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关推荐
以政治为业读书笔记
《以政治为业》演讲是其政治思想的一次集中阐释。小编整理的读书笔记，供参考！
以政治为业读书笔记1
《以政治为业》是第二篇演讲，读起来发现基本思路与第一篇还是有一些相似之处，读完之后，发现两者之间的联系是有内在主线的，便开始思考两者之间的联系该从哪里入手，将其有机的串联起来，其中发现了一些联系，也能够很明白的理解，但很多方面还是感到很难把握，原因我想就在于对其作品读的较少的缘故，对其没有一个系统了解，针对这样的问题，现就从这篇演讲的本身入手，对其进行一个明晰的梳理，以便在这样的过程中再找到更好的思路。
在《以政治为业》中，我认为韦伯采用的是一种层层设问的方式把自己的主题和内容组织连结起来。他首先提出了广义的政治是“一切自主的领导行为”，然后界定其范围为从“一个政治团体——也就是今天的国家——的领导权，和该领导权的影响力的力的角度，来理解政治。”在此，他提出既然国家是一种人支配人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由正当暴力手段来支持的，要让国家存在被支配者必须服从，那么什么时候服从？为什么服从？这种支配权有什么内在的理据和外在的手段？韦伯在此给出答案，内在的理据即基本的支配类型有三：1、传统的支配类型2、超凡魅力型（卡里斯玛型）3、法制的支配类型。并说明了支配者所具有的资源是人和物两个方面，即行政幕僚和行政工具。
为了说明以政治为业的含义，他先从近代国家的出现谈起，然后谈到了职业政治家的出现，在此他提出疑问，以政治为业的政治家是什么样子呢？他认为有两种形式：1、“为”政治而生存2、“靠”政治生存，但在当时的党派斗争中，政党的追随者追求的是官职，而政党成为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在此情况下，如此相反的专业官吏开始兴起，韦伯并区分了行政官吏和政治官吏的差异。接着他开始探寻职业政治家的来源，将其列为5类:1、僧侣阶层2、受过人文主义的文人3、宫廷贵族4、绅士阶层（英格兰特有）5、法律学家（欧洲大陆特有）在此，还介绍了官吏和政治家的不同性格。
接下来韦伯提出问题:相对于职业政治家，党内官员是在近几十年或近几年才出现在历史，那么这些党内官员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如何？针对这一问题的解决，韦伯认为我们必须去研究政党和党的组织，在此前提下，他介绍了政党的产生、发展和经营，以及政党组织的独立和强化、政党新旧形态之间的冲突，并介绍了英、美、德三国政党的各自情况，在这样的了解了，他分析了德国政治家的现状，并分析了德国政党的前景。
在熟知这些情况之下，韦伯开始思考，以政治为业的生涯会给人们带来什么样的内心感受和以政治为业的人应该具备怎样的个人条件呢？韦伯认为政治生涯可以让人产生权利感。而政治家必须具备三种前提性素质：1、激情（不脱离实际的激情）2、责任感3、恰如其分的判断力.
最后韦伯开始思考一个关键问题：政治作为一项“事业”的性质是是什么？如果不考虑它自身在人类行为的整体道德安排中的目标，政治能够完成什么使命？也就是说，在伦理世界中，政治的家园在哪里？在此韦伯开始解说了政治与道德的关系，首先他剖析了人们的一种谬误，区分了自鸣正义的道德和责任的道德，在此他举出两个例子1、爱情例子2、战争例子。
接着由此得出了政治和道德的一些区别，在此，提出了他著名的信念伦理（心志伦理）和责任伦理的概念，并指出其各自的特征， 政治这边，在“信念”和“责任”之间始终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对立。如果一个人严格遵照他的信念去追求一种终极的善，那么这个目标很可能会在追求的过程中就早早夭折。这其实是一种将信念完全置于后果之上的、不负责任的做法。它具有楷模的价值，但也只具有楷模的价值罢了。而在另一方面，一个“善的”结果的最终获得，往往又是同一个人所愿意付出的代价多少相关联的，“他为此不得不采取道德上令人怀疑的、或至少是有风险的手段，还要面对可能出现、甚至是极可能出现的罪恶的副效应。”因而这种对于善的追求反倒获得不了理想的支持。
心志伦理与责任伦理，基于同样对善的渴望，却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行为方式。 前者，坚持伦理内在价值的一以贯之，以一种“纯粹的意志”行事，只要心里秉持着善的初衷，就可以勇敢果决地照着它的指引去做。因而，至于行为会否引发罪恶的后果，则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亦不在责任承担的范围之内，那是上帝的事。而后者，则将行为所可能产生的后果归于自我。如果在可预的将来会产生可遇的恶果，那么即使动机是善的，“我”也有责任对它加以克制和避免。在信仰与现实的磨合中，“信念”便渐渐由天堂降到了地面。
于是，目的'与手段间的紧张关系便形成了两种伦理在具体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分歧所在。心志伦理者可能因为善因而得恶果，而责任伦理者则可能由“圣洁化”的目的为掩护而做恶行。二者无所谓对错，却都有危险性。这种危险性存在于何处？首先，道德本身是不是可“设计”的？对于责任伦理者，似乎认为，可以通过有争议的行为，而最终到达那些对道德“愚忠”的人所无法达到的“彼岸”。他在“设计”着他的行为，力图在琐碎而又充满变动的现实中，摸索着前进，以实现他的终极理想。仿佛负负可以得正，恶行也可以幻化出善的模样。如奥古斯丁所言，“正义的基础是非正义，道德的基础是非道德。”可是谁能够判断，究竟“恶”在何处终结，“善”又在何处重生？是现在的你，还是将来的你？
于是，第二个问题便接踵而至，道德，是不是“可证”的？心志伦理者不存在这样的疑问，因为他们坚信，会有一个末世的“千年王国”，这个世界无论在他漫长的生命中如何变化，他的终点却始终会是道德的实现。而责任伦理者却只能盯着脚下的路，但不知道这条路会最终将他们引向何方。他的症结其实在于“不可测”与“不可遇”之间的矛盾。人以一种自以为正确，可以避免不良后果的方式作为，却完全有可能由于主观判断的失误而恰巧遇上这样的恶果。原因很简单，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心志伦理，强调宇宙—伦理观上的绝对理性；而责任伦理，则是基于现实考量的绝对理性。因此，理性与非理性的因素在两者身上皆有体现。
所以最终，马克斯·韦伯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将“信念”和“责任”两者结合在一起人才能够担当政治的使命：“一个人得确信，即使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愚陋不堪，根本不值得他为之献身，他仍然能无悔无怨。”至于他面对着这样的局面，是依然能够说“等着瞧吧”还仅仅是“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只能如此。”只有做到了这一步，才能说他听到了政治的的“召唤”。在这里，我在想，在未来这个道德多元的时代，这两种伦理可否殊途同归？这种可能究竟有多大？
以政治为业读书笔记2
马克斯韦伯是德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是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其被誉为“资本主义的病理学家”、“德国的马基雅维里”、“资本主义世界的卡尔马克思”，因其卓越的学术贡献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以政治为业》是韦伯于1919年向慕尼黑一批青年学子发表的演讲。在这篇演讲中，韦伯从对国家的分析入手，阐释了支配的三种类型，并详细地论述了职业政治家及政党制度的产生发展，最终落脚于政治与道德的关系。韦伯的思想无疑是深刻而具有生命力的，现代学者一般认为《以政治为业》集中地反映了韦伯一生的政治思想，是研究韦伯的首选书目。
一、关于权力及国家本质的分析
现实中，无论政治如何来定义，它必然包括人与权力这两个核心要素。权力总需要选择合适的人来行使，同时，权力的行使需要通过一定的政治制度来进行制约和保障。特定的政治制度不仅界定了不同人群之间的政治关系，而且也为什么样的人可以享有权力及权力的大小进行了限定，政治活动即是在一定的制度下“争取分享权力或影响权力分配的努力”。毫无疑问，权力具有支配的特性，权力所有者正是通过人们的服从来维持其支配地位。那么，权力从何而来？政治上居于支配地位的权力又为什么能维持其支配关系呢？
韦伯认为权力行使的另一面意味着服从，而“服从是由极强烈的惧怕或希望决定的”。人们或是因为惧怕权力所有者的打击报复，或是希望从权力所有者处得到奖赏，从而产生了服从行为。从这一角度看，暴力是权力背后的影子，是权力最坚实可靠的来源。一些影响时代进展的政治人物，往往也对暴力有着深刻且清醒的认识。例如，大革命失败以后，面对中国革命的低潮，毛泽东率先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述，中国共产党自此开始了武装夺取政权的抗争。在现代政治生活领域，最具有权力也是合法拥有暴力手段的政治组织就是国家。因此，韦伯认为国家本质上是一个在一定疆域内可以合法并垄断使用暴力的一个团体。国家所拥有的这一特殊工具，也成为国家与其它政治组织的最主要区别。
暴力总是与战争和动荡相联系，其往往是非常时期迫不得已之行为，政治稳定时期权力的经营则需要系统的行政管理。也正是这样的行政管理使得政治体系人与人之间的支配关系制度化、稳定化。从这一角度，韦伯找到了给国家分类的新方法，也发现了现代国家演进的“惊天秘密”。韦伯认为无论是暴力还是行政管理，国家都需要一批幕僚和物质行政工具作为基础。正是因为行政工具所属于不同政治势力，这些不同势力彼此联系，相互斗争，从而推动着国家形式不断的发展。现代国家“已经没有哪一个官员，对于他所支出的钱，或他管理的房屋、仓库、工具和武器，拥有所有权。”当国家这一政治组织将所有行政工具的所有权纳入自己的麾下时，国家从封建君主国发展为现代国家。有趣的是，韦伯将这一过程同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过程进行对比，认为现代政治制度的演进与资本主义企业通过逐渐剥夺独立的小生产者而得到发展如出一辙。韦伯的这种角度在其稍后的论述中曾多次出现，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
二、关于政党政治的分析
政党的兴起与君主专制的衰落密切联系。在16世纪的欧洲，封建君主为了与贵族进行权力争夺，在身边招募了一批私人亲信或阁僚，这些阁僚或以国务顾问或以合议制的形式出现，合议制所导致的意见对立，以及由此产生的多数票和少数票成为了政党、议会及政治家最初的萌芽。在幕僚与合议制的帮助下，君主得以从不断增加的政治重负中解脱出来，但这同时造成一个后果，即君主的权力逐渐地退化，君主大权独揽的状况逐步让位于专业的官吏团体来行使。“16世纪时，在较先进的国家，专业官吏在战争、财政和法律这三个领域取得了明确的胜利，确定了专业官吏集团对封建君主的胜利”。在这种情况下，“君主日甚一日地落到业余政客的地步”，他们不得不依赖于幕僚的帮助而在一些专业领域逐渐丧失了掌控力。随着资产阶级力量的崛起，政党政治逐渐发展起来。而当政党发展到与选举制度相联系的时候，政党的组织、政党参与政治的形式与方式也日臻完善，民主制度也初步形成。
韦伯认为与选举相联系的政党政治有两个重大的制度缺陷不可避免。第一，人们在选举政党候选人成为领导人后，便对政治活动产生十分有限的影响。对于这一点，卢梭曾经有过精彩的评析。面对18世纪的英国议会，卢梭曾讲：“英国人以为自己是自由的，他们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的时期，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来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了，他们就等于零了。”韦伯的视角同样犀利。韦伯认为政党政治只是将凌驾于行政部门之上的政治权力，交到了不折不扣的“业余政客”手里，这些“业余政客”利用对权力的掌握，“只想把专业官员当作执行的头脑和手来使用。”类似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真正的主宰者股东们，对生意经营所能发生的影响，只限于下达指导性命令和选择经理人员，而股东本身却没有能力去领导企业。韦伯的论述可谓充满了讽刺意味。第二，政党日益沦为政客们谋取官职的工具。韦伯认为当代政党政治的斗争焦点不仅仅在于不同党纲、意识形态及奋斗目标上的差异，而更在于争夺官职授予权。在政客们“抱团取暖”的行动下，政党也会认为，“在谋求官职上遭受挫折，要比反对它的客观性目标的行动更为严重。”在政党政治下，“对于忠心耿耿的.服务者，党的领袖送给他们各种官职”。韦伯的论述让笔者想起了在美国的两党竞选体制下，获胜的总统会给曾给自己提供竞选资金和各项便利的人安排一些国家的非重要职位以表示感谢。或许，政党真的已经变成了纯粹分封官职的工具，它授人以职位，根据选票的需要来修改自己的政治纲领。
三、关于“以政治为业”
“以政治为业有两种方式：一是‘为’政治而生存，一是‘靠’政治生存。”韦伯认为：“‘为’政治而生存的人，从内心里将政治作为他的生命。他或者是因拥有他所行使的权力而得到享受，或者是因为他意识到服务于一项‘事业’而使生命具有意义，从而滋生出一种内心的平衡和自我感觉。”而力求将政治作为职业者，将政治作为固定收入来源者，是“靠”政治而存的人。韦伯的这种分析方法既论及到从政所需的客观物质条件，又从从政者的心理层面进行分析，可谓别出一格。事实上，笔者认为这区分并不十分明晰，也并不意味着“以政治为生命”与“靠政治而生存”之间是相互排斥的，在现实中，人们通常是两者兼而为之，或在实践中努力寻求二者的统一。
韦伯的论述对笔者理解现代政治体系中行政官员与政治官员区分有很大启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现代的行政官员已经逐渐成为了一个高素质、专业化的群体，他们经过长期的训练后各有所长，从事着具体而专业的日常行政事务。例如警务工作、税务工作等等，都是技术性很强的领域。在现实中，我们经常可以根据一个简单的事实来辨别政治官员与行政官员：政治官员可以被灵活调动，他们可以被撤职或被暂时停职，而行政官员则是相对稳定的一个群体，若无违法违规行为，一般可以在本职岗位上工作至退休。行政官员与政治官员们所关心的内容也有很大不同，与行政官员关注于日常事务相比，政治官员更注重意识形态、党派竞争、竞选口号等方面的事务。政治官员与行政官员的区分对于现代政治体系有着重大的影响，它保障了政治体系的稳定性，保障了政治体系不会因领导人的变故而发生影响。例如美国，总统的更迭使为数众多的联邦政府高级官员、白宫幕僚大换班，但由于独立的文官制度，并不影响日常行政事务的稳定性。
韦伯的学术体大思精，其单单凭借思想本身的力量就可以征服了笔者。有了韦伯的思想打底，让我看到，很多现实中的人物与事件，其实都没有跳出韦伯的光圈。
【以政治为业读书笔记】相关文章：
《为自己工作》读书笔记08-12
《为你自己工作》读书笔记11-2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读书笔记04-07
《为你自己工作》读书笔记9篇11-2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读书笔记4篇03-08
服务业口号01-15
管业品牌口号12-28
酒业营销口号12-28
门业推广口号01-20
美业励志文案1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