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水北调工程承载着1500万北京人与水有关的梦想。但最近一项研究成果却为这个梦想打上一个问号。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近日的一项研究表明，即使将南水北调因素考虑在内，按照人均300立方米水资源量的低水平匡算，北京适宜居住人口也不应超出1700万。

　　“北京市的总体规划出来以后，我们也觉得很吃惊，因为它将2020年的人口目标制定为1800万。根据北京市的水文资料，若按照这个数字计算，北京人均水资源量甚至会低于南水北调以前的水平。”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室主任侯东民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

　　如何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成为摆在市长王岐山眼前的一道难题。

　　人口增长得失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从2002年开始受北京市发改委之托做一系列关于北京市人口调控的课题。

　　课题组在计算北京水文资料时发现，未来北京市自有水资源供水能力约为35.6亿~37.1亿立方米，加上南水北调对北京市的水资源供应量约12亿~15亿立方米，北京市未来水资源可利用量约47.8亿~52.1亿立方米。

　　以现在人口增长的速度来看，到2020年北京有可能达到2000万人。照此推算，2020年北京市人均水资源量将低于南水北调以前的水平，由2000年284立方米,降低到250~280立方米。

　　国际公认的缺水标准是人均1000立方米以下,300立方米被认为是不应突破的底线。按照这个最低标准计算，北京市水资源合理人口承载力不超过 1700万人。

　　“国家承担了南水北调的成本，本意是缓解北京水资源紧张的现状，提高人均量。”侯东民说道。

　　据了解，南水北调工程在规划的50年间划分三个阶段实施,总投资将达人民币4860亿元。南水北调总体规划分为东中西三线，目前正在建设东线和中线一期工程。

　　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张基尧透露，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投资将达到2250亿元，比预计增加了1010亿元。

　　“但现在遇到的情况却是，水还未到，人口增长吞噬南水北调成果的趋势又已经形成。”侯东民担忧地说。

　　侯东民还表示，由于受规划所限，想要增加调量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更重要的是，如果一个城市的发展完全依靠外循环，并非长久之计。

　　虽然可以预期，即使达不到300立方米这个门槛，人们还是可以在这个城市生活下去。但必须以压缩必要的发展用水，或者降低城市环境或生活质量为代价。

　　走不出的循环

　　“如果北京只是搞节水而不搞人口控制的话，那无疑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侯东民表示，当前最重要的是必须改变北京人口增长的“失控”的状态，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顾宝昌教授指出，北京的人口规划已经走入了一个“屡设屡破”的循环：每次人口规模目标设定之日，也就成了人口规模突破之时。

　　“把居住半年以下的也加进去，北京市人口目前已经达到了1600万。”侯东民说。

　　1600万是北京市“十一五”规划（草案）中设定的目标，但这一目标在北京两会期间受到了委员代表的质疑。

　　在最后审议通过的纲要报告中，北京市删除了原来“力争2010年全市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1600万”的表述。

　　改变经济增长方式

　　由于北京的自然出生率已经降到了低水平，外来人口的进入是北京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因此有观点认为，限制外来人口进京将有助于抑制人口的过快增长。课题组对此并不赞同。

　　“调查显示，来北京打工的民工中有75％是已经联系好工作的，也就是说，是北京的岗位请他们来的。只要有需求在，限制住了一拨，必然还要来另一拨。”因此，侯东民认为，北京人口规模失控的根本原因是北京的经济增长方式仍过多依赖于劳动力增长。

　　侯东民表示，1990年以来北京市劳动生产率虽然也有较大幅度提高，但提高速度明显落后于上海、苏州等地。目前北京市增长每单位产值要比上海、苏州多增长60％的劳动力人口。如果北京市劳动生产率目前达到上海、苏州的水平，北京当前劳动力需求相应减少250万人。

　　“北京市人口调控问题，实质上是如何减少经济发展对劳动力需求的问题。”侯东民认为，未来北京市能否有力扭转经济增长方式，对人口增长有决定性作用。

　　返回“城市定位”

　　顾宝昌表示，一个城市如果规模过大，不论如何治理，前景都是值得担忧的。侯东民称，对于北京来说，最关键的是将产业结构拉回城市定位上来。

　　为了增加GDP和解决就业，北京不得不有意无意地背离它的城市定位。

　　北京市发改委的一位官员称，“开发区像一个麻袋，土豆不论大小都往里装”。据了解，北京市目前在产业政策中对高新技术企业出台了优惠政策，但市、区、县一般企业准入的门槛很低，郊区县一些开发区基本上“照单全收”，有的甚至为了吸引企业进入还搞“零入驻”。

　　资质差的企业能贡献GDP但却无益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课题组提出建议，应出台更有力的、与城市定位相匹配的产业调控政策，特别是要加强企业准入资质调控，要根据城市定位及市内主要区域定位的要求，该进的“筑巢引凤”，不该进入的，即便有投资，即便影响一些发展速度，也不能进来。

　　“政府应该做好心理准备，如果真正按照城市定位走，经济增长速度肯定不可能这么快。但这是一个必须的选择，如果一直不回头，城市的基础也会坏掉。”侯东民说。

　　同时，他也表示了担心，因为北京正在错过“转身”的时机，而且随着滨海新区的发展，京津冀经济圈的格局也在发生变化。未来北京要吸引高新企业来进行本地的产业升级也将变得不太容易。