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为遗体换衣服 他不光害怕还有点不好意思

王进(化名)刚来时被分到防腐部实习，这是一个让他有很多感受的部门。王进说：“每天我都要做帮遗体脱光衣服，化妆等事情，虽然戴着口罩和手套，但一些遗体都是尸变了的，发出臭味，恶心的想不停地呕吐。当时我还是一个学生，每次为遗体脱衣服我都很不好意思，按照要求，遗体不管男女，都要脱得干干净净，可我每次都会留下一条底裤，让老师去完成。”王进说：“我换的第一具遗体是名男性，40多岁，有150多斤重，是因为车祸死亡的。送来时浑身是血，头颅都裂开了，当时我除了不好意思，心里还发慌，非常恐惧。”

第一次打开棺盖 她选择站在了棺盖的后面

25岁的女孩小静(化名)，2000年毕业于北京信息工程学院南京分校，2005年11月到火葬场上班。虽然接触遗体的密度比不上苏勇，但作为业务员的她，每天都要分检骨灰、接待家属、帮忙打开棺盖给家属看最后一眼、把遗体送入炉。

“第一次打开棺盖时，开的方向朝向家属，我站在了棺盖的后面，这样就看不到遗体了”。这个一向自认为胆大的女孩子在第一次时还是选择了不看遗体。

“第一次，我分检骨灰。抱着骨灰盒给家属的时候，我感觉自己抱着的不是骨灰，而是一个人，心里沉甸甸的”。小静说，社会上每个人分工不同，她感觉她的工作非常重要，她很认真，也很细心。

第一次接触变质遗体 他的衣服都渗着变质气味

张芍(化名)今年31岁。部队转业后，他参加了暨南大学的函授班，学的是工商企业管理。但在2004年4月，本来在救助站工作的他选择了跳槽到殡葬服务中心的运输部，干起了驾驶和搬运遗体的工作。

“在进入这个行业之前，我只看过自己的父亲和领导的遗体。刚来殡葬中心时，接触到的也都是一些正常死亡的遗体，我都能接受。最难忘的经历是第一次接触腐化很厉害的遗体，那是2004年5月中旬，那具在中山三路越秀南的遗体发出了恶臭、生满了虫子，面目已经很不清楚了。搬完那具遗体，我的衣服渗透着恶臭味。张芍说，见到那具遗体后，他以为自己会吃不下饭，但没想到自己还能正常的吃饭、回家休息。

也就是这次难忘的经历后，张芍确定自己能在这一行做好。

年龄渐长，没女友挺着急

在殡葬服务这个特殊的行业工作，大学生们不仅会遇到来自陌生人的种种压力，也要面对家人和朋友的不理解，更要承受失去朋友的痛苦和寂寞……在生活中，他们是一个鲜活的真实的个体，有笑有泪有忧愁有害怕。面对记者，他们微笑讲述个人情感和尴尬故事

他们的情感“特殊行业，更需要另一半理解”

在殡葬服务中心工作的不少大学生仍没有谈恋爱，他们虽然渴望爱情，但由于工作特殊，也不得不感慨“一切随缘”。

未婚者：不知何时能谈恋爱

“儿子啊，该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了”。每次在老家辽宁的妈妈打电话给苏勇的时候，总是不忘催催儿子的婚姻大事。

24岁的苏勇身材高大，性格开朗，爱打球，阳光而帅气。他常常和同事开玩笑，“瞧瞧我这条件，还怕没女孩子喜欢吗？”可话是这么说，但身在异乡的苏勇常常感觉到孤独，也有些许无奈。他向记者分析起他的难处，“我们这个特殊的行业，每天面对的都是伤心的家属，在伤心的环境中，你怎么有机会把认识的女孩发展为自己的女朋友呢？另一方面，我们的工作这么特殊，有些女孩子会很忌讳。这两方面的原因把我们结交女朋友的几率降低了。”说罢，坐在记者对面的这个阳光而帅气的男孩埋下了头。

苏勇说：“年龄一天天、一年年地往上增，我其实也挺急的。”但他又话锋一转，带着自信的微笑对记者说：“不过，急也急不来，随缘吧，我相信终有一天会找到一个理解、适合我的另一半。”

在防腐部工作的王进与苏勇是老乡，目前也没女朋友。他告诉记者，虽然自己已经过了心理关，但还是有点介意别人的看法。“我是辽宁人，在家里我并没有受到什么歧视，家人亲戚朋友都不介意，也支持我。但我还是有点担心，我的社交圈子比较小，每天两点一线，朋友都是自己的同事。我没有谈过恋爱，也没有相过亲，主要是担心对方介意我的职业和岗位。”王进说，他现在还没有考虑过自己的感情问题，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谈第一场恋爱。

相对于他们来说，小静就幸运多了。小静在进殡葬服务中心工作之前，就已经有男朋友了。“我男朋友观念很开明，他很支持我在这一行做”。

已婚人：最需要另一半支持理解

张芍的妻子也曾经对丈夫从事这一行有意见。“那时我和妻子商量要来这里干时，妻子不肯。我骗她说，我只是做司机，不看尸体，妻子才勉强同意”。张芍至今还常常为他的这一“谎言”而自鸣得意呢。后来妻子什么都知道了，但也已习惯了。茶余饭后，妻子还会让张芍讲讲工作中遇到的趣事，小俩口的日子过得很滋润。张芍总结性地对记者说：“从事特殊行业，我们很需要另一半的理解和支持”。

他们的担心 为遗体整容时针头划破了手指

在防腐部工作的王进说，每个月自己都要做些最令人难受的事情，就是处理无名尸。“无人认领遗体一般都是存放时间很长的尸体，有些甚至是存放几年的遗体，再好的防腐措施也没用，尸体都发生腐烂了，腐臭味很浓，那种味道是你们从来没有闻过的。以前处理无名尸体都需要公安部门同意，因此，每月都有一两次集中处理无名尸体的任务，而这时就是我最难受的时候。”

防腐部门一个主要的工作就是为遗体注射防腐药水和为遗体化妆，注射防腐药水比较简单，遗体哪里出现了腐烂，就在哪里注射药水。至今王进感到最害怕的事情还是在一次化妆时出现的意外。

王进说：“有些遗体进来的时候，头部面容都出现了扭曲。有一次，一个遗体的头颅裂开了，我负责为其整容。当时我左手拿着长长的弯针，给遗体缝合头皮，一不小心，针头穿过头皮的时候，划破了我的手指。当时我很害怕，因为不知道遗体有没有传染病，通过血液会不会传染。”自从划破手指之后，王进每次给遗体化妆整容的时候，都很小心，不敢用力，既是担心划破遗体，也担心划伤了自己。

王进认为，给遗体化妆其实是一项高危的职业，“比如非典期间，大家都关注了白衣天使，认为他们处于最前线，其实我们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同样坚持在一线，甚至更危险，因为我们的防护措施并没有医院那么完善。”

他们的尴尬 朋友请他吃了顿“最后的晚餐”

大学生们遇到的更多的是来自各方面的误解和尴尬，有时甚至来自朋友。

当面接名片出门就扔

在殡葬服务中心，记者每每对受访者要张名片，对方总是找了很久都没找到，最后无奈地说：“我们的名片没人愿意要。别人一看，殡葬服务中心，连连摆手；或者当面接了，出门就扔了。所以我们很少用名片，更不会主动给人名片”。其实，在殡葬这一行工作的人员遭遇的尴尬远远不止于名片被扔。

老同学半途请他下车

张芍向记者讲了一个他同事的故事。“同事小A，有个做生意的朋友小B，小B知道小A在这一行工作后，就请小A吃晚饭，席间两人聊了很多。吃完饭后，小B开车回家，小A准备上他的车，但小B拒绝了，给了他50元钱，让他自己打车回家。这以后，两人再也没有联系过，小A明白了，那顿饭是两个朋友最后的晚餐”。张芍在知道同事的故事后，感觉很寒心，干了殡葬服务一行，连朋友都会离他们而去。现在张芍的很多朋友都不知道他在这一行工作。他说，对忌讳这行的朋友，他从来不告诉他们真相，只说自己在民政系统工作。

王进也说自己的社交圈子很小，每天就是在住处和殡仪馆之间来回。“每次过年时，自己都不好意思给同学朋友打电话拜年，别人总觉得你很晦气。”

让王进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朋友的误解。2004年8月份，王进在广州联系上了10多个高中同学，大家一同出去打篮球，吃饭时大家互相聊天，并介绍自己的工作。王进当时没有忌讳，老老实实地说自己在殡仪馆工作。“当时同学们表示出了惊讶，但碍于面子没有说什么。吃完饭，之前本来说好开车的同学要送我回单位的，但当车开到体育学院时，这个同学就找出种种理由把我送下了车。最后是我自己回到殡仪馆的。”王进说，从此以后，他很少说起自己的单位，过年的时候也很少和同学联系。

搬尸体被当成嫌疑犯

“我们这一行总是要遭遇一些尴尬事，我虽然没有因此而失去过朋友，但遇到更尴尬的事情呢。”苏勇戏称，他遇到的这件事“绝无仅有”。2003年11月末，他还在运输部实习，去了一个小巷的房间抬一具被烧死的尸体出来。“我把尸体抬出来，经过巷子的时候，遇到我的人都急忙躲开。我感觉自己真伟大，敢来抬尸，别人看都不敢看”。但是等他回来不久后，却收到公安机关的传令，说现场留有他的痕迹，他被认为是犯罪嫌疑人了。“我当时一下感觉找不着北了，我怎么会成为犯罪嫌疑人呢？”后来，苏勇才从警方那里了解到，原来是他在搬运尸体的时候，留下了一根烟头、吐了一口痰，公安据此才找到他的。“我还去了一趟公安局检测DNA。不过，我很快就被排除了嫌疑。呵呵。”苏勇说，多年后，这件事一定会成为他值得回忆的一段经历。

买家得知真相拒绝买房

据殡葬服务中心的一负责人介绍，他们的员工因为行业的特殊，他们的生活成本都要比常人多一些。据介绍，有位员工在天河区有套房子，本来想以30万元的价格卖出去，买主前来看房子之后，对房子和价钱都比较满意，准备签合同时，买主发现房子主人的工作单位是殡仪馆，立即拒绝购买。

该负责人笑着说：“现在我们的员工有房产需要出售的时候，都会先转到自己亲朋好友的名下，或者是转到自己儿女的名下，然后再出售。要么就只能减价出售。”

“首例人禽流感死者我烧的”

自从进入殡葬行业，大学生们时常被人问起“这一行每天面对一些伤心的家属或是遗体，生活会有乐趣吗？”，他们并不闪烁其词，而是直言很有成就感和自豪感，生活也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么晦气，一样有很多工作的乐趣。

苏勇：“干这一行很自豪”

岗位：火化员

动机：看好殡葬前景

乐趣：“呵呵，广州的第一例禽流感是我烧的，扮演伟人的古月是我烧的……”

“呵呵，广州的第一例禽流感是我烧的，扮演伟人的古月是我烧的……我不干这一行有这个机会吗？干这一行我挺有成就感的，也很自豪”。苏勇这样评价他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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