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精神的当代价值

时间:2016-10-22 编辑:玉佩‍ 手机版

  导读;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80年后的今天,怎样正确看待长征那段苦难的历史,长征胜利之于今人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从长征胜利中汲取怎样的营养和力量,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体人民应当思考的重要问题。
 

  回溯80年前,在国内局势大转变的关键时刻,一位名叫埃德加·斯诺的美国新闻记者带着关于革命与战争的无数问题,冒着生命危险,冲破国民党和西方世界对中国革命的严密新闻封锁,来到陕甘宁边区,和毛泽东同志进行了长时间的对话,搜集了关于长征的第一手资料。斯诺是长途跋涉在红色区域进行战地采访的第一位西方新闻记者,写下了许多轰动一时的通讯报道。那些报道汇编成书即《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该书首次出版,由于当时所处环境,中译本采用了《西行漫记》这个书名作为掩护。重温这部红色经典,重思斯诺的红色记忆,考察作者与毛泽东的对话,研究作者记录长征的珍贵资料,无疑会产生许多思想启迪和有益滋养。

  从长征起因看党的领导

  对于当代人而言,关于长征的印记,大多来自教科书、影视剧、博物馆。譬如,关于长征的诗词,语文教科书里的《过草地》《飞夺泸定桥》《艰苦的岁月》,影视剧里的《四渡赤水出奇兵》,历史书中关于长征的记载,等等。但是有关长征的专门著述,尤其还是当时的外国新闻记者的独家采访记录并不多见。《西行漫记》堪称一本了解长征、思考长征的伟大著作。特别是书中关于长征的记载,多是毛泽东的回忆和口述的真实记录,这为我们研究长征、思考长征提供了宝贵资源和思想财富。

  长征是什么?为什么要长征?这是必须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据斯诺记载:“这时南京被江西苏区的革命潜力完全惊醒了,在一九三零年年底开始了对红军的第一次‘围剿’。”(《西行漫记》中文版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53页)从1930年底第一次“围剿”开始到1933年4月,蒋介石一共发动了四次“围剿”。其中,第一次从1930年12月到1931年1月,兵力超过十万,鲁涤平为总指挥;第二次从1931年4月到6月,兵力超过二十万,何应钦为总司令;第三次从1931年7月到10月,蒋介石亲率三十万军队;第四次从1933年4月到10月,人数二十五万之众,陈诚为战地司令官。从以上数据,不难看出,蒋介石对于红军的“围剿”,兵力一次比一次增加,决心一次较一次增大,间隔基本上很短,不给红军喘息的机会。但是,面对残酷的“围剿”,仅有四万余人的红军在党的领导下,巧妙地运用运动战,贯彻执行迅速集中和迅速分散的战术,采取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以己主力各个击破突然进攻的孤立的敌军,取得了前四次反“围剿”的完全胜利。

  前四次“围剿”彻底失败后,为了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围剿”,蒋介石没有再给红军任何休整喘息的时间,于1933年10月至1934年10月间动员了近100万兵力,采取新的战略战术对红军展开了疯狂“围剿”。尽管红军已取得了前四次“围剿”的胜利,积累了宝贵经验,但是正如毛泽东所言,“其一是在一九三三年福建事变中没有能同蔡廷锴的部队联合。其二是放弃了我们以前的运动战术,而采用错误的单纯防御战略。”这样导致了红军损失惨重,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了历经无数艰难险阻,“横渡中国最长、最深、最湍急的江河,越过一些最高、最险的山口,通过凶猛的土著居民的地区,跋涉荒无人烟的大草地,经过严寒酷暑,风霜雨雪”的漫漫长征。长征,挽救党、挽救红军、挽救中国革命,保存红军有生力量,做出战略撤退,表明恢复了党的正确领导和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

  从长征历程看信仰的力量

  回望历史,长征本来就是一个向死而生的大胆抉择,而长征历程更是时时兵临绝境,处处绝处逢生。比如,强渡大渡河就是长征中关系最重大的一个事件。历史上,在遥远的大渡河两岸,三国英豪和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领导的十万大军都曾全军覆没。红军没有重蹈历史的覆辙,而是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在翻越雪山时,一些衣衫单薄、气血不旺的南方战士不习惯高原气候,冻死不少。譬如,在爬荒凉的炮铜岗时,战士们一路砍伐长竹,在齐胸深的泥淖上铺出一条曲折的路来。毛泽东说:“在这个山峰上,有一个军团死掉了三分之二的驮畜。成百上千的战士倒下去就没有再起来。”寥寥数语,展现的红军的苦难与卓绝却是那般震撼与惊心,问题是今天究竟又有多少人能真正感知这些呢?

  或许《西行漫记》中这样一组组数据和描述更有助于深化对长征的理解吧。“长征的统计数字是触目惊心的。几乎平均每一天就有一次遭遇战,发生在路上某个地方,总共有十五个整天用在打大决战上。路上一共三百六十八天,有二百三十五天用在白天行军上,十八天用在夜间行军上……平均每天行军七十一华里,即近二十四英里,一支大军和它的辎重要在地球上最险峻的地带保持这样的平均速度,可说近乎奇迹。”(《西行漫记》中文版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79页)对于如此征程,斯诺曾如此描述,“从福建的最远的地方开始,一直到遥远的陕西西北部道路的尽头为止,其间迂回曲折,进进退退,因此有好些部分的长征战士所走过的路程肯定有那么长,甚至比这更长。但根据一军团按逐个阶段编的一张精确的旅程表,长征的路线共达一万八千零八十八里,折合英里为六千英里,大约为横贯美洲大陆的距离的两倍,这个数字大约是主力部队的最低行军长度。”(《西行漫记》中文版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64页)

  对于这样的行军战斗奇迹,就连当时的国民党军队都心生敬畏,当代人在学习研究长征史诗时,对于红军的感慨与敬畏应当更是非比寻常吧。因而,一些问题会常常在思想里回荡。正如斯诺所言:“这些战士战斗得那么长久,那么顽强,那么勇敢……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使他们那样地战斗?是什么支持着他们?他们的运动的革命基础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希望,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理想,使他们成为顽强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战士的呢……但他们却身经百战,经历封锁、缺盐、饥饿、疾病、瘟疫,最后还有那六千英里的历史性‘长征’,穿过中国的十二个省份,冲破千千万万国民党军队的阻拦,终于胜利地出现在西北的一个强大的新根据地上。”(《西行漫记》中文版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页)如今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早已不再像我们的先辈们那样需要冒着枪林弹雨,进行长途跋涉亲身参与和进行实地采访了,有许多珍贵资料可供我们研读和学习。思索红军之所以不可战胜,之所以能取得最后的胜利,难道不正在于红军那向死而生的勇气和决心吗?难道不正在于红军那超人的吃苦耐劳和对革命的深深信仰吗?

  从长征胜利看民族复兴

  正是基于党的正确领导,以及崇高的革命信仰,还有那种坚忍不拔、自强不息、勇往直前、吃苦耐劳的伟大精神,红军长征才取得了伟大胜利。当然,客观而言,评价长征胜利的伟大意义,不能不提毛泽东关于“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的思想。说长征是宣言书,因为它向全世界宣告了红军的不可战胜。说长征是宣传队,因为它向沿途十几个省约两亿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人民的道路。没有长征,广大民众怎会那样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可以说,长征大规模转移是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说长征是播种机,因为长征武装了沿途各省千千万万的农民,留下了许多干部来训练游击队。在漫长的艰苦征途上,有成千上万的人倒下,可是又有成千上万的劳苦人民充实进来。对于如此史诗般的长征,毛泽东曾经雄浑豪迈地写下了《七律·长征》《十六字令三首》《忆秦娥·娄山关》《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等记录长征盛况的诗词。那不仅是长征战况的生动诠释,更是长征精神的诗意表达。

  事实上,今天,再丰富的辞藻都无法完全准确再现长征的苦难与辉煌,再充沛的情感都不能完全表达我们对长征的纪念与感怀。不过可以坚信的是,历史上共产党人什么路没有走过?什么苦难没有经历过?在通往民族伟大复兴新的征程上,永葆长征精神,我们将勇往直前,无往而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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