跨省、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比重下降

　　调查表明,中部和西部地区仍然是农民工的主要流出地,而东部地区仍然是主要的输入地。在本次调查中,中西部地区输出的农民工比例为71.4%,比20xx年高出4.4个百分点;[2]57.9%的农民工在东部地区就业。虽然农民工的输出输入地基本格局没有改变,但出现了两个显著的变化:一是农民工在中部地区就业的比重有所提高。20xx年初在东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比重比20xx年的70%下降了12个百分点,而在中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比重则较20xx年的14%上升了13个百分点,达到27%。二是跨省、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比重下降。20xx年跨省和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占全部外出农民工的50%和35%,20xx年初,这一比重分别为48.6%和32.4%,分别下降了1.4和2.6个百分点。

　　2 农民工生存状况的积极变化和存在问题

　　2.1 农民工的工资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工资水平仍然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0xx-2004年,农民工月均工资由659元上升到780元,增长18.4%。而在20xx年初,农民工月均工资超过1 300元,达到1 305元,比20xx年增加了625元,增长80·1%,可见20xx年以来,农民工工资增长速度加快。从各月均收入组看,20xx年初月均800元以下的低收入组的农民工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如月均收入在300~500元的农民工占2·9%,比20xx年下降了14·9个百分点;月均收入在500~800元的农民工占15·6%,比20xx年下降了21·4个百分点。月均800元以上的较高收入组的农民工的比重则大幅度增加,如月均收入在800~1 000元的农民工占32·0%,比20xx年提高了15·6个百分点;月均收入在1 000~1 200元的农民工占13·1%,月均收入在1 200~1 500元的农民工占17·2%,1 500元以上的的农民工占19·2%,三者合计,即1 000元以上的农民工达到49·5%,比20xx年提高了28·3个百分点。

　　虽然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仍显著低于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农民工20xx年初的月均工资仅相当于20xx年11月全国职工月均工资的85·4%。此外,20xx年初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65 h,大大超过了城镇职工的平均工作时间。如果按20xx年城镇职工每周工作47·8 h计算,则20xx年初农民工小时工资仅为20xx年全国职工小时工资的62·8%,农民工的相对工资水平就更低了(20xx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2.2 工资拖欠问题有所缓解,但一些行业和地区工资拖欠问题依然严峻

　　在此次调查中,65·4%的被调查对象从未被拖欠过工资,18·8%的偶尔被拖欠过工资,15·8%的经常被拖欠工资,人均拖欠工资384元,而且大多数农民工通过与雇主协商等方式已经追回其中的85%。与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20xx年的调查数据相比较,偶尔或经常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比重降低了13·7个百分点,人均拖欠工资也下降了近600元,追回的工资比例则上升了12·4个百分点。由此可见,近两年来,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从行业和地区的工资拖欠情况看,工资拖欠的行业结构基本保持不变,而地区结构则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农民工就业比较集中的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中,建筑业的工资拖欠问题仍然最为严重,制造业次之,服务业最好。在工资拖欠问题最为严重,政府集中治理力度最大的建筑业,工资拖欠的比重虽然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但是在本次调查中,经常或偶尔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仍达到44·5%,比全国平均值高出9·7个百分点。在服务业,经常或偶尔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占19·4%,比全国低15·2个百分点。从农民工输入地的地区结构看,作为农民工最为集中的东部地区,是拖欠农民工工资最严重的地区,因而也一直是政府治理的重点地区。从本次调查的结果看,这种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西部地区已经超过东部成为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最为严重的地区,东部地区则成为程度最轻的地区。在西部地区,经常或偶尔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达到58·3%,比全国平均高出23·7个百分点;而在东部地区,经常或偶尔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比重比全国低2·9个百分点;中部地区的情况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经常或偶尔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比重比全国高出2·3个百分点。

　　2.3 政府提供的就业服务有所改善,但大部分农民工获取工作信息和工作的途径仍然以非正式途径为主

　　调查显示,有17·4%的农民工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使用过政府组织,7·0%的农民工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使用过职业介绍机构,而这一比例在20xx年分别为1·9%和12·6%,两者合计共提高了9·9个百分点。表明农民工就业的组织化程度有所提高,政府提供的就业服务有所改善。但是农民工的非正式信息渠道和就业途径仍然居于主导地位。20xx年初,75·6%的农民工在找工作的过程中没有使用过政府组织和职业介绍机构,85·4%的农民工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使用过亲戚、熟人和老乡等个人关系,82·3%的农民工获取工作信息的主要渠道是依靠亲朋好友等个人关系,只有4·2%的农民工获取工作信息的主要渠道是通过职业介绍机构和政府组织,5·8%的农民工则是将街上张贴的招工广告作为获取工作信息的主要渠道。而上述对农民工找到工作最有帮助的信息渠道与农民工获取工作信息的主要渠道基本上一致。由于缺乏亲朋好友等个人关系的帮助和政府与职业介绍机构的依靠,仍有11·6%的农民工认为找工作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没有就业信息和没有人帮助。

　　调查显示,使用亲戚、熟人和老乡等个人关系找到工作的时间,81·6%的是在1周以内,11·7%的是在1个月内,6·6%的是在1个月以上,而未使用过亲戚、熟人和老乡等个人关系找到工作的时间,这一比例分别为70·4%、17·6%和12·0%。虽然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使用亲戚、熟人和老乡等个人关系比不使用个人关系能够更快地找到工作,但是通过政府组织、职业介绍机构、报纸电视等媒体以及人才市场等正式渠道获取工作信息或找到工作的农民工的平均工资,要高于通过亲朋好友等个人关系和街上张贴的招工广告等非正式渠道获取工作信息或找到工作的农民工。在本次调查中,前者的'月均工资为1 348元,后者的月均工资为1 267元,前者比后者高出81元。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的调查数据也显示了类似的结论[2]。那么以提高收入和生活水平为打工主要目的农民工,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为什么不愿意选择能够给他们带来较高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政府组织或职业介绍机构呢?主要原因是相关组织机构宣传、服务的不到位以及这两种方式本身的不规范、不完善,导致农民工不得已而选择其他的非正式途径。在本次调查中,6·8%的农民工认为以上两种途径费用太高,26·6%的农民工对以上两种途径缺乏信任,害怕被骗,13·0%的农民工仍然不知道利用以上两种途径,53·6%是由于有了亲朋好友等个人关系的介绍等原因而放弃使用以上两种途径。

　　2.4 农民工超时加班现象依然严重,大部分农民工享受不到法定休息日

　　调查显示,20xx年初农民工的劳动时间,每周平均6·5天,每天平均10·0 h,比20xx年3月的每周平均6·6天和每天平均10·01 h略有下降,但大大高于城镇职工的平均劳动时间。在这种情况下,超时加班就成为农民工工作的常态。60·9%的农民工表示他们要经常加班,54·1%的农民工表示在节假日不能得到休息。由于大部分农民工是在制造业和建筑业就业,很多工种岗位具有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的特点,超时加班工作严重损害了农民工的身心健康。虽然农民工要经常加班,以牺牲健康权和休息权为代价,但是很多农民工却得不到应有的补偿。在经常加班的农民工中,有40·6%的没有加班费。在节假日的加班中,更有60·1%的没有加班费。

　　2.5 虽然农民工对企业和工种岗位的满意度较高,但农民工的社会满意度较低

　　20xx年初,农民工对目前打工的企业和工种岗位的评价较好,满意度较高。在农民工对打工单位的评价中,对打工单位“很满意”的占5·2%,“较满意”的占25·3%,“一般”的占52·5%,“不满意”和“很不满意”的仅占14·6%和2·4%。农民工对目前的工种岗位感到“很理想”的占5·4%,“较好”的占29·7%,“一般”的占49·5%,“较差”和“很差”的仅占12·8%和2·6%。与20xx年相比,农民工对企业和工种岗位的满意度都有所提高。从社会地位方面看,65·7%的农民工认为其家庭经济状况在打工地居于中下等以下,47·6%的农民工认为他们的社会地位一般,20·3%的被访者感觉社会地位不高,个人尊严方面曾经受到过伤害,9·6%的农民工担心受城里人的歧视。

　　2.6 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障的意愿和实际参保率有所提高,但仍存在许多制约因素

　　与20xx年相比,20xx年初,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障的意愿和实际参保率均有所提高。20xx年初,有66·5%的农民工表示愿意参加社会保障,比20xx年的参保意愿提高了11·5个百分点;实际参加工伤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的农民工分别占总人数的26·2%,8·0%,13·0%和4·8%,比20xx年分别提高了19·8,6·2,11·2和4·1个百分点。说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程度依然很低,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障的意愿和实际参保率都有待提高。

　　2.7 尽管大部分农民工愿意市民化,但他们融入城市仍存在很大的障碍和困难

　　只有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过程才算完成,只有尽可能多的农民工成为市民,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格局才能改变,农民工问题才能最终消失,“三农”问题也才有可能得到解决。从目前的情况看,虽然大部分农民工愿意脱离农村、实现市民化,而且这种愿望还在增强,但是他们融入城市仍存在很大障碍和困难。在接受调查的757位农民工中,在条件或政策许可的情况下,67·8%的希望脱离农村,成为真正的市民,这一比例比20xx年提高了13·3个百分点;不希望脱离农村,成为市民的农民工仅占32·2%。农民工希望成为市民的原因主要是城乡在收入和生活水平、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以及社会地位上的巨大差距。调查显示,在农民工希望成为市民的最主要的原因中,排在前四位的依次是“城里人收入高,生活更好”、“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农民负担太重”、“农民社会地位太低”,分别占33·7%,21·0%,13·9%,10·6%(见表1)。农民工不希望成为市民的原因主要来自城市的工作、生活压力和风险。农民工不希望成为城里人的原因中排在前四位的依次是“城市压力大,不如农村生活舒适”、“城市就业风险大,害怕失业后生活没有保障”、“城市房价太高,买不起住房”、“城市生活费用太高”,分别占22·7%,21·9%,14·6%,11·2%(见表2)。

　　尽管大部分农民工希望脱离农村,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市民。在694个样本中,87·0%的农民工认为还没有成为市民,5·8%的农民工不清楚自己是否已经成为市民,只有7·2%的农民工认为已经成为市民政策性因素是阻碍农民工成为市民的最主要原因。在没有成为市民的农民工中,25·6%的认为是政策原因造成的,只有11·3%的是不愿意成为市民。此外,虽然有63·1%农民工的认为是自身还不具备成为市民的条件,但这并不是说这部分农民工真的不能在城市生活下去,而是恰恰反映了在目前的管理体制下,政府对农民工成为市民的条件要求过高,从而农民工也按照政府的标准来审视自身的条件。在农民工认为成为市民的最主要标志中,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和较高的收入”、“取得了城市户口”和“在城市购买了住房”,分别占37·9%,25·6%和17·7%。这些成为市民的标志或条件本身就是由现行的管理体制和政策设置的,在现行的管理体制和政策背景下,农民工确实很难具备这些条件。在影响农民工成为市民的因素中,92·3%的农民工认为最主要的因素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城市过高的房价,还有6·6%的农民工认为是农村土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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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调研报告0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