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调查报告(13篇)
在我们平凡的日常里，报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报告根据用途的不同也有着不同的类型。我敢肯定，大部分人都对写报告很是头疼的，以下是小编整理的案件调查报告，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案件调查报告 篇1
近两年， DVD专利纠纷硝烟弥漫。由于国内企业不掌控 DVD机的任何一项核心专利技术，一台均价 500元的 DVD，有 12家外资企业伸手要钱，总共每台需要交纳各项专利费用 20美元。国内各大 DVD生产商在巨额专利费的压榨下，已普遍停止传统 DVD的出口，大批传统 DVD的生产企业也纷纷倒闭。 DVD专利战还未平息，日前又传来中国 MP3企业在海外遭收专利费的消息，还未掌握 MP3核心技术的中国企业正受到知识产权和技术壁垒的双面夹击。类似的遭遇对于国内企业并不陌生，说来说去都是“知识产权惹的祸”。
保护和发展成为一对矛盾
专门审理知识产权案件的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三庭负责人说，目前，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已经十分重要和紧迫，知识产权是创造成果的重要资本。保护知识产权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的体现。通过对知识产权案件的审判工作，推进科技强国战略的实施，是体现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标志。
高级人民法院民三庭负责人介绍，当前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态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发达国家把知识产权作为资本不断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严峻的形势，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尤其为国际社会所关注。例如在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这一重要问题上，美国和欧盟都把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列为重要障碍问题。在国内知识产权侵权问题同样突出，有的已经严重威胁到某些产业的生存和发展，损害了国家或地区的整体形象，进而对整个民族的创新能力和国民素质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
据了解，本市去年申请专利数超过了 8000件，今年申请量在全国排在第九，应该说，有了很大的发展。地区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实际是地区发展的一个标志。
港口经济凸显知识产权重要
据了解，近 10年来，全市法院审理各类知识产权案件近 20xx件，积累了较丰富的审判经验。其中“雅马哈”商标侵权案、非法使用天津开发区“ TADA”区域形象标识侵权案，“泥人张”、“十八街麻花”、“陈林”等老字号使用权纠纷案，电子部十八所锂电池技术秘密保护案，“背背佳”专利侵权案，河南拓普公司诉天津冶金规划设计院专利侵权案等典型案例，国内外主流媒体都进行了报道，体现了我市法院审判知识产权案件的`司法能力的提高。
目前，我市法院依法受理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的范围，已经基本覆盖了 WTO知识产权协议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所确定的知识产权范畴所属的全部领域。
20xx年上半年全国地方法院一审新收知识产权案件增幅在 30%左右，其中著作权、专利权和商标权三大类案件均呈明显上升势头，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在今后一定时期内，知识产权案件数量持续增长的态势不会改变。
高院民三庭负责人介绍，我市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案件去年受理情况与全国的情况和趋势是基本一致的。至去年 10月，我市各级法院受理一、二审的知识产权案件共计 263件，比前年同比约增加 25%；其中专利纠纷 69件，商标纠纷 32件，不正当竞争 5件，著作权纠纷 142件，技术合同 13件，其他 2件。全市共审结 249件。
截至目前，我市知识产权案件总结起来主要有 6个特点：首先是，著作权及相关权利侵权案件明显上升，约占案件总量的 54%。其二，案件类型相对集中，著作权及相关权利案约 90%集中于广告侵权、盗版光盘、出版侵权这三类案件。在专利侵权案件中，外观设计专利侵权案占较大比例，约为 60%。其三，侵权诉讼请求赔偿数额增大。有的请求接近千万元。其四，出现了大规模起诉维权案件，有的权利人连续起诉几十件案件。第五、出现了一些新类型案件，如请求确认驰名商标案件、娱乐场所、酒店业务播放 MTV和背景音乐侵权案。这些案件影响较大，涉及面广。最后，当事人往往涉及知名企业、科技人员、文化名人等，案件社会影响大。
问题暴露引发知识产权维权高潮
我市知识产权数量和类型虽总体上升，但与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相比，案件类型和数量均较少。这在不同角度反映了不同地区的经济、文化特点和经济秩序情况。
通过案件分析和调查，我市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主要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强，少数优秀企业因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受损，而相当一部分企业因侵权和不正当竞争从中受益，只有
少数优秀企业积极维权。第二，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特别是刑事保护方面，打击力度还有差距。知识产权侵权所获暴利和其他商业利益，引诱屡屡发生侵权案件。如在著作权保护领域，盗版侵权书籍、盗版光盘问题突出；在商标权保护领域，销售冒牌商品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使百姓购物缺乏安全感。第三，由于知识产权法律知识宣传普及不够，一些企业分不清合法竞争与非法竞争的界限。某些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甚至成为商业经验传播。第四，在市场经济信用机制尚未健全，商业信用普遍不高的情况下，许多实际利益问题，淡化了企业维权和反不正当竞争的意识，减弱了维权信心。
高院民三庭负责人介绍，为配合全国保护知识产权专项行动，维护我市良好的法制环境，日前，我市法院对侵权纠纷案件的打击力度加强了，例如公布一批侵犯知识产权典型案例、加大了对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力度、定期开展诉讼服务和法律咨询，支持知识产权权利人积极维权等多项工作。
案件调查报告 篇2
为了有效化解执行信访案件，强化执行力度，突破执行难关，我们对全省法院的执行信访案件进行了专题调研。在调研过程中，除了对执行信访案件中存在的普遍问题进行全面、客观把握之外，还专程与一些长期上访的当事人进行对话。通过执行信访这面“镜子”，可以反观执行中存在的问题，督促执行部门及时改进作风，跟进制度，扎扎实实将执行工作落到实处，用实际行动解决执行难问题。由于执行信访案件在所有信访案件中突兀的地位，而且执行信访已与执行难等问题形成一个锁链，执行信访案件的化解将产生连锁反应，推动其他环节的运行，使法院执行工作步入良性循环轨道。
一、执行信访案件的基本情况与特点
执行信访案件本身都有着许多明暗交织的原因促成，而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也会在执行信访案件中有所显现。据调查，执行信访案件具有以下特点。
（一）陈年旧账多，化解难度大
执行信访案件中以旧案居多，新案较少。近年来随着法律的不断健全，执行程序的不断规范，民诉法修改后相关救济程序的明确等，执行案件质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这些久执未结的案件主要是因长期找不到被执行人的财产、被执行人的下落不明且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或虽经法院穷尽执行措施，申请执行人最终难以实现债权。对于执行中确实无履行条件的案件，未向当事人做出合理的释明，致当事人不满。这类执行案件的主要特点是：被执行人难找，被执行财产难寻、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或因各种因素，使案件执行进展缓慢，有的案件历时久远，为此申请执行人意见大。这类执行信访案件所占比例约为56%。
（二）被执行主体履行不能问题突出
执行效果与被执行主体的经济实力密切相关，执行信访案件也存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现象。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属弱势群体的案件，大多集中在刑事附带民事人身损害赔偿、交通事故、工伤事故、财产损害赔偿、追索劳动报酬等类案件。此类执行案件化解难度大，最易引发信访。申请执行人往往因为年幼待养、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等原因，生活陷入困难；与此同时被执行人往往也十分贫穷、无履行能力。执行工作陷入无物可执，双方皆有实际难处的两难怪圈。
（三）纠纷解决方式单一，问题堆积于执行环节
对诉讼案件的信访，可以通过申诉复查、再审等方式救济。而执行信访案件的解决途径单一，惟有将案件执行完毕这一条途径，一些本应由当事人自己承担的市场交易风险，一旦裁判确定，而又执行不能，风险则有可能转嫁到执行法院。交易风险的存在，往往意味着必须有人为风险埋单，公权力救济途径使申请人规避了市场交易风险，由于种种客观原因限制，一旦执行不能，申请人就会纠缠于法院，使得本来属于普通民事案件审理途径，转变为执行信访案件，问题堆积于执行环节。在执行环节中法院执行措施并无明显不妥，但信访人认为危害自己的利益抗辩后执行法院不予理睬，致当事人信访。一些执行案件中正常的救济途径受阻，如应按执行异议、复议程序处理的，有的法院不予立案，导致当事人被迫以信访途径申诉。
（四）被执行人、案外人信访比例增大，执行信访案件的起因更为复杂
由于甘肃省高级法院加大了执行的督导，执行效果得到大幅度的提升，申请执行人信访比例下降，而被执行人、案外人的信访比例却呈上升趋势。二零一二年，我们通过实施《执行流程管理办法》，《执行公开标准》，《执行监督信封》制度，大力强化规范执行，公开执行，强化执行监督。二零一三年，实行“一线工作法”，深入基层加强执行案件的督察督办，执行绩效大幅提升。从执行信访案件的数据反映来看，申请执行人的比例大幅下降，被执行人和案外第三人的信访比例呈明显上升趋势。究其原因，可归纳为三个：一是执行力度加强导致被执行人情绪激化和对立；二是被执行人企图通过执行信访扼制执行；三是执行财产处分力度加大，在执行过程中，触及到案外人，案件第三人的利益。
当然，执行信访案件累积也不乏有些上访人基于投机取巧、无理取闹侥幸心理而引发。该类案件是指法院在执行过程中，一方或双方当事人对人民法院正确执行工作缺乏理解或对执行结果不满、对法律条文理解不清，或通过执行人员的解释仍然不理解，对法院有对立情绪。这类执行案件的主要特点是：当事人不明法理，思想行为偏激，或对通过执行方式解决问题的期望值太高，一旦愿望实现不了，就把自己应承担的风险全部强加于法院执行之上。
二、执行信访案件反射出法院执行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执行工作相对于审判工作而言，更容易发生信访，这与执行工作的强制性和对抗性有密切关系，与案件审理环节实体判决和程序不当甚至违法相关联，也有整个社会的诚信制度和氛围息息相关，等等。
（一）立案、审判和执行环节相互脱节，难以形成合力
由于立、审、执分立，相关环节脱位，每个阶段的办案人员只关注自己负责的这一阶段，而不在意其他环节的问题；有的甚至只求自己这一段平安过关、回避矛盾，将信访风险推到下一个环节；有的存在判决等执行依据表述不清、执行内容不确定，或执行保障措施不力等，待案件进入执行环节即遭遇难以执行的困境。
1、诉讼保全不及时。在立案、审理环节，如果采取保全措施及时、到位，就为执行环节创造了良好的执行条件。但实践中，有些法院不注意立、审、执的协调配合，有的审判人员只考虑审而不考虑能否执行，致使在审判环节本应采取诉讼保全措施的却未能及时采取，导致当事人在立案、审理环节预先转移、隐匿财产现象屡见不鲜，给后一环节的执行工作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困难，最终导致执行不能，引起了当事人的上访
2、执行依据表述不明。案件执行的法律依据是已生效的判决书、裁定书或调解书的主文内容，执行内容不明确，使执行工作陷入被动，从而容易引发当事人的上访。一些在审理期间就本已丧失继续履行条件的案件，判决的判项却是“继续履行合同”等简单的表述，进入执行环节后令执行人员无法操作。
3、片面追求调解率。调解本是化解矛盾的.良策，但许多案件调解时办案人员并不注重自动履行问题，对将来能否执行考虑不周、缺乏预判，甚至明知调解确定的内容无法实际兑现却仍然积极以法律文书确认无法履行的调解结果，致调解后并无履行保障，将权利人权益无法兑现的难题交给了执行环节。
（二）执行环节措施不力或贻误执行良机
1、法院执行环节成了矛盾的最后归结点。案件执行是法院审判执行工作的最后环节，是矛盾纠纷的最终归结点。有些案件的矛盾，在审判阶段就得到了解决，但也有不少矛盾会继续存在发展。这些最复杂的矛盾到执行阶段已不可回避，最终爆发甚至激化。因此，执行作为诉讼的最后环节，是矛盾最集中、最尖锐之处，也最容易引发信访。
2、措施不力、依据有误。执行过程中采取执行措施或所依据执行法律文书有暇疵、甚至错误导致执行信访申请人利益受损。这类案件是指法院在执行过程中，执行人员违反法律规定执行或执行中存在瑕疵行为，或执行法律文书中有瑕疵，并给一方或双方当事人造成影响的案件。这类执行案件的主要特点是：执行人员执行方法不当，未按照法定程序依法办案，或简单粗糙，机械地就案办案，引发当事人与执行人员之间情绪严重对立。
3、执行风险告知不明。当事人往往认为法院已判决了执行就是法院理所应当的事，没有执行不能的风险理念。因此法院立案时应当向当事人清晰地告知执行风险责任，对被执行人下落不明或无履行能力的执行案件，应当向申请执行人告知清楚，申请执行人在执行阶段负有举证责任，如果不能及时向人民法院提供被执行人的流动去向、财产状况或线索，就要承担执行不能的风险责任。但在工作实践中，有的办案人员未及时告知，导致申请执行人误解，心存不满。这样当事人易把案件的风险责任全部归于法院的执行环节。
4、终结程序设计不合理。执行案件往往无法一蹴而就，需要时间和条件。而当案件执行工作受制于客观因素，短期内无法执行的，可以以程序终结结案。随着情况的变化，需要恢复执行时，对这些老案如何管理目前存在漏洞，且这种旧案并不计入办案考核指标，缺乏相应的约束和激励机制；而管理者也难以完全主动掌握，是否要恢复执行，有赖于发现被执行人财产线索情况并由申请人提出请求，是否恢复却要由法院执行部门决定。申请人往往认为执行是法院的事，法院将查找财产等职责转嫁于申请人，对法院工作不满。
（三）执行人员责任心与办案水平等有待提升
无可质疑的是，执行队伍中绝大多数执行干警工作很努力，但也有一些执行干警对执行工作认识不足，缺乏应有的责任感和正义感，存在工作责任心不强、态度消极、效率低下、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工作作风不正等行为，也是造成执行信访的重要原因。主要表现为：案件执行力度不够，办事效率不高，执行效果不佳；执行方法不当，执行人员未按照法定程序依法办案，没有做好做通双方当事人的思想工作，导致双方当事人之间矛盾激化，还引发当事人与执行人员之间情绪严重对立；执行公开性不够。执行人员中嘴勤手懒现象普遍存在，执行人员接受一个执行案件后，做了哪些工作，没有相关记录，不但案卷反映不出来，当事人也不知道，这就容易给当事人造成法院没做什么工作的印象，整个执行过程没有向当事人说清，有关道理没有说透，也是造成当事人信访的因素之一。
三、化解执行信访难题的对策与建议
就甘肃省三级法院而言，执行机构在执行信访案件上付出了巨大的时间和精力。省法院执行局内设三个处，执行信访案件专门由一个处负责，在接访和督办上全局三个处全员参与，对化解执行颇有成效，但繁重的信访化解任务势必影响执行工作和执行管理工作的正常开展，如何化繁为简，从工作机制，制度建设入手，将执行信访引入法治轨道，成为一大难题。
万事行为先。执行信访案件的化解也必须以切合实际的行动扎实推进。
（一）重视队伍建设，以队建促执行
据调查，执行队伍建设各地均存在历史欠账太多，近几年来，在强调执行工作重要性的基础上，执行队伍人员配备相对有所改善，但重审判、轻执行的思想观念未得到根本扭转，最高法院规定的执行人员比例普遍未达到。同审判部门相比，学历偏低，行政辅助人员转任执行员，年龄偏大问题普遍存在，导致整体业务素质和办案能力不强，造成执行质量和效率不高，进而引发信访，所以内部治理还需从队伍建设抓起，要选强配齐执行人员，从审判业务部门交流一批精通业务，重视程序，具有丰富社会经验的中坚力量充实法院队伍。
（二）畅通法定救济渠道，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解决信访难题
执行中应做到畅通法定救济渠道，充分保障信访人的权利救济途径，尤其应充分发挥执行程序异议复议制度的功能，将无序化的信访问题引导信访人积极行使相应法律权利，使之进入法律渠道依法定程序加以解决。一些当事人因对案件的期望值与实际发生相距甚远而上访，上访理念偏差，固守“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心态，以上访为要挟，以求达到自己的目的。而由于一些绩效考核评比中将重大信访、进京访列为一票否决，使执行信访案件的化解一度走入误区，有关部门往往为息事宁人，做无原则的让步。对于这类案件，法院要能顶住压力。对于生活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信访人，适当予以司法救助，在合理合法范围解决信访人的实际困难，是体现法院人文关怀、为民司法的有效举措。但对不符合救助条件却以无理闹访、缠访的信访人，慎用司法救助等措施，尤其应改变花钱买平安的做法。否则，不仅破坏了基本的法律原则，造成极大的不公平，还会引发闹访人争相效仿、相互串通攀比，()动辄漫天要价等诸多负面效应，在社会管理方面后患无穷。由于在接访处理过程中存在多部门干预，意见不一，难有定论等情形，导致此类信访数量上升。类似案件中信访人的利益诉求显然已于法治的精神背道而驰，也与信访的本质相悖，不仅不应被如此的无理取闹而扰乱了正常的司法审判、执行工作，而且应将此类案件及时向有关部门通报，并将事情真相予以告知，不给那些企图通过钻法律空子侥幸获利的上访人以可乘之机。
被执行人规避执行行为相当普遍，甚至借力法院行虚假诉讼、虚假调解之事；法院的执行查询、划拨、交付等执行措施处处受人阻挠；协助义务人对协助执行事项不予协助的情形常常发生；执行人员在执行中受到打骂围攻的事例屡见不鲜。甚至有的案件申请法院执行后久无结果，申请人转而寻求讨债公司解决问题。显然这是法院执行强制力不足的后果。因此，执行中只要符合法定程序，需依法采用强制措施予以应对。
（三）强化执行公开，确保每个执行环节的公开透明
多数法院对于执行工作流程已有标准化管理，立案通知、风险告知、权利义务告知、财产报告等方面大都有书面格式化文本，方便了法院与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的交流，节省了办案人员的时间、精力，也使当事人了解了法院的工作进程。但由于执行工作要求时效性，执行过程中并没有要求证据交换、质证等程序，在追加被执行人、执行到期债权等多类案件中，相关方会感到法院执行工作不够公开透明。因此，法院应自觉接受执行各方当事人的监督，利用信息化手段和网络增强执行工作透明度，严禁暗箱操作，切实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执行中除了要规范运用异议复议程序，还应强化听证制度，强化执行监督。
（四）改革管理积弊，重新设计案件终结制度
现行的执行案件结案计算标准，对于提高结案率有很大益处，但对于推进执行工作弊大于利。目前，由于执行案件的结案指标统计将程序终结案件纳入结案数据，至执行结案率、实际到位率等数据虚高不实；而程序终结制度其实是自欺欺人之举，许多法院将无法按期执行完毕的案件，通通采取程序终结的方式报结，而执行案件并未得到实际执行，久积成弊。一些信访人看到法院宣传的执行结案率、到位率如此之高，而自己的案件却没有得到执行，更会心生不满。因此，建议最高法院从上到下统一执行机构的案件管理，改革执行案件的结案统计标准，改革执行案件程序终结制度。
执行实务中尚有很多法律规定空白之处，近年的修法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执行工作法律规定不完善的现状。建议最高法院针对执行实践中存在的法律问题和争议问题，尽快完善立法，及时出台相应的制度措施，以适应日新月异的现实变化。
（五）对内对外拓展空间，强化执行工作的引领、宣传
法院执行工作紧靠法院自身单打独拼是不够的，必须借力于公安、工商、银行、土地管理、房屋产权登记、车管、边境等众多部门协助形成合力的联动机制。法院应主动加强与相关部门的联动，相互配合，互相搭台。积极拓展信息共享空间，发挥理念转变的宣传与引领作用，强化当事人主动履行、义务人积极配合法院执行的引导。近期，甘肃省高法在清理党政机关特殊主体执行案件的过程中，经省院执行局积极组织，主动向各方借力，开展了与省委、省政府、省委政法委及省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办公室的多方联动、联合下文，省法院院长给各涉案地方政府亲笔信等多项敦促措施，有利地推动了这项工作高质高效地完成。
（六）强化社会诚信理念，力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当今社会许多市场主体追逐财富利益最大化，缺乏风险意识，更有一些人诚信理念缺失，失信、赖债之事频发。有些人明显有履行能力却想方设法转移财产，对抗执行。由于我国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还不完备，客观上助长了失信人恣意妄为。应从制度层面对此种情形加以辖制，使其切实体会到失去诚信、不履行执行案件债务责任的严重后果。近些年法院开始实行对被执行人限制高消费、限制出境等规定，今年推行的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制度，都是强化社会诚信、促进执行工作的有力举措。法院应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中发挥勇于担当责任的领头羊作用。建议今后对失信被执行人市场准入，招标投标，银行融资，资质认定等方面出台相应的禁止或限制措施，从制度上限缩其市场空间，在促进执行工作开展的同时，也引领社会的诚信一体化建设，进而为执行工作创造良好的诚信氛围。
案件调查报告 篇3
(一)调查目的
立足于研究中国基层法律服务(特别是法律援助)的现状与改革在研究整个中国司法问题所具有的特别意义上，基层社会和基层政府是整个中国社会和整个国家的地基，对于基层社会的治理一直是中国政府治理策略(社会综合治理)的重点之一，基层司法构成我国司法制度的基础和主体(法律规定基层司司法局以及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基层司法所管辖的法律援助案件为主要且经常的法律援助案件)。在司法专业化与司法民众化的冲突/双重困境中以及强大的诉讼积案压力下，寻求建立为当事人提供充分、适当、可供选择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为简单、小额的案件提供低廉、快捷的法律服务，亦即“获得正义”(accesstojustice)是当代世界普遍面临的重大课题。在中国这种城乡差异、地区差异巨大并且不断增大却又实行单一制政府结构形式的大国，如何为占中国人口主要成分的基层老百姓特别是广大农民提供符合其经济、文化层次需求的有效的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一方面直接关系到基层纠纷的解决和基层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也将影响到作为“标准模式”的诉讼结构是否能够在我国社会里找到确实适合的土壤、并真正地扎下根来这一重大问题，并最终影响中国在尚未全面实现现代化的阶段面临后现代社会的冲击能否作出适时适当的回应。
本课题所指的“基层”是以中国行政和司法建制为标准，指县级层次上的县(市、区)，以及它们的行政下级(乡、镇、街道办事处)和司法派出机构(基层司法所)所辖的区域;本课题所称的“法律援助”是指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服务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 ;本课题所考察的基层法律服务所，是指设在乡镇(街办)主要为本辖区的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服务的的组织。限于本课题的具体目的性和政策指向性，我们选取了在中国基层社会占据重要市场目前正面临着或存或废或发展或衰败命运的基层法律援助中心和基层司法所为窗口，以考察和评价这个特殊群体为基层老百姓所提供的上述法律服务为切入点，观察其在我国整个基层法律服务体系中的角色，同时通过考察在其沿革和演进过程中，与之构成职能交叉、隶属或管理、或竞争关系的国家行政机关(司法局)、国家司法机关(基层法院及其派出法庭)、群众性自治组织(人民调解委员会)、社会性法律服务机构(律师事务所)，从而透视我国整个基层法律援助体系的现状和走向。这种定位的现实根据是，官方文字资料分析和实证考察结果都表明，中国基层至今为止并未明确或完全区分“司法”职能(及其主体)与行政职能(及其主体)、政府救济与社会自治性救济，而基层法律服务所与上述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之间更是存在着剪不断理还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纠结关系。
具体的调查目的又可分为以下几个:农村基层政府:这里的基层政府包括司法与行政两部分，主要是指县一级和乡一级的政府机关和司法派出机构，主要调查它们在一些案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起到的作用与影响。
乡土道德伦理:这里的乡土伦理不仅仅包括费孝通先生的“无讼”、“差序格局”等，还需要具体的深入到农村进行调查分析，进而来看这些乡土的道德伦理对于农民维护自己权利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它与基层政府运作的关系等。本次调查将围绕着农村的基层法律援助制度以及法律援助与基层政府以及乡土道德伦理的关系而展开,主要调查农村法律援助制度实施的状况,遇到的困难,基层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对于法律援助制度的态度,以及农村传统观念对于法律援助制度实施的影响等。
(二)调查方法
在课题给定的三天期限内，我们选择以地方性文献调查为基础，对几个有代表性的考察点进行解剖，以大致掌握法律援助的发展脉络及其在所在地区的整个法律服务体系(包括基层法院、人民调解、仲裁、律师、公证等)中的位置，最后综合运用不同路径获得的信息，使之相互印证而获得完整结论:
1、文献资料的收集、阅读和分析
基层法律援助事业从成立、发展、繁荣，到变革的命运。通过收集、阅读和分析记载这一历史演变过程的现有文献。
2、实证考察与信息的获取和使用
由于现有文献资料所能够提供的信息存在多方面的缺陷，资料的残缺、笼统、抽象、以及资料获得渠道的官方性和主观性，都妨碍了对于目前法律援助站获得全方位的`了解。为此，我们在罗田县选择了1个考察点，进行深入、具体、微观的观察和解剖。这个考察点的意义并不在于它们的代表性或典型性(虽然它们也可能在某些方面代表了某些经济、社会、文化背景基本相似的地区的典型特色)，而在于它们是整个中国基层法律援助站的缩影。我们希望在通过文献资料了解基层法律援助站的全面的(全国的)、宏观的和基本的(笼统的)状况-特别是了解其发展的历史脉络-的基础上，面对中国如此之大、法律援助站如此之多的背景，利用“解剖麻雀”的方法进行个体分析，也许能够从差异性中找到中国基层法律援助站的某些共性，观察中央政策和改革者的意图在现实中得以执行、抑制或变异的程度和原因，从而为新的决策提供一个自我检讨的视角。
3、考察范围
进行实证考察、获得信息的渠道包括:研究对象，即乡镇司法所，行政主管机关即县(或市)司法局(主要是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提供服务的主要场所(主要是竞争对手和改革者预期的替代者即律师事务所。)和作为法律援助主体的人民群众。
4、考察路径与方法
在中国的基层调查，必须正视被调查对象的文化素质不高和缺乏社会调查常识的现实，这种局限使我们限制了对书面调查方式的使用(比如问卷调查)，而更多依赖于面对面的直接交谈(包括座谈会和个别访谈)，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能形成互动式的交流从而保证对情况的真实而准确的了解，并使调查者能获取很多宝贵的感性信息和附带信息，但此种方式无法具有书面调查所具有的系统、面大和高效率的优点。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我们采用了综合性的考察方法，并使信息之间相互印证，包括:阅读当地文献资料、座谈会、问卷调查、实地/参与观察、个别访谈、考察对象按照课题组的要求直接以书面方式叙事。
文献资料是对历史的现实表达和对现实的历史记载。不过我们在使用文献资料时进行了比较谨慎的分析，理由在于:此次调查的目的是反映一个基层政府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现状，这对于那些长期以来并不为社会、上级和和学术所关注的默默无闻的群体而言，在心理上是不排斥也勿须掩饰的，因而他们在提供书面材料上可谓是“倾囊相助”。然而这些年度总结报告是作为年度向上级反映工作成绩的载体，所引述的大量数字可能存在水份。调查组曾专门就这些数字的统计方法询问过有关职员，我们获得的答复或者模凌两可或有意回避，或者直白地告诉我们:这些数据并不都是真实的。因此，这些数据和根据这类数据获得的官方全国性统计数字都不能成为形成我们结论的依据。然而，这些虽不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数字却在某些层面上提供了发掘出真实、有用的信息渠道或线索，至少，在中国各界统计数字(包括司法统计)都存在相似问题的状况下，这些数据在评价法律服务所在整个基层法律服务体系中的相对位置和角色时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座谈会是我们调查所采取的最主要方法。由该地区司法局组织的座谈会，也邀请各个律师所的代表、负责法律援助的司法局官员或律师参加，由他们介绍本部门或本单位或本人的基本情况的过程中，调查组不断插话，有针对性地提问，并启发其他与会人员的积极讨论。这种方式能够在较短时间内从整体上把握被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并且由于与会人员一起讨论，相互提醒、启发、补充和纠正，形成对事物的全面而准确的认识。对于调查者的提问，常常在与会者七嘴八舌相互补充或纠正中获得圆满答案的，调查者则往往通过现场对提问的反应程度来判断这一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程度。此外，我们在小范围内的随机性拉家常式的座谈会-甚至在吃饭席间-所获得的信息，往往能够弥补正式座谈会上没有机会表达或不愿当着领导和同事的面公开提供的信息。
5、个别访谈
在通过座谈会对被调查对象及其一般性和共同性的观点获得基本和大致了解之后，我们随机选择了一些基层司法所个别访谈，特别是对从事过法律援助的司法所长的调查，主要是以个别访谈的方式进行的。不过，由于时间成本的限制和联系当事人的难度，本次调查所进行的个别访谈对象的数量和类型都无法保证其代表性，所以个别访谈获得的信息只能成为其他信息的一种印证。这种印证由于调查者直面消费者(实际上也正是本项目预期的行动对象)进行考察，因而对于项目结论的合目的性特别重要。
案件调查报告 篇4
诉讼文书材料是诉讼档案形成的重要依据，其排序是否规范直接影响诉讼案件装订归档和诉讼档案的利用。现行民商事一审案件卷内材料排序是按照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诉讼文书立卷归档办法》中民事一审“诉讼文书材料的排列”规定的卷内目录的内容进行操作的。随着民事审判大格局的形成，民事一审卷内目录内容已显现出一些不足。为进一步规范诉讼文书材料的排序，便于诉讼案件装订归档和档案的利用，笔者通过相关调查研究，针对现行民商事一审案件卷内文书材料归档排序中存在的问题，并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结合自身的工作经验，对如何改进民商事一审案件卷内目录内容及排序提出拙见，欲以司法同仁探讨。
一、基本情况
1.《人民法院诉讼文书立卷归档办法》（以下简称《归档办法》）施行前，卷内材料的排序随意性大。
2.《归档办法》施行后至1997年，按照“诉讼文书材料的排列”规定，民事、经济案件按照卷内目录内容排序装订归档，卷内材料较为有序。
3.1998年，开始探索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民事、经济案件根据审判方式改革的需要，先后增加了“当事人诉讼须知”、“举证须知”、“当事人权利义务须知”、“限期举证通知书”等《归档办法》中卷内目录排序所没有的材料，而卷内目录的排序内容没有变，审判人员只是将新增材料随意装入卷内或附卷。
4.20xx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及程序法的相关规定，先后又增加“人民法院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证据交换通知书”、“转换程序通知书”、“证据交换笔录”、“追加当事人通知书”、“申请证人出庭、证据调查及批复”、“领取裁判文书通知书”等原卷内目录排序中所没有的内容。对此，在不改变《归档办法》排序原则的基础上，审判人员把出现的新材料按卷内目录中相应的内容穿插排列，但很不规范。
二、卷内文书材料排序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归档办法》中“民事一审卷内目录”与当前民商事一审案件卷内文书材料存在着脱节和不符现象，主要表现在：
1.《归档办法》中“民事一审卷内目录”有相当部分内容已不适应司法改革发展的需要。大民事格局形成以前，民事案件与经济案件属不同类别的案件，民事卷内的目录内容只有20项，经济卷内的目录内容有26项，二者内容完全相同之处只有6项，不同之处有22项。随着大民事格局的形成，经济案件与民事案件统称为民商事案件，而目录内容无论是20项还是26项，均不适应当前民商事案件诉讼文书材料归档的需要。
2.大民事格局形成后，《归档办法》中“民事一审卷内目录”不能体现民商事一审案件卷内诉讼文书材料的新特点。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新增加了一些新的诉讼文书材料，如：立案时除了原有的受理案件通知书外，出现了立案审查、审判流程管理信息表、当事人诉讼须知、人民法院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等；《证据规定》施行后，当事人依据《证据规定》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等，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作出答复的材料；经当事人申请、对于证据较多或者复杂疑难的案件，法院在开庭审理前要进行证据交换制作的证据交换笔录；转换程序通知书等与案件相关联又必须附卷的相关材料，但卷内目录又没有这些内容。因此，卷内目录急需增加这些新内容，以体现审判方式改革的新特点。
(二)对诉讼文书材料的排序不重视
笔者经过调研发现，审判人员对卷内诉讼文书材料的排序问题重视不够，没有考虑卷内材料排序管理的规范性问题、排序装订的效率问题、以及诉讼档案的利用问题，致使当前档案装订的卷内文书材料排列顺序随意性大，出现零乱无序、不规范的现象，直接影响了档案的质量和利用效率。
(三)做法不统一
民事审判大格局形成后，对于民商事一审案件中出现的新材料、新诉讼文书，虽然采取了相应措施，但做法不统一，主要表现在：
1.有的`分散放在卷内目录的位置。虽然在卷内目录反映了材料名称，但显得分散、零乱。
2.有的放在与卷内目录相类似的位置，所作的调整不够完整。虽对增加的一些新材料，如：“立案审查、审判流程管理信息表”，“当事人诉讼须知、人民法院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延长举证期限、调查收集证据、证据保全、证人出庭作证、重新鉴定的申请及法院的通知书或决定书”在“民事一审卷内目录”作了一些修订，但不够完整，排列顺序不统一。
三、改革民商事一审案件正卷诉讼文书材料排列顺序的建议
为了规范诉讼文书材料的排序，更好地发挥诉讼档案为审判工作和其他工作服务的作用，笔者经过调查研究，结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自身的工作经验，对民商事一审案件诉讼文书材料卷内目录排序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一)民商事一审案件卷内目录的内容
笔者认为，民商事一审案件卷内目录除了内容相同的6项应当保留外，其余可用的、不同的、且内容不完整的部分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合并修改、补充，使民商事一审案件的卷内目录更加完善。
1.“立案审批表”修改为“立案审查、审判流程管理信息表”，以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统计信息管理的规定。
2.“起诉书或口诉笔录”与“起诉书及附件”合并修改为“起诉状及附件”。因为，把起诉书改为起诉状，既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又符合当事人对它的一般称谓。实践中，一些不识字的当事人请人代书起诉状，很少口头起诉，因此，建议取消“口诉笔录”。
3.“立案(受理)通知书”与“受理案件通知书”合并修改为“受理案件通知书”，并结合审判工作改革后增加的新的诉讼材料，如“当事人诉讼须知、人民法院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等。这些新材料都是立案时，法院必须送达当事人，告知其诉讼的有关规定，需要附卷的材料。
4.“缴纳诉讼费或免费手续”与“缴纳诉讼费通知及预收收据”合并修改为“减、免、缓交诉讼费申请、审批手续及缴纳诉讼费收据”。因为，有的案件当事人起诉时经济上确有困难，提出减、免、缓申请及法院是否准许的审批手续都要附卷，而原目录内容简单，实践中操作不便，补充完整后清晰明了，便于操作。
5.“应诉通知书回执”与“送达起诉书回执”合并修改为“应诉通知书”、“送达回证”，同时增加“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公告及张贴依据”、“人民法院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等”、“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追加当事人通知书、第三人参与诉讼申请及批复”等内容。因为，有的诉讼文书必须送达给被告，有的案件因被告下落不明而依法公告送达；有的案件在审理中发现需要追加当事人；有的案件出现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者法院通知第三人参加诉讼，这些诉讼文书真实地反映了案件的程序问题，也必须附卷。
6.“原、被告诉讼代理人、法定代表人委托授权书、鉴定委托书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与“原告、被告、第三人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书”合并修改为“原、被告、第三人诉讼代理人、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书”。因为，该栏目是反映各方当事人法定代表人、诉讼代理人身份证明及授权情况，不应把“鉴定委托书”放在该栏目，应予以取消。
7.“原、被告举证材料”修改为“证据收据、原、被告及第三人举证材料”。因为，有的案件会出现第三人的举证材料；《证据规定》要求法院收到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应当出具收据，因此，应增加第三人举证材料和证据收据。
8.“诉讼保全或先行给付申请及本院裁定”修改为“财产保全申请(担保)、先予执行申请等材料、本院作出的裁定和复议文书、协助执行通知书及送达回证”。因为，这些材料是法院作出采取财产保全、先予执行裁定所必需的，应当在卷内目录内容中加以反映。
9.“诉讼保全或先行给付的执行记录”修改为“执行财产保全、先予执行的笔录、协助执行通知书及送达回证等材料”。因为，这些材料涉及法院执行财产保全、先予执行的执行情况和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必须在卷内目录内容中加以反映。
10.“询问、调查取证材料”与“询问、调查笔录及调查取证材料”合并修改为“询问、调查(勘验)笔录及调查取证材料”，同时增加“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申请法院调查收集证据手续及批复”。因为，当事人依据《证据规定》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申请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申请书及法院是否准予的批复是反映审判改革出现的新材料，符合程序法关于证据的有关规定，应当在卷内目录内容中加以反映
案件调查报告 篇5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刷卡消费已经成为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一种普遍的消费方式。信用卡所具有的一系列优点，使其成为民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金融工具，但与之相伴的是各类信用卡犯罪的发生，且呈现出高发性、隐蔽性、智能型等特点，不仅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而且侵害了银行消费信贷资金和持卡人财产安全。威海中院以近三年审理的信用卡诈骗案件信息为基础数据，分析此类案件的特点，并分析原因提出防控对策。
一、案件基本情况
自20xx年至今，全市法院共审理信用卡诈骗案116件，在134名被告人中，男性占90%，女性为10%，年龄阶段大体为20-40岁，犯罪形态方面包括使用虚假身份骗领信用卡的3件，冒用他人信用卡的13件，恶意透支的100件。从犯罪金额上看，116件案件中，犯罪金额最少5000元，最高为390429元。同时，116件案件已结112件，大部分被告人均自愿认罪，多数被告人主动退赔了被害人的经济损失。88%的被告人被判处缓刑;12%被告人被判处实刑。
二、案件特点
1、从罪犯年龄结构来看，年轻化趋势明显，以中青年人群为准。其中20至40这个年龄段的人占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这反映出，中青年人群生活压力相对较大，往往容易滋生金融犯罪。
2、被告人文化程度普遍偏低以初高中为主。且很多被告人无业，职业多不稳定。
3、多数被告人法律意识淡薄。从庭审反馈的信息看，很多被告人都以为恶意透支信用卡等行为只是违法的，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触犯了刑法。
4、发案数量持续上升，危害日趋严重。伴随着信用卡业务的发展，在人们更多地享受信用卡带来方便，快捷的业务的同时，利用信用卡进行犯罪的现象与日俱增，情况日趋严重，从统计的发案数量看，呈逐年上升趋势，涉案金额巨大，案件损失较大。
5、恶意透支行为居多。主要表现形式有积少成多型的恶意透支，即指每次透支都在信用卡的透支额度内，但多次透支，透支额累计达到立案标准的行为;一人多卡的恶意透支，即持卡人持有多张信用卡，每次透支都在信用卡的透支额度及法律的立案标准内，但多张卡累计透支超过信用卡诈骗罪立案标准的行为;骗领信用卡型的恶意透支，即指信用卡持卡人在申领信用卡的过程中，通过伪造身份证、提供虚假工作证明或其他证明文件等方式，向发卡行提供虚假的个人信息资料和信用资料，从发卡行骗领到信用卡，从而骗领透支款的行为。
三、犯罪成因
(一)信用卡自身风险的原因
信用卡自身存在透支功能，这就容易产生犯罪的风险。持卡人只要办好信用卡就能在卡内余额不足的情况下继续透支消费，这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消费者，促进了商品流通，但是这也给存有不劳而获思想的'犯罪分子提供了温床，透支消费的引诱性是信用卡犯罪居高不下的重要动因之一。
(二)金融机构的原因
首先是审核程序不规范。在办理信用卡入口审查不严。按照《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简称《办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申请材料必须由申请人本人亲自签名，不得在客户不知情或违背客户意愿的情况下发卡”。银行普遍采用“绩效与发卡量挂钩”的考核机制，导致在发卡行营业网点偏重发卡数量而疏忽信用卡质量，放松了信用卡申领的审核要求，造成许多收入不高甚至没有固定收入的人员得以拥有透支额度并不小的时尚信用卡，有时还不止一张两张。有些信用卡审批人员对申请人的身份证、收入证明等文件审核草草了事，不负责地把信用卡发放给以他人身份证件申领信用卡的申请人。如环翠区法院受理的一起信用卡诈骗案，被告人吴某先后用父亲和岳父的身份证在徽商银行分别办理两张信用卡，而银行方面经过重重审核之后，在不认识被告人也没有身份证本人签名的情况下，先后批准了吴某的申办请求。
其次银行未尽风险提示业务。《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信用卡收费项目、计结息政策和业务风险等进行充分的信息披露和风险提示……确认申请人已经知晓和理解上述信息……不得进行误导性和欺骗性的宣传解释”。反观，某些信用卡营销员在营销过程中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为鼓励客户办理信用卡，业务员倾向于更多介绍信用卡的有利信息，如送免费礼品，介绍信用卡积分，说明透支免息期等，而未能尽到风险提示义务，详细说明透支利息的计算、罚息、滞纳金、超限费、法律风险等等，使得未来的持卡人对利息等情况缺乏合理的预期，欠缺信用卡的风险意识。审理的部分案件材料中，多名被告人都表现出对利率及还款日等信息的“无知”，利率的规定对其也只是概念化的条款，并没有鲜明的意识和切身的体悟。等到银行催缴时，才发现自己已经无力偿还，索性逃匿。本来是善意的或者是无意的，最后变成恶意。
再次在信用卡欠款催收阶段，尚无统一规范。根据法律规定，在恶意透支后，需经银行两次以上的催收，但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对催收的方式、效力等没有明确规定。有的银行采取信函的方式催收，而有的银行仅仅采用电话短信的方式催收，不但催收效果一般，还没有相应的回复情况。即便是上门催收，也无持卡人或其他在场人的确认等，为催收证据效力的司法认定增加了难度。
最后不同金融机构之间信用信息系统未联网，致使诚信评判缺失。因银行间信息不连通，犯罪分子在一家银行恶意透支后，往往又到另一家银行申领信用卡透支，连续作案，导致多家银行遭受损失。
(三)被告人自身的原因
首先是法律意识淡薄。根据相关规定，持卡人透支1万元以上，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仍不归还的，应当认定为“恶意透支”，将会承担法律后果。很多犯罪分子在办理信用卡的初期，有可能财物状况良好，信用等级较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自身财物状况恶化，又急需资金，不得不铤而走险透支信用卡，或者利用信用卡进行其他犯罪活动，而很多人本身并没有意识到违法行为已经进入刑法调控的范围;其次被告人贪利、侥幸心理是犯罪的重要诱因。利益的驱动性是财产型犯罪多发的重要诱因。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物质要求越来越高，有的人在自身财力无法满足心理需求时，在贪利心理和能够侥幸躲过法律惩罚的心理驱动下，不惜以身试法。
(四)社会的原因
一方面社会公众诚信缺失，奢侈消费观念泛滥，对侵占他人或社会财产的行为态度冷漠。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对信用卡诈骗行为的压力不大，导致人们对恶意透支等行为的危害后果缺乏足够认识。从社会监管来看，司法机关对此类犯罪的打击力度不够，也是此类犯罪逐年增多的一个原因。信用卡犯罪往往技术含量较高，涉及到的金融、网路、电子商务等各方面的知识，许多监管机构的人员，如公安等部门都缺少相关专业背景，短时间内很难形成对此类犯罪的一个整体性把握，有可能有时候打击力度不够，会放纵犯罪。
四、预防措施
(一)持卡人自身要提高防范意识
收到信用卡时要及时修改密码，不要使用123456、6个9，6个6等数字或与生日、卡号等有密切联系的数字作为密码，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将密码、卡号等信息告诉他人，避免被他人盗用。在使用后要及时收回信用卡，回执凭证等不要随意丢弃。尤其是身份证不能轻易交给他人或者向别人提供身份证复印件，信用卡及身份证要分开保存以保证安全。
(二)建立健全机制，规范金融机构信用卡业务
金融机构应严格遵守《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规范发卡行为。
一是不得对营销人员采用单一以发卡数量计件提成的考核方式。发卡银行应当从根本上放弃以简单的发卡数字作为工作人员绩效考核的方式，综合考量发卡数量和质量，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标准，并且将之落至实处，一以贯之。杜绝一切为追求发卡数量而简化信用卡办理程序的营销方式，尤其是外包。根本上减轻业务员的负荷，提高他们的工作责任感。业务员在向目标客户营销信用卡时，要更加着重向客户介绍信用卡相关的风险和法律规定，加强未来持卡人使用信用卡的法律意识和透支使用的风险;提醒持卡人的注意义务，在住址、电话变更的同时，应及时通知发卡行等，避免持卡人不当使用信用卡而给银行带来的损失。介绍语言应当明确、简洁、易懂，确保申请人对这些重要条款已经充分了解。
二是严把信用卡发放关口,严格资信审查。在信用卡审批流程中，提高征信核查广度和深度。对申请人的身份信息进行谨慎审查和核实，必须有本人亲自确认的情况下才能为其开立信用卡;除了书面核实、电话访问等间接方式外，对透支风险较大的申请人应当通过其他更加直接的方式查询他(她)的资信状况，如亲自到申请人的工作单位核实其收入及资信情况。真正做到亲访亲签，谨防伪冒情况的发生。
三是科学控制信用卡的初始信用额度。信用卡业务风险的大小和透支规模息息相关，而透支规模与信用额度紧密相连。从恶意透支的各环节来看，信用额度是导致恶意透支的要害因素，因为其决定着持卡人能从银行套取资金的多少。合理确定持卡人的授信额度，降低高风险客户的授信额度，对资信状况并不优越的申请人将透支额统一设定为1万元以下标准。尽管1万元可能并不是一个精确计算的最优基准，但应该是一个经验上的最优的标准。不仅能够减少银行对风险资产的投入资本，也应当能够有效减少恶意透支的现象，降低银行风险暴露的程度。透支额度也应当根据持卡人的资信状况随时进行调整。当发生频繁透支、大额透支或持卡人资信恶化等情况时，发卡行应当有所警觉并采取相应催缴措施。如持卡人不及时还款或提供其他有力资信证明，发卡行应当适时调整透支额度甚至止付。
四是提供跟踪服务。对持卡人随后的资金流动情况予以监管和跟踪服务，在法律明文规定的两次催收之前增设有效的消费提醒服务。这里的提醒是指充分应用银行短信服务平台或信用卡自动拨号平台，对透支超过固定值(包括在授信额度内的透支，如5000元、10000元等)及透支即将到期的持卡人予以风险提醒，内容包括透支金额、还款日期及其可能产生的法律责任。对持卡人的频繁交易、连续消费、大额消费等异常交易予以监管，采取与持卡人联系确认、调整授信额度、锁定账户、紧急止付等风险管理措施，尽量较少恶意透支风险的增加。
五是完善内控监督，提高制度的执行力。银行应建立多级控制体系、建立和落实岗位责任制、实行恰当的责任分离制。加强银行业务员的技能培训，提高一线员工的素质。把信用卡业务的审计工作纳入到银行内部审计工作的整体计划中，结合案件和司法建议专向治理，由中国银监会对单位年限内信用卡存活率予以考核，对未能达到标准的发卡行限制发卡资格和授信额度，建立合规风险管理的长效机制。
(三)建立联动机制，防止信用卡诈骗案件的发生
一是建议公安机关增设督促催告程序。《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恶意透支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公安机关在立案之前，持卡人已经偿还全部透支款息，情节显著轻微的，可以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因此从降低犯罪率、和谐社会关系考虑，公安机关在接到报案后，可以根据情况，充分评估该透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否足以需要司法介入，然后再做区分处理。对透支金额在十万元以内，情节轻微的，公安机关应事先进行督促催告，向透支持卡人或其亲属送达催告书。催告书的内容包括透支金额、利息及给付方式等其应当履行的义务，法律后果及法律规定的免责条款，督促透支人还款，为其改过留有挽回的余地。
二是建议检察机关酌定不起诉。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可以免于刑事处罚的，检察机关可以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这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起诉裁量权利，也是面对层出不穷的犯罪形态的应对之策。因此，建议检察机关从程序经济考虑，督促犯罪嫌疑人还款;对及时还款的嫌疑人，根据案件实际情况灵活处理，便宜行事。这不仅是有利于对其本人的教育，也大大节约司法资源，实现诉讼经济原则，为其办理大案要案节约精力。
(四)加强金融机构与司法机关的协作，实现预防打击信用卡犯罪的无缝对接
一方面要加大打击信用卡犯罪的力度，增强法律的震慑力，尤其是对盗刷信用卡和恶意透支行为加大惩治力度，另一方面要进行法制宣传，倡导理性消费。适时的通过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覆盖面广、影响力强的途径，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文字和具体生动的案例分析，向广大民众宣传信用卡犯罪的性质、类型和后果，使得民众了解到信用卡使用过程中的信用风险，使其在主观上自觉抵制信用卡犯罪，从源头上有效预防此类犯罪行为的发生。
案件调查报告 篇6
按照《关于开展生活必需品储备和市场调控工作情况的函》（商市运函【20xx】28号）文件要求，现将印江自治县商务局对全县生活必需品储备和市场调控工作情况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生活必需品储备制度建设情况
（一）我县生活必需品储备包括：粮食、食用油、食盐、肉类、蔬菜、应急必需品等6大类。由工贸局负责管理粮食、食用油2种商品；由盐务公司负责管理食盐储备；由商务局负责管理肉类、蔬菜、应急必需品类3种商品。
（二）目前我县各储备商品计划储备与实际储备：计划储备食用油58吨、小包装面粉26吨、小包装大米46吨、食盐27吨，肉类商品170吨，蔬菜18吨。截止20xx年12月底实际在库规模为食用油40吨、小包装面粉16吨、小包装大米30吨，食盐20吨。猪肉140吨，蔬菜8吨。
（三）各商品品种以政府储备形式开展储备。
（四）各商品品种储备以实物储备形式开展。
二、市场调控机制建设情况。
（一）我县针对肉类、食盐、蔬菜、粮油等重要生活必需品，采取政府委托，企业运作，政府适当补贴的储备方式。政府部门宏观指导，承储企业市场运营的方式，充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发挥骨干企业的带动作用，科学、合理的完成各商品储备工作。对肉类、蔬菜、粮油、禽蛋等重要生活必需品重点联系企业，商务局采取优惠扶持政策优先考虑的办法，对于社会责任意识较强，勇于主动承担社会政治任务的企业，在分配各项优惠扶持政策时优先考虑。
（二）应急商品数据库重点联系企业能够支持配合政府工作，及时准确填报信息。目前我县应急商品数据库系统样本企业总数已达3家。
（三）应急投放网络健全，科学选定3个供应点用以储备商品的应急投放，明确了商品运送车辆的调集和使用内容，确保了突发事件发生后运送及时、投放到位。全县目前已建立应急商品投放网络的有22个，乡镇覆盖率为100%。
（四）建立了由商务、发改、交通、财政、公安等单位组成的市场异常波动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突发事件发生时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储备、调运和投放工作。各相关部门建立了完善的市场应急响应机制，部门之间相互联系紧密，协同配合以确保机制运转协调、通畅。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困难及建议。
我县在生活必需品储备和市场调控工作中的问题困难和建议
（一）由于地方财政预算紧张，此项工作在我县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储备资金短缺和市场调控基金不足；二是各乡镇均未建立重要生活必需品储备制度；三是商业储备制度建设尚未起步，大型商贸流通企业多为租赁经营，销售商品采取短期备货形式，而对于重要生活必需品中生鲜类或者保质期相对较短的商品，一般采取随时配送方式。
（二）需要财政部门在储备工作管理、市场调控基金方面给予更多支持，同时税务部门在承储企业税收方面适当有所减免，金融部门在承储企业信贷方面给予一定扶持。
（三）希望能够争取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资金、政策等方面更大力度的支持和扶持，使我县生活必需品储备和市场调控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协调发展，一旦出现突发事件，能够及时有效的保障我市市场供应、维护市场正常运行。
案件调查报告 篇7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婚姻家庭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离婚案件在民事案件的比重也逐渐提升。离婚案件的增多给家庭的稳定带来了冲击，而家庭又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这样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也更加突出，影响了和谐的社会秩序。基于此，笔者针对目前离婚案件进行调查，通过了解婚姻状况，分析离婚案件突出的原因，从而提出相关有效的建议。
一、离婚案件调查情况
本次调查报告主要就我院20xx—20xx年5年内的离婚案件进行调查，具体调查情况如下：
（一）离婚案件占民事案件比例
20xx年共受理民事常规案件486件，其中离婚案件142件，占总案件的29%；20xx年共受理民事常规案件524件，其中离婚案件186件，占总案件的35%；20xx年共受理民事常规案件516件，其中离婚案件205件，占总案件的39%；20xx年共受理民事常规案件576件，其中离婚案件269件，占总案件的46%；20xx年共受理民事常规案件611件，其中离婚案件312件，占总案件的51%。
（二）离婚案件处理方式
20xx年：判决56件，调解79件，撤诉7件；
20xx年：判决48件，调解126件，撤诉12件；
20xx年：判决49件，调解144件，撤诉12件；
20xx年：判决76件，调解179件，撤诉14件；
20xx年：判决91件，调解197件，撤诉24件。
（三）离婚案件当事人年龄分布
20xx年：20-25岁35人，25-30岁72人，30-35岁24人，35岁以上11人；
20xx年：20-25岁42人，25-30岁94人，30-35岁32人，35岁以上18人；
20xx年：20-25岁69人，25-30岁95人，30-35岁23人，35岁以上13人；
20xx年：20-25岁84人，25-30岁116人，30-35岁36人，35岁以上33人；
20xx年：20-25岁137人，25-30岁114人，30-35岁人34，35岁以上27人。
（三）离婚案件原告方男女比例分布
20xx年：男84人，女58人，女性占40%；
20xx年：男102人，女84人，女性占45%；
20xx年：男96人，女109人，女性占53%；
20xx年：男93人，女176人，女性占65%；
20xx年：男85人，女227人，女性占72%。
二、近年离婚案件的主要特点
（一）离婚问题日益突出
从离婚案件占民事常规案件的比例来看，离婚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并且在民事常规案件中的比例已经超过50%，说明当前离婚问题日益突出。
（二）离婚案件处理恰当
从离婚案件的处理方式上看，虽然判决案件数量有所上升，但是从其在整体案件中的比例看，是有所下降的。而通过调解方式处理离婚案件占主要部分，且呈上升趋势。这说明了在离婚案件中有效的贯彻落实了“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政策，有利于社会和谐，从而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三）婚姻低龄化
从离婚案件当事人的年龄分布来看，20-35岁年龄段的离婚人群较多。从20xx-20xx年间，该年龄段人群离婚数呈持续上升趋势，婚姻出现低龄化。
（四）女性离婚比例攀升
从离婚案件原告方男女比例分布上看，20xx-20xx年间，女方提起诉讼要求离婚的比例持续攀升，至20xx年，女方作为原告的离婚案件已经超过70%。这也说明了妇女的社会经济地位逐渐提高，及其法律意识的增强，更加注重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三、形成目前离婚情况的主要原因
离婚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它受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习俗的和当事人的健康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但从离婚的现象看，形成的原因很多，但深入探究它的本质却是共同的，那就是感情确已破裂。而导致感情破裂的原因，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感情基础不牢靠
离婚案件中多是青年夫妇，他们婚前恋爱时间短，相互了解不够，从而因为一时的情投意合而草率结婚，婚后矛盾日益突出，又缺乏合理有效的沟通，考虑问题不全面而轻易离婚。以在外打工的.年轻人为例，他们接触异性的机会大，父母无法在身边监督，这样的恋爱自由产生草率同居的副作用，随之而来的是“闪婚”、“闪离”。在社会调查中，离婚案件中婚前恋爱时间不满一年的占19%，表示后悔草率离婚的占68%。
（二）经济问题突出
婚姻是组成家庭的必要程序，而家庭则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一旦经济基础不稳定，那么家庭、婚姻也会随之出现裂痕。目前，因为缺少充实经济来源而离婚的夫妇越来越多，他们对于物质条件的需求也逐渐提高。这种类似于成本与收益关系的经济活动，如果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很容易导致婚姻破裂。
（三）婚姻质量要求较高
由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冲击，婚前所向往的婚姻生活，在婚后成为泡影。人们过高的追求高品质的生活，却又无法调和现实中的矛盾与冲突中，使得婚前婚后反差太大，而对婚姻失去希望，从而选择逃避，选择离婚。
（四）女性地位的提高
在以前，女性社会地位低下，是社会中的弱者，今天，她们敢于发泄心中的不满，集中表现因男方问题而导致离婚的情况显著、普遍。离婚男性问题主要有大男子主义、存在婚外情、嗜酒赌博习惯、婚姻暴力等方面，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男性旧思想没有转变，视妻子为附属品，从而在婚姻关系中不平等对待。随着社会对妇女问题的重视，女性的社会地位逐步得到提高，她们有权为自己做主，已经不需要通过自己的低声下气去换取不值得付出的婚姻了，面对男人的种种罪行采取“零容忍”。
四、有关离婚案件调查的建议
经过对离婚案件的调查，我们应该以维持正常和谐的婚姻生活为己任，通过夫妻双方的相敬如宾与司法部门的有效调解，减少离婚事件的发生率。对此，有以下几条建议：
（一）避免草率离婚
婚姻并非儿戏，在产生离婚念头的过程中，要全面进行考虑。婚后一至二年是最容易产生离婚案件的婚姻危险期，在这阶段，双方要多加强婚后交流、沟通，产生矛盾后要相互谦让、包容，既要看到对方的优点，也要检讨自己的不足。不要一有感情问题，就贸然办理离婚手续，或许可以采用试离婚的方式。
（二）加强诉讼调解
作为司法机关，要清楚离婚案件始终，确保正常婚姻关系的延续，对此，要加强诉讼调解工作。1、审查案件事实，找出案件争议焦点；2、倾听当事人诉讼，找到当事人的问题结症所在；3、剖析当事人举证材料，找出矛盾来源，分清过错方；4、通过讲法律、讲事实、讲证据，化解当事人内心矛盾，以双方言和为目的。
（三）加强司法宣传
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应该充分利用电视台、广播等新闻媒体加强普法节目的宣传力度，尤其是要做好《婚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等的法律解释工作，不断深化人们对法律知识的了解，提高对婚姻的重视。司法部门要坚持开展“公正司法为民”的活动，通过庭审讲法作为平台，落实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贴近群众，用人们听得懂的语言阐释法理，树立人们对正确婚姻家庭观念的理解，端正当事人的诉讼目的。
案件调查报告 篇8
一、案件来源和当事人基本情况：
20xx年4月9日，我局执法人员根据举报对江苏海王星辰健康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南京1店、江苏海王星辰健康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南京2店和江苏海王星辰健康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南京3店进行了现场检查。
在检查中发现，上述几个药店正在销售以下几个品种的商品：1、“KING LIGHT 常润茶”、“KING LIGHT 肠清茶”、和“喜瑞牌”雪山骨葆、“喜瑞牌”芦荟维他命胶囊、“喜瑞牌”首乌胶囊。
从上述几种产品从包装上看，“KING LIGHT 常润茶”和“KING LIGHT 肠清茶”是深圳市东达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其中“KING LIGHT 常润茶”的主要原料是芦荟、绿茶、土茯苓、沙参等，“KING LIGHT 肠清茶”的主要原料是芦荟、桑叶、百合等。“喜瑞牌芦荟维他命胶囊”、“喜瑞牌雪山骨葆”、 “喜瑞牌首乌胶囊”是上海喜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其中“喜瑞牌芦荟维他命胶囊”分为300mgx120粒和300mgx30粒两种规格，配料均为美国库拉索芦荟、珍珠粉、维生素E等，“喜瑞牌雪山骨葆”的配料是牦牛骨和骨髓、内金、肉桂、冬虫夏草等，规格为350mgx120粒，喜瑞牌首乌胶囊”的配料是首乌、黄精、黑芝麻等，规格为400mgx90粒。上述几种产品的包装上均为没有标注保健食品编号和标志。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二十八条第（一）项的规定。在报请局长批准后，我局对当事人进行立案调查。
当事人：江苏海王星辰健康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住所：苏州市宋仙洲巷17-19号B楼四层；法定代表人：张思明；执照注册号：320500000044115；经营范围：销售中药饮片、中成药、保健食品等；案发地：南京市。
二、违法事实和证据：
对当事人立案后，我局对当事人南京4店也进行了检查，发现上述店也销售有“喜瑞牌芦荟维他命胶囊”、“喜瑞牌雪山骨葆”、“喜瑞牌首乌胶囊”等食品。当事人销售的产品的外包装的标识内容的主要部分如下：
“KING LIGHT 常润茶”的外包装上标注的主要原料（或配料）中使用了芦荟和土茯苓；执行标准：Q/DD007-20xx；卫生许可证号：粤卫食证字【20xx】第0301B04839号；
“KING LIGHT 肠清茶”的外包装上标注的主要原料（或配料）中使用了芦荟；执行标准：Q/DD007-20xx；卫生许可证号：粤卫食证字【20xx】第0301B04839号；
“喜瑞牌芦荟维他命胶囊”（包括300mgx120粒和300mgx30粒两种规格）的外包装上标注的主要原料（或配料）中使用了美国库拉索芦荟和珍珠粉；产品标准号：Q/IQXV24；卫生许可证号：沪质监（松）食证字【20xx】第0026号；
“喜瑞牌雪山骨葆”的外包装上标注的主要原料（或配料）中使用了冬虫夏草；产品标准号：Q/IQXV37；卫生许可证号：沪质监（松）食证字【20xx】第0026号；
“喜瑞牌首乌胶囊”外包装上标注的主要原料（或配料）中使用了首乌。产品标准号：Q/IQXV24；卫生许可证号：沪质监（松）食证字【20xx】第0030号。
上述产品的标识中均未标注保健食品批号。截止我局对当事人销售的上述商品调查结束时止，当事人共计上述四个连锁药房供应上述“KING LIGHT 常润茶”8盒，已销售2盒，销售价格32元/盒；“KING LIGHT 肠清茶”5盒，已销售2盒，销售价格32元/盒；“喜瑞牌芦荟维他命胶囊”（规格300mgx120粒/瓶）28瓶，已销售21瓶，销售价格78元/瓶；“喜瑞牌芦荟维他命胶囊”（规格300mgx30粒/瓶）4瓶，未销售，进，销售价格30元/瓶；“喜瑞牌雪山骨葆”10瓶，未销售，销售价格98元/瓶；“喜瑞牌首乌胶囊”3瓶，未销售，销售价格59元/瓶。
在调查过程中，当事人提供了以下材料：
“KING LIGHT 常润茶”、“KING LIGHT 肠清茶” 生产厂家的营业执照、商品的卫生评价报告单、卫生检测报告、生产厂家的保健食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和商品的卫生许可证；“喜瑞牌芦荟维他命胶囊”、“喜瑞牌雪山骨葆”、“喜瑞牌首乌胶囊”生产厂家的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国家食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对产品做出的检验报告。在当事人提供的资料当中，并无我局要求当事人提供的关于上述5种商品的安全性评估报告、新资源食品或者保健食品批文，也未能按本局要求提供上述商品的全部进货票据。由于当事人未能按照本局要求提供上述商品的全部进货票据，因此无法计算违法所得，经营额按照现场检查的数据计算（已经提供的部分数据除外）合计3779元。
以上事实有如下证据证实：
1、当事人的营业执照和经营许可证，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
2、现场检查笔录、现场拍摄的上述5种商品的外包装照片、部分药店的门头相片、柜台陈列相片，证明当事人销售上述5种商品的事实和产品配料的内容；
3、当事人提供的关于上述5种商品的相关资料、我局给当事人下达的询问通知书，证明当事人不能提供关于上述5种商品的安全性评估报告、新资源食品或者保健食品批文；
4、当事人的委托人的谈话笔录、授权委托书，证明当事人销售上述商品的事实。
三、定性意见：
1、20xx年2月28日，卫生部《关于进一步规范保健食品原料管理的通知》（卫法监发【20xx】51号）中将芦荟、土茯苓、玫瑰、珍珠、首乌等114种物品归类于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
20xx年10月12日，卫生部《关于“黄芪”等物品不得作为普通食品原料使用的批复》（卫监督函【20xx】274号）中规定：“芦荟、土茯苓、玫瑰、珍珠、首乌等114种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仅限用于保健食品。未经安全性评价证明其食用安全性的，不得作为普通食品原料生产经营。如需开发用于普通食品生产，应按照《新资源食品管理办法》规定程序进行食品安全性评估并申报批准。对不按规定使用《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名单》所列物品的，应按照《食品卫生法》和《新资源食品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处罚”。
20xx年2月6日，卫生部等6部局关于含库拉索芦荟凝胶食品标识规定的公告（20xx年第1号公告）中规定：“芦荟产品中仅有库拉索芦荟凝胶可用于食品生产加工。含芦荟的保健食品应当按照保健食品相关规定进行管理。”
20xx年7月22日，卫生部《关于普通食品中有关原料问题的批复》（卫监督函【20xx】326号）规定：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名单中所列物品及冬虫夏草目前均不得作为普通食品原料使用。
上述几个文件均属于国家对食品安全控制的规定，所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的经营者必须遵守上述规定，最大限度的保证其所生产经营的.食品的安全性。
2、《新资源食品安全性评价规程》中规定，安全性评价采用危险性评估和实施等同原则，由卫生部新资源食品专家评估委员会负责新资源食品安全性评价工作。要求被评价食品的食用历史中没有人类食用发生重大不良记录、从动植物中分离出来的食品原料的化学结构不提示有毒性作用、被评价食品在人体可能摄入量下对健康不应产生急性、满性或其他潜在的危害等。通过安全性评价证明被评价的食品的食用安全性，而不得存在任何潜在的危害。
当事人销售的上述5种食品的原料中含有芦荟、土茯苓、首乌（包括生首乌和制首乌）、珍珠粉以及冬虫夏草等物品，根据国家有关食品安全控制的规定，含有芦荟、土茯苓、首乌（包括生首乌和制首乌）、珍珠粉以及冬虫夏草等物品的食品，应当由卫生部新资源食品专家评估委员会对这些食品做出安全性评价。当事人仅提供了上述5中产品由地方卫生检验中心、疾病预防控中心或地方食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按照卫生标准出具的卫生评价报告和质检报告，而未能提供由卫生部新资源食品专家评估委员会对这些食品做出得安全性评价报告以证明消费者食用上述食品的安全性，排除消费者在食用上述食品的过程中及食用后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的可能性。
因此，上述5种食品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二十八条第（一）项所指的：添加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
四、处理意见：
当事人销售上述5种食品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二十八条第（一）项和《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根据《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对当事人处罚如下：
1、没收库存商品：
“KING LIGHT 常润茶”6盒、“KING LIGHT 肠清茶”3盒、“喜瑞牌”雪山骨葆9瓶、“喜瑞牌”芦荟维他命胶囊（300mgX120粒）7瓶、“喜瑞牌”芦荟维他命胶囊（300mgX30粒）4瓶“喜瑞牌”首乌胶囊3瓶；
2、罚款4.5万元。
案件调查报告 篇9
一、调查目的
当今世界，食品不安全的风险源不断增加，人们对食品不安全风险的认识逐步提高。尤其是现代农业生产对化学投入物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极端气候频繁出现，污染物不断增多，都使食品不安全风险上升。我国食品加工业和餐饮业多数为小作坊、小企业。他们对食品卫生安全比较漠视，往往又在政府监管之外。因此，关注食品安全，人人有责。通过对食品安全的调查，关注食品安全，开展食品安全的知识宣传，加强人们对食品安全重要性的认识，健全食品质量监督体系，逐步改善食品安全严峻的现状。
二、调查方法、时间、对象
调查方法：通过对内乡县下各乡镇的的农贸市场的实地考察，食品加工企业生产环节的参观调查，发出问卷调查调查人们对食品安全的了解。问卷回收率90%。
调查时间：20xx年8月10日至20xx年8月21日
调查对象：农贸市场小贩，食品加工厂，普通消费群众
三、调查结果及分析
根据调查显示，我县17.8%的居民民对食品安全状况表示放心，62.2%表示部分品种不放心;84.1%的市民在采购食品过程中最关注的是食品安全性;48.6%的市民认为食品安全最大的隐患在生产加工环节，27.3%认为在餐饮消费环节，18.8%认为在流通环节。可见，虽然近几年在食品安全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但市民对食品安全还不是很放心，食品安全总体形势仍比较严峻，食品安全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食品安全问题仍较突出。经过政府的规范和整治，食品案件多发的势头得到了遏制，但我县食品安全隐患和问题仍然十分突出。一是初级农产品(水产品)源头污染仍然严重。工业“三废’和城乡垃圾污染以及水体严重劣化，致使农产品受到重金属和有毒物质污染的问题仍不容忽视，有些化工厂还建在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的附近，容易造成附近水域和土壤的工业污染，群众反响比较强烈。同时由于尚未形成对农业生产者有约束力的科学用药和安全用药制度，农药、化肥的使用量和使用时间随意性较大，不到农药使用安全间隔期就采收上市现象尚有存在，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仍需引起高度重视。二是食品生产单位多为家庭作坊式经营，具有多、小、散的特点，质量保证体系不健全，部分生产单位的生产原料和卫生条件无法保障，添加剂滥用使得食品安全存有重大隐患。据权威显示，有关部门上半年检测显示，糕点类产品抽检合格率只有40%;豆制品合格率极低，有较大安全隐患，第一季度全区抽检豆制品10批次，合格率为0。三是流通环节经营秩序不够规范，经销农产品和食品的集贸市场、企业、个体户大多缺乏必要的设施和规范的管理，出售过期或变质食品现象仍有发生。四是消费领域城乡差异大，各种整治活动主要集中在城区开展，而农村食品安全监管力量相对薄弱，致使大量假劣食品流向农村，农村食品安全形势令人堪忧。同时餐饮业还存在餐具消毒不彻底、熟食操作不规范、流动摊点监管难等问题。
(二)食品安全监管合力还需增强。由于现行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还不完善，难以保障食品安全执法工作。食品安全监管队伍建设滞后，人员缺乏，难以适应食品安全监管的实际需要;食品安全监管环节众多，涉及的主管部门有农林、渔业、工商、贸粮、卫生、质技监、食药监等单位，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也不够完善，容易造成多头管理或监管不力现象，致使有些问题监管难以到位，影响了食品安全执法工作。
(三)食品安全基础设施薄弱。食品安全监测量多面广，但技术检测工作滞后，食品检测设备相对不足，检测力量跟不上检测需求。财政投入不足，执法装备和检测设施比较匮乏。另外，食品安全信息来源不足，食品市场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涉及的种类繁多，单靠单个部门的例行抽查，很难全面控制当前市场的所有食品质量。社会举报、投诉和村居食品安全协管员制度是一个信息来源的`途径，但是当前食品类的举报和投诉较少，协管员受知识水平和工作精力限制所反馈的信息也比较有限，况且所投诉、举报和反映的问题多数已成后果、造成危害，只能事后算账，难以做到事前把关。
(四)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不强。一些农民对于农药残留问题认识不够，群众识别假劣食品能力较低，自我保护意识不强。对于食品安全事件，消费者一方面存在麻痹思想，对有些危害性估计不足，自我保护意识不强;另一方面又受生活条件等多方面因素制约，有些无可奈何，抱着听之任之的态度。另外，由于经济、文化知识等方面的原因，不少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知识了解不多，特别是不少“新路桥人”购买食品时大多只看价钱，一味要求价廉而忽视物美，一些价低质次的食品成为主打食品，甚至成为部分儿童手中的美味。
案件调查报告 篇10
《药品管理法》赋予食品药品监督部门依法进行药品监督执法的职责，这既是政府赋予我们的权力，也是我们的责任。在药品行政处罚案件的处理中，稍有不慎或失误，就可能引发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甚至造成国家赔偿的严重后果，因此即使是一些小问题也不容忽视。本文结合工作实际，就如何降低药品行政处罚案件执法风险谈几点粗浅的体会。
一、行政执法现状
近年来，我市积极开展药品和医疗器械监督管理，取得了一定成效。药品监管和行政执法整体形势逐年好转，执法案件质量也有较大提高。但是，也存在很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适用法律错误
1、方法A要用，方法B要用。
如药店未建立真实、完整的购销记录，执法人员适用《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暂行）》第四十七条，对药店处以500元罚款。本案中，药店的行为既违反了《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暂行）》又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十八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八十五条处罚。但《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暂行）是部门规章，效力低于上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根据法理学的理论，适用法律时，上位法比下位法更有效，当下位法与上位法发生冲突时，应适用上位法。因此，本案应当适用《药品管理法》进行处罚。
2、适用法律和法规中的错误，包括适用法律和付款中的错误。例如，执法人员查封了一家销售国家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禁止药品的药店，认定该药店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因为这一条包含三个内容，不能说是一般违反了《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而应该说是违反了《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第三款第（一）项，逻辑严密。
（二）行政处罚程序违法的
目前我国没有统一的行政诉讼法，我国药品监督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应当遵循的程序法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药品监督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在药品监督工作中，具体行政行为程序违法，管理相对人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的，根据《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上级行政机关或者人民法院可以责令或者判决该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以，程序公正合法是非常重要的。有几起药品监管程序违法的案例。
1、表明身份程序违法。有些执法人员只说我们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执法人员，他们来检查，但没有出示执法证件，或者没有及时出示执法证件。表明身份是调查取证的大前提，也是所有行政检查程序的最低要求。作为行政处罚程序，它至少有三层含义：
（1）尊重当事人，树立公务员形象；
（2）注明法定处罚主体或资格；
（3）在处罚违法或当事人不服处罚时，表明身份程序有利于在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中查明案件事实。
2、应避而不避。撤诉的情形主要有三种：
（一）案件当事人或者其近亲属；
（二）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三）与案件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如果我们的执法人员在监督检查时知道自己的亲友，就应该主动向单位负责人申请回避，而不能只是把回避的理解变成对某人的仇杀，要求当事人回避。从我们的实践来看，回避制度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很少有执法人员主动提出回避。
3、说明理由。该程序是非法的。主要表现在管理相对人被给予行政处理时，没有向相对人说明正当性和合理性的理由，或者理由不充分。忽视告知义务的履行，主要表现为在提前送达《行政处罚通知书》和《听证通知书》的同时，不给予当事人充分行使辩护权的机会，并强制当事人签署“对通知书内容无异议，放弃陈述和辩护”等相关法律文书。在自由裁量权的运用上，没有理由从轻或者从重处罚，不能说服人。
4、应适用一般程序，但适用简易程序。这是实践中常见的情况，如对超过《行政处罚法》规定数额的罚款适用简易程序（公民处以50元以下罚款，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没收非法收入和财产应适用简易程序。
5、违反规定当场收缴罚款。有些情况下，罚款不当场收缴的，应当当场收缴。根据《行政处罚法》，当场收缴罚款的情况主要是：（一）依法给予20元以下罚款；（2）未当场收缴后难以执行的；（三）边远、水上、交通不便地区，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作出罚款决定后，当事人向指定银行缴纳罚款确有困难的。经当事人提议，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可以当场收缴罚款。
（3）部分案件事实不够清楚，证据不足
个别案件的违法事实缺少违法时间和涉及的数量、价值和违法所得；有的执法人员重视对当事人的调查询问，忽视对原始书证、物证的收集和固定；部分案件当事人身份不明，反映当事人情况的身份证、药品经营许可证、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营业执照未收集成证据的；收集的证据和非法事实之间缺乏相关性。
（4）法律文书制作不规范
从目前的`行政处罚案件来看，事实上、证据上、程序上的问题都是个别的，最重要的是法律文书的制作，这也是执法人员最容易忽视的。常见的主要问题有：
1、被处罚单位（人）、地址（住址）、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等执法文书。括号内的内容不根据情况做取舍，需要划掉的不划掉。
2、无销毁假劣药品记录，无罚没物品处置记录等。
3、备案时间不准确，如下午4：00申报时间，下午4：00备案时间，下午16：00或4：00备案时间准确，不会导致败诉，但我局在诉讼过程中遇到了当事人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不避免类似问题的发生？
4、个别案件笔录的当事人对笔录的真实性没有签署意见。
5、先登记保存项目审批表，保存项目只填写“药品”，不指定药品名称。“监督检查类”记录不准确，如日常监管、药品等。
6、在撰写个案文书时，混淆了“劣药”与“按劣药处罚”的定义。
二、降低执法风险的思考
作为药品监督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在行政处罚案件中，要想降低执法风险或立于不败之地，就要努力把每一个行政处罚案件办成“铁案”。对此，要认真把握以下几点。
一、证据确凿，收集完整
证据是证明案件真相的所有事实。其类型有①书证；②物证；③视听资料；④证人证言；⑤当事人陈述；⑥鉴定结论；⑦检查记录和现场笔录。确凿证据不仅是行政机关认定当事人违法事实、实施行政处罚的重要保证，也是降低行政机关执法风险的关键因素。证据不确凿的，行政处罚必然存在风险。证据一般分为：①常规类型，如现场检查笔录；2核心类，如从非法渠道采购药品的“渠道”资质证书，如假劣药品检验报告；③支持证据，如证人证言、发票账户等。在收集证据时，必须重视和把握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合理性和证明力。第一，证据的合法性。首先要注意证据来源的合法性。不能非法取证，不能以网站、报刊文章和非法数据为依据或证据。第二，要注意取证程序的合法性。一方面，对于提前登记保存的项目，信息既要注意法定时限，也要注意内部的事先审批和时限。另一方面，进入司法程序后，不能擅自取证、补充证据。第三，要注意数据采集的合法性。勘验笔录（现场勘验笔录）、证人证言（调查笔录）、书证（发票、帐目等）。）应当由当事人签名、盖章、捺指印，并由两名具有行政处罚资格的执法人员签名。第二，证据的关联性。第一，证据必须有关联性，结合在一起就会形成一个严密的证据链。第二，所有证据都必须经得起逻辑推理，尤其是证词不能出现矛盾或不同的结论。
第三，证据要符合客观实际，从众多证据中筛选提取与案件有内在联系的主要证据和直接证据，而不是认为证据越多越好。第三，证据的证明力。第一，必须有满足处罚定性的核心证明。如处罚制售假劣药品的案件，必须写明药品检验机构的质量检验结果，但《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第四十九条第三款第（一）、（二）、（五）、（六）项规定的情形除外。二、证明案件客观事实的关键证据。在调查取证过程中，无论是证人证言、书证、勘验笔录、鉴定结论等。，有必要围绕违法案件事实收集证据。
二、法定程序，严格遵守
在有充分证据证明违法事实存在的情况下，如果程序违法，行政处罚仍将无效，因此遵守法定程序是降低行政执法风险的重要因素。所谓“程序”，简而言之，就是事情的顺序。作为药品监督执法部门，在办理行政处罚案件时，必须时刻牢记并自觉遵循《行政处罚法》和《药品监督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中各项程序的要求。具体来说：第一，简易程序和一般程序。为了正确适用和严格区分，符合适用简易程序的只能由简易程序处理，符合适用一般程序的必须由一般程序处理。这两个程序不能混淆和滥用。第二，听证程序。作出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处以较大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首先告知当事人有权要求听证；第二，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严格按照听证程序的要求办理。第三，内部审批程序。从立案到结案的全过程，无论是领导还是执法人员，都要注意各种执法文书的审批和签字，不能掉以轻心，出现错误。
三、适用法律，准确规范
证据和法定程序是行政处罚的前提条件，适用法律规定的准确规范是行政处罚的重要保证，也是降低行政执法风险的重要因素。首先要客观全面地分析证据，做到定性准确。第一，在违法活动中一定要有分量，要准确；第二，案件定性条款要规范，符合引用法律中的“法律责任”或“相应的处罚项目条款”。二是要写法律条文全称，不能缩写或缩略，也不能擅自造字。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不能写成《药品法》，经不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第三，引用的法律条文要具体，项目和目的绝不限于条款和段落。第四，适用条款要全面。药品被污染的，应当直接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第三款第四项，并引用第四十八条第一款。只有法律明确规定禁止生产、销售假药，才能以假药论处。
四、把握规模，加强审计
“尺度”是由法律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性所体现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和执法人员在查处违法案件时，要高度重视和注意掌握这一重要的动态因素，它与前三个要素形成了紧密的辩证统一关系。轻微的过失和错误，一是关系到我们公正、公正的执法形象，二是可能导致行政复议和诉讼，三是为司法机关提供了变更判决或决定败诉的把柄。因此，一方面要制定从重、从轻、减轻和免除处罚的规则。第二，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实事求是，统一标准，互不关心。第三，要严格把握自由裁量权，在处罚标准上要平等对待性质相同的案件。另一方面，要从头到尾把握和坚持复习。一是要严格执行合议庭制度和重大案件集体讨论制度，依靠集体智慧和力量防止自由裁量权滥用；二是要建立内部监督约束机制，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和问责制度；第三，建立并实施由法律人员具体承担的案件审查和审计程序。
充分发挥法制机构职能，加强制度建设，完善行政执法程序，加强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和行政执法检查。记录考评结果，作为单位目标考核和执法人员绩效考评的依据，严格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形成激励机制，推进依法行政。
五、文件规范，文字严谨
执法文书的制作水平直接反映了行政执法的质量，也是降低执法风险的决定性因素，因为任何违法和不当的执法都会在执法文书中得到体现。提高执法文书制作水平是保证执法、降低执法风险的重要措施。第一，事实描述要清晰准确。非法医疗器械的时间、地点、数量、金额、批号、产地等。对违法行为应当准确描述。二是告知当事人自己的权利必须在文书中明确记载，必要时可以当场向当事人宣读。第三，笔录中执法人员的签名应由两名执法人员签名，而不是由一名执法人员签名。
综上所述，药品监管行政处罚是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一项长期工作。在认真实施《药品管理法》和实施行政执法的同时，也要认真研究降低行政执法风险的问题，确保行政执法的高质量、高效率和权威性。
案件调查报告 篇11
在近几年的司法实践中,笔者对某一基层人民法院XX年至XX年受理的9件刑事自诉案件统计发现，XX年受理刑事自诉案件3件，XX年受理刑事自诉案件6件，同比增长100%，其中调解2件、撤诉1件，调撤率33.3%。
一是审查把关不严，盲目立案。刑事自诉案件往往是当事人一纸诉状，法院便予以立案，缺乏严格的审查把关，致使刑事案件不断增多。
二是易立难审，久审不决。由于立案审查把关不严，受案后发现许多问题，加之双方争执较大，而又无法查明案件事实真相，难于收集定案证据，往往形成案件“判又判不了，调又调不成”的局面。
三是滥用强制措施。刑事自诉案件属轻微刑事案件,自诉人可以撤诉,也可以与被告人自行和解,矛盾容易化解.因此,决定对被告人采取逮捕措施应当严格把握。但是,目前一些法院的`常用做法是,只要被告人的态度不好或不予配合,就对其采取逮捕措施。不仅给审判工作带来被动,而且容易激化双方的矛盾。
四是刑事部分判决后,民事赔偿部分难以执行,案结事未了。由于审判人员在审判中对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的任意性和滥用职权，造成被告人心理反差，抵触对立情绪较大，本来可以调解或和解结案的案件，不得不判决结案。而被告人难于接受，致使附带民事赔偿部分难以兑现执行。
针对上述状况，笔者建议，人民法院审理刑事自诉案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改进：
一是要把好立案审查关。严格审查自诉 案件有关 刑事部分，如果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就不予立案;如自诉人坚持提起刑事诉讼，则裁定驳回起诉或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二是要做好立案后审理中的处理工作。如发现受案后刑事自诉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应将所受理的案件立即移送有关部门处理;证据材料不足，不能证明被告人构成犯罪，就应宣告被告人无罪。更不能认为需要被告人赔偿就盲目推定被告人有罪。
三是要极其慎重稳妥的采取强制措施。刑事自诉案件在审查核实证据的基础上，确实认为被告人的行为触犯了刑律，不采取强制措施不利于诉讼程序顺利进行，或者产生不良社会后果，才可采取强制措施。同时要严格审批手续。
四是要注重调解，增强良好社会效应。刑事自诉案件多是邻里纠纷，往往是小事酿成大祸，多方因素激化的矛盾，因而要多调少判，这样一来有利于社会稳定，促使当事人化解矛盾，便于附带民事赔偿部分顺利得到执行。
案件调查报告 篇12
案件调查终结报告根据内容不同可以分为五类,包括拟予行政处罚的调查终结报告、拟不予行政处罚的调查终结报告、拟予销案的调查终结报告、拟送其他机关处理的调查终结报告和其他终止调查的调查终结报告。相关程序规定对不同类型的案件调查终结报告有不同的内容要求。
办案机构认为违法事实成立,应当给予当事人行政处罚的,应撰写调查终结报告。
拟予行政处罚的调查终结报告由首部、正文和尾部三部分构成。其中,正文包括7个方面的内容:
1.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当事人是自然人的,应当写明姓名、性别、年龄、身份证号码、职业或工作单位、住所等情况。当事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写明名称、住所以及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的姓名和职务等情况。
2.违法事实。
违法事实包括当事人实施违法行为的时间、地点、目的.、手段,以及违法情节、违法所得、违法后果等一系列实际情况。记载违法事实,应客观真实、内容全面、重点突出。
3.相关证据及其证明内容。
相关证据是指办案人员在调查取证过程中收集到的,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书证、物证、证人证言、视听资料、计算机数据、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勘验笔录、现场笔录。既然是相关证据,就一定与案件事实密不可分,无论其是否有利于当事人。
证明内容是办案人员对证据与当事人违法行为关联性的分析论证。对于重大案件及证据较多甚至相互矛盾的复杂案件,在调查终结报告中说明证明内容非常必要,有利于办案机构对证据的全面性、关联性及证明力进行梳理,去伪存真,正确认定违法事实;有利于核审机构进行审查,以及最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4.案件性质。
案件性质是指违法行为所属的具体类型,如无照经营、虚假广告、商标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这项内容涉及办案机构对所调查违法行为的定性和认识,以及法律适用问题。
5.自由裁量的理由。
说明自由裁量的理由,即办案机构在调查终结报告中说明其对所列违法行为原则上如何处罚,是从轻、从重还是减轻处罚,这样处罚的理由是什么。在行政处罚案件中,办案机构应该考虑当事人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及其主观过错情况,根据立法的目的、原则和相关规定,在职权范围内决定是否处罚以及如何处罚。
6.处罚依据。
处罚依据即办案机构拟具体适用的法律条文。需要注意的是,在调查终结报告中应具体写明所依据法律的名称和具体条文,不能笼统地写成依据某法或者依据有关规定。在调查终结报告中写明处罚依据,是案件法律适用正确的基础。
7.处罚建议。
处罚建议即办案机构最后对案件当事人提出的具体处罚意见,包括明确的行政处罚种类、幅度或数额。
除制作拟予行政处罚的调查终结报告外,办案机构还应草拟行政处罚建议书,连同案卷交核审机构核审。
案件调查报告 篇13
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的案件与日俱增，案件类型也日益复杂。农地承包合同纠纷已成为三大涉农案件(其余两类为农村税费纠纷和农村征地纠纷)之首。在这些纠纷的背后交糅着各种利益冲突和传统观念与现代文明的碰撞，农村土地问题纠纷已成为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因此，在司法实践中理性思考有关土地承包纠纷问题，认真总结这类案件的审判经验，对于维护农民根本利益、稳定农村社区、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根据笔者所在法院近几年受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的情况，分析笔者所在地区这类案件的类型特点及问题成因，探讨审理实务中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和一些具体问题，并根据一些案例提出了几点思考和体会。
一、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的基本情况
1、案件总量明显增加。笔者所在法院近几年受理的案件统计显示，20xx年我院受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4件，20xx年受理18件，20xx年仅1-5月就已受理23件。农村土地承包案件在民事案件中所占的比重也逐年增大。
2、集体诉讼和类似诉讼增多。由于村社组织将集体土地承包给他人后引发纠纷，村民起诉，要求确认承包合同无效，或要求将承包地收回重新发包。此类案件往往原告众多，而且容易引发群体上访，法院审理难度大。本院20xx年受理了合川市狮滩镇任家村3社78户农户诉被告李隆富、任家村3社的纠纷后 ，20xx年又分别受理了任家村1社97户农户诉被告李隆富、任家村1社和任家村5社97户农户诉被告李隆富、任家村5社两起同类型案件。此外，20xx年2月，我院第一人民法庭受理了云门镇太平村3个社、吉福村5个社、任沟村1个社和水碓村1个社分别诉重庆万寿生物医药开发有限公司共10起相同类型的案件。这类纠纷主要反映在家庭承包以外的其他方式的土地承包中。
3、村社当被告的多。虽然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中，既有农户之间的纠纷，也有村组起诉村民或农户的，但目前村组当被告的案件较多。20xx年我院受理的18件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中，村社当被告的就有6件，比例高达的33%。村社当被告或因发包土地过程中单方提高承包费标准，或因一地多包，或因收回村民土地，或因农户转让承包经营权后另行发包。其中，既有剥夺农村集体组织成员土地经营权的违法行为，也有执行当地政策和依约履行承包合同的“合法”行为。
4、征地或租地补偿费用纠纷增多。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紧靠城镇的土地被大量征用，征地补偿费如何公平、公正地分配，成为农民密切关心的问题，伴随着征地款而引发的分配收益纠纷日益突出。同时，很多土地承包纠纷案件，表面看，可能是诉请继续履行承包合同，或者请求返回承包经营权，但其实质是请求分配因土地被征用或租用而产生的各种补偿费。因笔者所在法院辖区自然资源丰富，近年来，随着辖区内草街水利枢纽工程、富金坝水电站、西师育才学院、以及一些中小型水泥厂、矿石场的兴建，大量纠纷因征地补偿费或租地费分配引发。以前因种地无利可图而漠视甚至放弃土地经营权的农村集体组织成员，在利益的驱动下突然也对其经营权珍视起来。
二、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的主要类型
本院受理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主要是合同纠纷和侵权纠纷，大致有以下几类：
1、确认是否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纠纷。主要是因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出生、死亡、婚嫁、农转非、参加工作等变更引起的纠纷。包括：(1)没有取得承包地的，是否有土地承包经营权;(2)结婚后，户口未迁出，是否应保留土地承包经营权;(3)死亡后，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随承包地存在;(4)取得承包地后，因升学、进城等，户口也迁出，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随承包地存在;(5)自动放弃承包地，进城经商务工办企业，但户口仍在原地，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存在。
2、经营权流转纠纷。由于国家“三农”优惠政策的出台，农村土地越来越俏。因以前农村土地流转手续不完备、不配套，土地流转行为不规范而引发的土地承包纠纷频频发生。一是转包转让型纠纷。税改前，种田效益不高，一些农户将土地让给他人承包，其税费也相应地由接受者承担。现在不仅土地税费全免，而且国家还倒补贴，原承包户主张转包要求被转让户退还其承包地，接收户主张转让不愿退，于是双方发生纠纷。二是代耕代种型纠纷。以前不少农民弃田荒地，外出务工经商，又不承担税费和提留等。村干部为不使税费落空，让其他农户代耕代种，代耕代种农户又履行了税费义务，且税改时这些耕地面积又纳入了代耕代种农户的计税面积。现在原承包户回来了，找代耕户或村组集体要求收回自己的承包地，双方发生纠纷。
3、土地补偿费分配纠纷。前文已经提到，随着城市开发建设的.加快和城乡建设的迅猛发展，征地或租地补偿费用纠纷逐年增多。需要说明的是，这类纠纷不但包括承包地被依法征收的承包方请求发包方给付已经收到各类补偿费纠纷，也包括原土地承包者请求土地实际耕种者返回已经领取的土地补偿费纠纷，还包括表面上诉请返回土地承包经营权实质上因返还土地不能而希望返回土地补偿费的纠纷。前两者案件是单纯的给付之诉，后者则需要先确定原告是否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及其承包经营权是否遭到侵害。
4、承包合同纠纷。一是因承包方违约引发的纠纷。包括在承包合同履行过程中，承包人拖欠承包费和承包人随意变更土地使用方式等 。其中前者占此类纠纷的绝大多数，承包人有的是因为对发包方在履行合同义务方面有意见，有的是合同对承包费交纳的期限约定不明，有的是因为经营不善，有的是故意不交纳承包费。二是因发包方违约引发的纠纷。如在农业承包合同期限中，发包方将农民的承包地随意收回。这类纠纷既有违约，也包含了侵权。三是因承包合同损害了合同外第三人利益而被请求确认其无效。如本文开头提到的“李隆富”系列案件。
5、经营权侵权纠纷。(1)违法收回“农转非”承包地。农户进入小城镇落户后，集体经济组织收回其土地 。(2)侵害妇女依法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承包时对妇女实行有别于男子的歧视性土地承包政策;承包期内强制收回出嫁女承包地。(3)强迫承包方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基层政府为搞退耕还林等政绩工程，假借少数服从多数强迫承包方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强制收回农民承包地，由村社组织出面进行其他方式的承包。
三、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的成因
1、历史原因造成我国农村土地现状比较乱，是纠纷产生的历史性根源。建国以来，我国土地政策多经变化，一直处于一种多变的不稳定状态。短短的50余年，历经了农民土地所有制和土地集体所有制两个大的阶段，导致了农村土地产权关系大混乱。建国伊始的土地改革运动，实现了中国农民梦寐以求的“耕者有其田”，从而确立了农民土地所有制，接下来是互助组运动，1953年开始初级合作社运动，农民的土地入股进行集体经营，1956年上升到高级合作社，剥夺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随后在全国确立了人民公社制度。直到改革开放，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采取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制度，成为了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实现了“集体公有，农户经营”。但是因为经营权范围的限制和“政农不分”的中国特色，实施过程中农民的自主经营权受到严重限制。历史的原因造成了我国农村土地现状的混乱局面。
2、法律和政策衔接不协调，是纠纷产生的法制性根源。从1983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出台，到20xx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简称《土地承包法》)、20xx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xx]法释6号)的实施，历经20余年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对农业土地承包经营中产生纠纷的解决，走过了主要依靠政策调整到以政策调整为主、法律调整为补充，再到政策调整与法律调整并重直到目前主要依靠法律调整的历程。法律、政策的多变性和灵活性与土地变动缓慢的过程性、滞后性产生矛盾。例如我国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曾经推广过“两田制”，而在这种制度被国家认定不利于土地的长期利用之后，很多地区却还在积极的继续施行，与国家政策和法律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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